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和陳寅恪有著“南北二陳”之稱的著名史學家陳垣在不同的場合曾經表達過相同的焦慮：“現在的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為什麼陳垣先生如此焦慮呢？因為當時坐鎮巴黎的是被西方人視為“所有時代裡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的伯希和，而坐鎮日本最著名的就是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何許人也？如果非要一句話概括他的地位，用他的再傳弟子谷川道雄的話說就是“日本陳寅恪”。
晚年內藤湖南
根據日本的傳說，第十五代天皇應神天皇八十五年，即公元285年，百濟送了一批釀酒工人和裁縫給日本，還附贈了《論語》，從此開啟了日本學習了中國文化的先河。
不過，儒學並沒有因為《論語》的率先傳入而處於較高低位，事實上，直到德川幕府興起之前，日本的思想屆處於佛教統治之下，儘管佛教也是經過中國傳入日本，長期以來，儒學只能居於佛教從屬地位。
德川幕府興起之後，日本趨近於統一，出於當時環境的需要，人們才開始有意識地提倡修身齊家的儒學。
等到內藤湖南出生的時代，儒學的光環已經黯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種種思想學說。
少年時期的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本名內藤虎次郎，號湖南，聯想到陳寅恪寫給王國維輓聯中“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兩句，就更加理解陳垣先生的焦慮了。
他出生於一個武士家庭，在德川家族三百年的統治時期，武士因為學習並實踐儒學的忠孝禮義而備受尊重，雖然他出生的時候武士的地位已經明顯下降，可是舊有的習慣不會馬上革除，所以他從小接觸的就是正統的儒家教育。
他天資聰慧，在周圍享有“神童”的美譽，在他十五歲那年，他用中文寫了一篇歡迎明治天皇視察學校的文章，更是技驚四座，更加引人矚目。
明治維新後武士地位的下降，也讓他的家庭經濟情況一落千丈。以他的才學與才能，按部就班的接受教育，考上日本的頂級學府問題不大。最終他因為家庭經濟問題，不得不就讀於免除學費的秋田師範學校。
他的聰慧在就讀師範學院的時候再次展現，原本四年的課程，他僅僅用了兩年便修完，剩下的兩年用義務教書來償還了本該畢業之後需要償還的學費。
晚年內藤湖南
因為從小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自然在精神上偏向於中國。中國內藤湖南的著名研究者錢穆的孫女錢婉約說：內藤湖南喜歡中國的一切東西。
公元1899年，內藤湖南終於夢寐以求乘坐上了趕赴中國的輪船，將第一次踏上令他無限嚮往的國度。他從神戶出發，在天津大沽上岸，遊覽完天津、北京，南下上海，然後遊歷了杭州、蘇州，尤其是在蘇州，他特意去了寒山寺，因為那裡是日本人最喜歡的唐詩楓橋夜泊的古蹟，也許他還在午夜聆聽了寒山寺的那聲鐘鳴。
他在中國一共逗留了三個多月，不僅增長了見識，還和當時中國的眾多學人筆談，筆墨縱橫之間，流露出對中國時局的憂慮和對未來的擔心。
當時的中國學人，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國維和嚴復。
王國維當時四十一歲，內藤湖南初看他好似三十歲上下。王國維雖然不懂外語，但從舉止上能看出是個極富涵養之人。
嚴復當時四十七歲，不僅古文功底深厚，而且曾於英國遊學三年，英語自是不在話下。內藤湖南稱讚嚴復“眉宇間有英爽之氣”。
筆談過程中，片刻的寒暄之後，內藤湖南直入主題：“敢問貴國時局，當從何處著手，方見起色？”
王國維回覆說：“政府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於政務，必無改革之望······恐一時尚難語及。”
內藤湖南接著問道：“貴國時事，尚難變法耶？”
“目前尚無從語及，大約時間之後，列國交相逼迫·····不得不變矣”
可見當時晚清的士大夫對於政府也是持有悲觀態度，內藤湖南只好放棄這一話題，改問教育，當談及教育需要從翻譯做起的時候，和嚴復的談話開始了。
內藤湖南見解高超，針砭時弊，而嚴復也直抒胸臆，於是兩人相談甚歡。
談話的結尾，內藤湖南問道：“京中有可以與之談論時務者乎？”
嚴復的回答在當時已相當大膽：“······何處可以言時務者，吾不知也。”
內藤湖南在筆談中提出的問題並非心血來潮，而是由來已久的疑惑。師範畢業之後，他到東京謀生，一開始做記者，後來還在政府之中當過秘書。在東京工作期間，接觸到了大量的滿清政府留學生，這些學生有的是政府捐助，有的是自費學習。
這些學生的裝扮和魯迅在藤野先生描述的差不多，“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
這些留學生中只有少部分為了求學而來，大部分是為了給自己鍍金，用幾年的日本留學換取歸國後的錦衣玉食。課程上不僅不用功，對問題的闡述也是故弄玄虛。
