《悲情城市》，侯孝贤拍摄完成于1989年，已成经典名作。
侯孝贤通过林家四兄弟的遭遇，记录了台湾一个特殊时代的大悲剧。
影片如低沉吟诵的一首史诗，悲慨苍凉。
侯孝贤悲悯而残忍，用残破呈现真相。
这部两个半小时的长片，徐徐讲述的是大时代惊涛骇浪裹挟下小人物的卑微与高亢。
影片有很多旁白，多使用全景远景，仿佛始终在一旁注视众生的一双冷眼。
因为男主是一个哑人，所以，影片多时也如哑人一样静默，并时有默片的字幕，如史笔般触目惊心。
耳根净了，心便醒悚。
台湾光复了，但摄影师说的还是日语，人们记时，还是用昭和。五十一年的日据，留给台湾抹不去的深痕。
光复后，那么多日本国旗没用了，台湾人节俭，把日本旗改成裤子，结果老师屁股都是猴屁股一般红艳艳。台湾人的自嘲，坦然而无奈。
那时候，台湾的成年人，也需要从头学国语，因为前五十年，不教国语。
台湾人，始终找不到归宿。
回到祖国怀抱，等看到接收大员的那一副副嘴脸，台湾人又深深失望。
不过，抛开国事，台湾人还能在井巷找到一丝温软。
只是，醉生梦死的间歇还会念起疮疤与痛楚。
“不知道是不是我母亲的坟头风水有问题，自从她死后，老二到南洋无音讯，老四耳聋，老三现在回来发疯病。”一家长子林文雄有山大压力。家境也如台湾。
日本人也留给台湾一点温文尔雅的资产。
“日本人最欣赏樱花开到盛极，然后一同离枝入土的景象，认为生命就该如此。”“明治时代，有一个日本女孩跳瀑布自杀，不是厌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刻，随风离枝。”
明治维新，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而眼下的台湾，却是战后乱世。
乱世奸人多。
因为忤逆了黑道，老三文良被人陷害，被做成了废人。
这个年关，林家迎来的是厄运。
原本祥和的春节，也因苦难变成完全不同的滋味。
上梁不正，草民不理解，为什么放着老虎不去打，净去找小民的麻烦。禁烟，不去从源头治理，而是去抓小烟贩，还打死人，社会矛盾就是这么激化的。
“陈仪来多久？还不到一年，米价涨五十二倍，我们的薪水涨多少？有涨一分半毛吗？”“这哪叫政府？公司嘛！陈仪自己开的公司。”不管谁统治，草民的切身感受不可欺。
那时的台湾法院，“阿山”（台湾人对大陆来人的称呼）院长来了之后，把台湾当地人都撵走，把自己的老婆、舅子，外甥都叫来，法院变成他们自己家开的。台湾人的生存权受到挤压，回归后的感受很无奈。
台湾人自嘲：奴化的人，人家当然要换掉！又不会说国语！
可台湾人想不通，奴化？那是我们自己要的？当初还不是清政府把台湾卖给日本的？马关条约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
“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惧人吃，惧人骑，没人疼。”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刚除了外辱的台湾人，又遭逢自己政府的残酷镇压。
而一个聋哑人在乱世的颠沛更令人唏嘘。林文清，本来只是一个本分的照相馆师傅，却在乱世身不由己，一路坎坷，眼看身边亲人死的死，亡的亡，自己也身陷囹圄，悲惨，从来不怜惜善良孤弱。
监狱里，看着难友一个个奔赴刑场，文清心底也渐渐树起对这个世界的爱恨。
台湾人那时赴死的慷慨与坦然基于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清醒认识。
“你们要尊严地活着。”烈士给后人的遗言，无疑把他们的价值观，也把刻骨的爱恨，传递给下一代。
爱恨一旦铸就，百年不化。政权的顽狞，造成百年族群对立，这个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
权力可以任性，可以践踏子民，但史笔有一双清澈的眼睛。
影片中，监狱里执法队前来传讯死讯的脚步声铿锵有力，富有节奏，令人惊悚。
一边行刑的枪声不断，一片炊火锅灶噼啵叮当，生活还要延续，台湾人在恐怖下颤栗地活着，沉默而冷硬。
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一个哑人文清的映衬下，政治的残暴与子民的隐忍与不屈，像白纸黑字一般醒目。
