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己亥春末，未滿四十八歲的龔自珍，忽然辭職離京，關於這一出乎意料的舉動，吳昌綬先生解釋為“先生官京師，冷署閒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嗜奇好客，境遂大困”，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實際上又有些說不通，如果真的是因為生活困頓的問題，前幾次有外放做官的機會，他早就可以抓住，為何要等到這個時候呢？
實際上龔自珍的這個決定，不過是憤懣長期鬱結於胸的必然結果。
清代是考據學盛行的時代，這個時代的讀書人想要榮華富貴，想要平步青雲，就必須多讀書，成為博學多才之人，他們讀書的方式也非常特殊：埋頭在書房之中，拿著各種各樣的書籍版本進行對比，以便還原出古籍最初的樣貌。
錢穆在近三百年學術史裡面道出了清代考據最主要的原因，“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摧於上，出口差分寸，既得奇貨，習於積威·····精神意氣，一注於古經籍，本非得已，而習焉忘之，既亦不悟其所以然”。
龔自珍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讀書環境裡面，如果他循規蹈矩，以他的才華與才氣，本可以飛黃騰達，但是冥冥之中彷彿“天將降大任”於他，讓他衝破了乾嘉考據的藩籬，開啟了經綸濟世的風氣。
龔自珍出生於官宦之家，祖父和父親都是科舉出身的，無論他喜歡不喜歡，科舉之路是沒有辦法逃避的。
在他十一歲的時候，他就隨父親來到了京師，一直到他二十一歲，整整十年，他將京城士大夫的風氣已經瞭解得一清二楚。他才華橫溢，京城的官吏求他作詩，他也不吝惜筆墨，多次為人執筆。他的外祖父——著名的文字學家段玉裁見了他的詩，在讚賞的同時，流露出了擔憂，勸說龔自珍：詩文對於治經典有害處，詩歌越工整，害處越大（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為之愈工，去道且逾遠）。
少年的心性最心猿意馬，不論嘴上怎麼答應，內心早已經不在掌握之中了。龔自珍儘管答應了外祖父的要求，並且拜師程易田，內心早已經把章學誠作為老師了。
章學誠反對清代的學術氛圍，受他的影響，龔自珍在思想上也就異於當時之人，一反當時媚古的習氣，而留心社會關懷。嘉慶、道光之時，距離康乾盛世的結束不到三十餘年，很多人正沉醉盛世之中，只有龔自珍觀察到當時的社會已經病了，於是寫文章告誡時人，結果人們把他當做瘋子看待。
一個超過時代的人必然會被當做異類，而後人哀悼他，懷念他，而正是這些大肆哀悼與懷念的人同時又極度排斥同時代的思想超前者，初看彷彿是笑話，冷靜之後，發覺這一現象的背後一陣悲涼。
他就算是在排斥當時的學術環境，還是要硬著頭皮參加科舉。
嘉慶二十三年中浙江鄉試。
嘉慶二十四年會試不中。
嘉慶二十五年會試又不中。
他自負其才，寫下了“東抹西塗迫半生，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這樣孤傲的詩句。
直到道光九年，龔自珍已經三十九歲，才中會試。朝廷考察他可以當個縣太爺，他卻辭而不受，繼續當他的內閣中書，雖然是閒差，他依舊可以留在京城，如果有機會上疏，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八年後，他四十七歲了，在一場名為“京察”的考試之中脫穎而出，名列一等。在皇帝親自視察的時候，他因為聲音格外洪亮，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嘉獎，又有了外放的機會，他同樣放棄了。
至於放棄的原因，正是他本人的抱負，想要為國家醫治病痛。
龔自珍或許有些一根筋，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儘管他是出生於官宦之家，但是家中並不富有，而且祖父和父親兩代都是勤懇做官，並沒有很大的勢力，他放棄所有可能升官發財的機會，為的就是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