內藤湖南後來在他的詩文集中曾經描述了滿清留學生的狀態：“然其所學者，必先曰政法，業喜速成，義避艱深，一知半解，高談放論，以其時勢所趨，能動當路，乃遂倒持太阿，妄指鄰邦之瑕疵，縱意毀刺，投國人恥敗思報之情，迎大吏求名急功之意，往往因以博取好官，菲薄自用。”
到底是什麼導致學生的這種行為呢？內藤湖南帶著對文化的憧憬和這樣的疑惑來到中國，勢必要弄個明白。筆談之後，他幾乎可以斷定，這種風氣就是在國內養成沒有改掉而已。
作為亞洲的龍頭老大，面對著歐洲文化的和殖民勢力的向東擴張，卻還在醉生夢死，讓一個滿心向往中國文化、認為中日文化同源的學者怎能不痛心？
右起分別為內藤湖南、富岡鐵齋、羅振玉、犬養木堂、長尾雨山
這種痛心可能就成為後來奠定他學術地位的兩大見解之一——空間上的“文化中心移動說”——的最初原因。
他說“希臘哲學之祖多在埃及、腓尼基學習。羅馬的學者、法律制定者大都遊學於希臘。”基於這個邏輯，近代西洋文化與政治的重心由歐洲移到美洲，那麼東亞乃至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應該由中國移到日本。
這種日本居於東亞乃至亞洲重心的說法，固然有他想要表達的初衷，可以後來軍國主義迅速崛起，甚至利用他的學說大做文章，無論怎樣尊敬內藤湖南的學識，這件事上也有他的部分責任。但是如果認為他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幕後文化推手，就有些言重了。因為一個國家想要擴張，都會找他的理由，提供理由的學者也只好跟著背黑鍋了。
內藤湖南高足宮崎市定
內藤湖南的另一個見解就是著名的“唐宋變革說”。
在長期研究的過程中，內藤湖南根據自己的認識將中國的歷史劃分為了三段。
第一段是上古時期，由文明開始到後漢中期，有上古產生的文化完成向四周擴展的過程；接著是上古到中古過渡時期，也是第一個過渡期，由東漢後期開始到西晉為止，過渡期內中國文化暫時停止了向外發展。
第二段是中古時期，由東晉開始到唐朝中葉，這一時期是邊境各民族接受中原文化覺醒之後，反作用於中原地區的時期；接著是第二個過渡期，從唐末到五代，這個時候周邊民族的實力在中高原地區達到了頂峰。
第三段是近世時期，包括宋元明清。唐末到北宋初期是中古時期向近世時期變化的轉折點，也就是“唐宋變革說”。過去認為唐宋一脈相承，但是內藤湖南否定了這個看法，唐代屬於貴族政治，雖然皇帝專制，但是在世家大族和門閥勢力面前，不得不讓步，甚至皇帝也可以認為是貴族的一員。但是到了宋代，皇帝超越了一切貴族，不再受制於他們，而平民也得到了相應的自由，地位開始上升，平民地位上升這一因素的不斷積累，在清末終於瓦解了中國帝制。
內藤湖南
號稱“日本陳寅恪”的內藤湖南，和陳寅恪確實有相似之處，“唐宋變革說”和“關隴門閥”的提出都震撼了整個學界，同時批評之聲也不絕於耳，但是不管怎麼質疑，兩大學說的基本框架依然巋然不動。
而且兩位同樣是任教於頂級學府，都屬於破格錄用。
陳寅恪雖然遊學歐洲，但文憑卻是沒有，在多人的幫助下才成為清華研究院的教授；內藤湖南雖然有文憑，但是一個師範的畢業生執教日本頂級學府已屬非分之想，怎能一登場就是教授？於是屈尊講師之位的兩年之後才成為教授。
像推崇錢穆的國史大綱和呂思勉的中國通史一樣，在史學史方面，錢穆的中國史學名著和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也是瞭解史學發展和指導閱讀史書的入門讀物及重要參考書（儘管陳垣先生也有這方面的講義，但是不太細緻，至於梁啟超先生的讀書指南，太過於籠統，而且不限於史學）。
內藤湖南最欽佩的中國史學家是杜君卿、錢竹汀、章實齋，“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於修史的方法及中國史學史乃承受實齋衣缽；而探討我東北史地，不遺餘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徵諸人事”。同時他又仰慕清代的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者的淡泊名利、專心治學之風。
王國維稱讚內藤湖南為一代儒宗，綜合他的學識與學風，完全匹配這一稱號。
內藤湖南出生於日本本州島東北部秋田縣十和田湖之南，於是有人認為他的號——湖南——來自於地名。
但是他曾經對中國留學生資耀華說：“你是湖南人，我也到過湖南。我對湖南特別有好感，我欽佩你們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樣傑出的人才，我看將來能夠收拾大局的恐怕還是湖南人。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內藤湖南。”
不管這一說法是內藤湖南出自真心還是恭維，可以看出他對於湖南人是極其推崇的，而那句“將來能夠收拾大局的恐怕還是湖南人”，真可謂是有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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