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清朝官員權貴,看圖3好像明白了什麼


在19世紀的中國,彌爾頓·M·米勒堪稱最優秀的肖像攝影師。他照片中的人物從不帶忸怩之色,並且還常常能在米勒的溝通下顯露出自己的個性——儘管這些照片與我們相距150多年,但當我們面對照片中的人物,卻絲毫感覺不到和他們之間有這樣長的時代隔膜。圖為1861-1863年,中國女子。在米勒的廣州照相館中拍攝。大尺寸蛋白照片。

在拍攝中國人時,米勒作為肖像攝影師的天賦彰顯得一覽無餘。他在中國顧客面前感覺非常放鬆,中國人對他也全然沒有戒備。圖為1861-1863年,香港,中國家庭。在米勒的香港照相館中拍攝。大尺寸蛋白照片。

在當時的攝影中,攝影師和拍攝對象之間能存在這樣的共鳴,是突破性的,也是非常難得的,這些在米勒照片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圖為1861-1863年,中國官員的妻子。大尺寸蛋白照片,彌爾頓·M·米勒攝

米勒的照相館對所有人開放,留下了一系列永恆的人像,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圖為約1860年,約翰 米切爾爵士,高級巴斯勳爵士。約翰 米切爾少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的高級軍官。大尺寸蛋白照片。彌爾頓·M·米勒攝

米勒的照片絲毫沒有“人種學”和“類型”的影子,照片中的人作為單獨的個體得到了平等的對待和尊重。圖為1861-1863年,兩位波斯人。大尺寸蛋白照片,彌爾頓·M·米勒攝

米勒在香港和廣州拍攝了大量肖像,包括中國商人、官員及其家眷。他還拍攝了不少外國商人、外交官、軍人以及香港、澳門、廣州的景物,但流傳下來的肖像照片比風景照片要多得多。圖為1861-1863年,廣州,官員和其友人。大尺寸蛋白照片,底片上中米勒簽名,彌爾頓·M·米勒攝

風景照無法長久流傳大概是因為這類照片會隨著時間變遷而過時,一段時間之後就不再利於銷售,無法持續售賣轉手的緣故。圖為1861-1863年,廣州,買辦商人及其子。大尺寸蛋白照片,彌爾頓·M·米勒攝

近代史晚期的攝影師也有可能拍攝出和米勒一樣的優秀人像照片,但從沒有人能在風格的連貫和統一上達到米勒的水平。圖為1861-1863年,廣州一品紅頂大員。大尺寸蛋白照片,彌爾頓·M·米勒攝

1861年,廣州城的三個滿族人。這三人身著白衣,圖片說明是,他們正在為1861年8月22日駕崩的咸豐帝戴孝。大尺寸蛋白照片,彌爾頓·M·米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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