好人不善终，王八活千年，善恶因缘不总像教科书。
林家四子，死的死，残的残。正是一个残破社会的写照。
四兄弟只剩下一个文清还健全，但是哑的。
香火还要延续。
国破家残，文清还是没能维持住家的圆满。他被抓走了，下落不明，就像二二八事件里，那么多的仁人志士，最后都落得”下落不明“。“下落不明”是替残害最体面的虚饰。
在被抓走之前，这个给人照了一辈子像的哑人，忽然起意，要给自己一家照张合影。冥冥中，他早有预感。
林家至此，四子无一幸免。
影片末尾，林家仍有细袅的人烟残存，除了一个残障的三字文良还在，其他的三个儿子都已经从林家的画面里消失，一家妇孺陪伴着风烛残年的老父，维持着残留的香火。
这个大家庭，原有的厅堂还在，但它越来越像一个祭奠的场所。
最后的字幕表明，这个残害了台湾民众的政府，最后自己也如丧家之犬。
侯孝贤把一个社会大时代的疮疤结成的过程直观地演示出来。
慷慨悲壮，直视大时代的伟岸与铁骨，这种电影，我们已经久违。
先行者那决绝的遗言，令人肃然。
“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当英雄声言自己已死的时候，那不是寂灭，而是硬铮铮重生。
仇恨也是一脉代代相传的香火，台湾人，挥之不去。
怀念日本的统治，是台湾人难以治愈的心病，而这心病的由来，有党国一份贡献。
好在，国民党后继领导人还能认清形势，承认错误，也算历史担当。
抗战结束，台湾回归，官民的矛盾，本来可以调和，立场可以一向，但由于国民党台湾接收大员和利益团伙，一味搜刮，不顾人民福祉，加之执政粗暴，酷吏任性；加之别有用心，流氓（包括日本残兵）挑唆，扩大事端，制造对立，最终导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事起，台湾接收大员夸大其词，误导南京政府，最终形成大兵压境、残暴镇压，事后官方又百般遮丑，嫁祸于人，外宣“共党阴谋”，铸就永远消磨不掉的历史疮疤。
后来，二二八事件，经过各方的涂抹，越来越像一个万花筒般的迷局。
只有李敖的叙述简截了当——他经过对历史事实与资料详尽考证之后，得出结论：二二八的事件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台湾发生了一个民变，发生了以后，台湾人就杀外省人，连杀了十天。然后外省人的增援部队到了台湾，又开始杀台湾人。杀台湾人的过程里面，这些军人他不晓得谁该杀谁不该杀，结果台湾人检举来杀，所以最后一段就是台湾人来杀台湾人，整个的故事就这么个故事。
李敖进一步解释：外省的部队上来以后，外省这些阿兵哥这些军人他怎么知道谁该杀呢？他不知道。你不知道没有关系，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你他该杀，他是张三该杀，他是李四该杀，告密的是谁呢？告密的就是台湾人，台湾人跟别的台湾人接了梁子，或者有利害冲突，就告密，结果呢就是台湾人告密，借了国民党军队的手杀掉了台湾人。
一个大恶的铸就，往往由作孽的众手造就。
二二八事件中有各方势力作恶，甚至还有为数可观的遗留台湾日本兵的参与，但，人们只记住了政权的作恶，因为，也只有政权才有导向、有左右局势的力量。
影片中，陈仪那温婉敦厚的绍兴口音几次出现，台湾人围着半导体洗耳恭听，仿佛在听一个长者谆谆教诲，陈仪在一遍遍宣示他的菩萨心肠，说他会对台湾人好，要大家不要闹。而与这温婉的教导鲜明对比的，是后来杀戮的狰狞。一个政权的信任坍塌，常伴随着一个个诚恳的欺骗。
历史往往走笔荒诞，仅仅三年三个月后，这个已升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就被老蒋以“通匪”的罪名处决，而且是从大陆押回台湾处决。当陈仪被押回台湾时，万人空巷，目睹他步入终途。
台湾人以为苍天为他们复了仇，其实那只是老蒋灭了一个新患。
历史因果，从来不那么简洁。
只是，有些恶，一旦做了，天下人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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