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和他齊名的魏源。魏源的科舉名次並不比龔自珍強，但是為人“腳踏實地”，魏源成為封疆大吏的幕僚之後，在其勢力的庇廕下倒賣食鹽專賣許可證，一句擺脫了寒門，躋身於富人階級。同時，魏源還在南京、揚州等地大肆的購入房產，龔自珍想做的話，肯定會比他做得更好。
那麼為什麼龔自珍不這麼做呢？
龔自珍是一個詩人，對他而言，浪漫的天性讓他對物質生活追求的很少。讀過龔自珍詩歌的人，都會發現他詩歌之中有一股子傲氣，但是生活之中的龔自珍卻是謙虛謹慎，待人一律平等，只要是和對方交談，不論對方是達官顯貴，還是販夫走卒，都能夠談笑風生，不會因為地位的不同而改變自己的態度，正因為如此，在等級制度森嚴的傳統官僚社會，給人一種浮誇的表現，並且有了“龔呆子”的外號。
龔自珍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京城，他的一腔熱血始終在胸中燃燒，最後徹底撲滅他胸中之火的人是林則徐。道光十八年戊戌年冬天，林則徐被朝廷任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解決鴉片問題。對於世界變化如此敏銳的龔自珍當然知道只是實現自己報復的機會，於是在給林則徐送行的時候，用文章表達了自己想跟隨林則徐到廣東的願望，可是林則徐委婉的拒絕了：“先生陳述高論，一看就是眼光長遠極具才華的人，但是東南一帶的事情，一切還不好說。”
不知道當鴉片戰爭起時，林則徐會不會後悔自己當初沒能夠聽信龔自珍的話呢？
自古以來，誇誇其談而且自認懷才不遇者甚多，這類人中真正能夠做成事情的寥寥無幾。那麼龔自珍是否只是誇誇其談呢？
我們來看下他的相關建議以及相關時態的發展就會得出結論。就拿龔自珍送別林則徐的寫的文章來說，龔自珍提出了十條建議：三項決定性意見、三項參考性意見、三項駁斥反對派意見和一項歸結性意見。
三項決定性意見是：
防止白銀外流、吸食鴉片處以極刑、以武力做後盾。三項參考性意見是：實行國內貿易保護、限制洋人活動範圍、積極籌備武器。
三項駁斥反對派意見：貨幣改革、關稅減少、武力征伐。
總結性建議：平穩銀價，充實物力，穩定人心。
龔自珍的建議有其時代的侷限，但是確實很有意見都對以後事態發展進行了預估。林則徐沒有接受不要緊，龔自珍終於死心了，無論戰爭多麼激烈，他都沒有明顯的表露過自己內心想法，因為早已經麻木了。
如果說上述建議還有可以商榷之處，那麼《西域置行省議》可以說運籌帷幄之中了。
十九世紀初年，殖民主義向東擴張的壓力首先來自於內陸。沙俄和英國在中亞爭奪控制權，所用方法無非是挑動各民族上層統治者的獨立情緒，從而造成中國西北西南邊疆不斷地武裝衝突。儘管乾隆時期看似表面平靜，實際上內部早已經暗流湧動，到了嘉慶期間更是愈演愈烈，龔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議》在這時已經在醞釀之中了。
從康熙到乾隆，西北廣袤的土地重歸中國版圖，而且和中原地區的交流日益密切，龔自珍認為西域問題不應該採取元明的措施，應對新情況應該有新的方法。他建議在西域設置行省，並且在中原向西域遺民，達到西域財政自給自足的目的，並且不再依賴中原對西域兵力和後勤的補充，更好地維護西域的和平。
當然，他的建議沒有被採取，而是被擱置了。
等到左宗棠收復西北之後，李鴻章後知後覺的閱讀了《西域置行省議》，驚歎於龔自珍的天才預見，可是龔自珍這個時候已經去世四十幾年了。
一次次的希望換來一次次的失望，龔自珍終於在京師待不下去了，於是在己亥年離開了京師，並在途中寫下了三百一十五首己亥雜詩，每一首詩都是胸中的憤懣的發洩。
浩蕩離愁白日斜，
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他拼盡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最終沒能完成，公元1841年，龔自珍突然暴斃身亡，時年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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