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沙瑪（Simon Schama，1945— ），英國作家、歷史學家。 1966 年，沙瑪畢業於劍橋大學基督學院。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沙瑪曾先後任教於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在此期間，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書《愛國者和解放者》（沃夫森歷史獎獲獎作品）。 1980 年，沙瑪赴美國，任教於哈佛大學。期間，他完成了《財富的困窘》（《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圖書獎獲獎作品）、《市民：法國大革命編年史》（《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圖書獎獲獎作品、《約克郡郵報》圖書獎）等著作。 1995 年，沙瑪受邀成為《紐約客》雜誌的藝術批評家，並轉至哥倫比亞大學任歷史與藝術史教授。此後他又接連出版了像《風景與記憶》（萊昂內爾·特里林圖書獎、W.H.史密斯文學獎獲獎作品）、《倫勃朗的眼睛》、《亂世交匯：英國、奴隸與美國革命》（國家書評人協會獎非虛構類優勝作品）這樣在學術和商業上均取得成功的佳作。
早在 2000 年，沙瑪就接受委託為 BBC 撰寫、主持一部以《英國史》為標題的藝術紀錄片，作為“千禧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 2006 年，他撰寫並主持了聚焦包括卡拉瓦喬、貝尼尼、倫勃朗、大衛、透納、凡·高、畢加索、羅斯科八位西方藝術大師的八件傑作的紀錄片《藝術的力量》，以幽默詼諧但又扣人心絃的描述，重新描繪了藝術大師生命中最關鍵的抉擇時刻。 2018 年，由沙瑪參與撰寫和主持的 BBC 藝術紀錄片《文明》播出，並再度掀起觀看的熱潮。而這也無疑是對近五十年前推出的肯尼斯·克拉克版《文明》的一次最好的致敬。
書籍摘錄：
第六章 凡·高：從心作畫（節選）
1890 年 5 月，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生命中最後一個春天，對他來說，所有的事情看起來都很順遂。他再也不是無名之輩，他得到了他崇拜的畫家所給予的讚譽和惺惺相惜的情誼。在布魯塞爾，他的畫作與塞尚、雷諾阿和圖盧茲—勞特雷克的作品一起展出。其中一幅名為《紅色葡萄園》（The Red Vineyard, 1888）的作品甚至被賣出 400 法郎的高價。在巴黎，他的十幅作品在獨立沙龍中展出。一位年輕的法國資深評論家艾爾伯特·奧裡耶（Albert Aurier）在《法國之音》（
Mercure de France）雜誌上更是把凡·高捧到天上去了，認為凡·高的畫作是用“閃爍的水晶之牆”打造的。這個評論對於凡·高來說有點過了。 在位於法國西北部 20 公里處的奧維小鎮（Auvers），凡·高曾瘋狂工作，一天畫一幅畫，有時候兩幅。他從未如此多產，如此靈感泉湧，如此勇敢。在奧維小鎮創作的 70 幅作品—線條和色彩如此激烈和狂暴地詮釋著情緒之於自然景觀的印象—顛覆了繪畫的本質。凡·高感到這股洶湧澎湃的力量湮沒了自己。就在剛剛過去的 4 月，他還遭受了精神錯亂之痛，卻很快奇蹟般地轉化為創造性的能量。曾在普羅旺斯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凡·高被醫師正式宣告治癒。“正如噩夢完全消散。”他在給他弟弟提奧（Theo）的信中說。其他目睹他自毀行為的朋友也都為此雀躍。看過凡·高的一幅畫後，一向吝惜讚美的高更（Paul Gauguin）興奮地在信中寫道：“儘管疾病纏身，你的作品從未如此平衡，既充滿感情，又不失藝術作品的內蘊。”而平衡正是凡· 高所缺乏的。作為一個個性極端的癲癇病患者，他在歡欣和絕望的兩級搖擺，也有一些時候，正如他在信中提到的，他不需要“努力表達憂傷和極端的孤獨”。但是當他工作的時候，陰鬱就像晨霧一樣蒸發掉了。在給他媽媽和妹妹威廉敏娜（Wilhelmina）的信中，他寫道，他完全“沉浸在綿密交織的麥田中，它們一直延伸到山邊，寬闊如大海，鮮嫩的鵝黃，精妙的嫩綠，一塊塊犁過、除過草的土地則有著微妙的紫色。所有的景物都籠罩在佈滿藍色、白色、粉色和紫色的天空之下。我幾乎可以說很平靜，只想把眼前一切畫下來”。幾周之後，凡·高死於自殺。也就在這個時候，那些畫於 1890 年的最後幾幅驚世之作—《雷雨雲之下的麥田》（Wheat Fields under Thunderclouds）、《樹根與樹幹》（Tree Roots and Trunks）以及《麥田群鴉》（Wheatfield with Crows）—它們不同於以前的作品尺幅，都為近1米寬的矩形尺幅—被解讀為預示了凡·高自殺的前兆，表達了對其失敗生涯的絕望。不過這是事後諸葛亮，要將這些畫感知為“呼喊求救”的信號，正如吃藥過度的人寫出極度痛苦的詩歌一樣不可信。邪惡的烏鴉在炙熱的大地上拍打著翅膀，天空黑沉下去，他死了。事實確實如此，他的畫風變得如此激烈，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在給提奧的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凡·高提及，他的工作正在危及他的生活。但這和他對其藝術失敗的絕望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明白自己的創作已經改變了兩個他最看重的繪畫類型：風景與肖像。讓凡·高在1890年7月27日扣動扳機的原因無論是什麼，或許都和他的畫沒有關係。當然，他的畫或多或少讓他的自殺行為更具悲劇性，因為凡·高曾夢想從其作品中獲得的一切即將圓滿實現。
凡·高對藝術有何預期？很簡單，他渴望繪畫承載預言性的光芒，正如他曾在基督教中感受過的那樣。他寫道，耶穌是一個藝術家，他的媒介是人道主義。凡·高希望現代藝術是《福音書》，點亮一盞燈，通過狂喜的觀看產生撫慰和救贖的作用。它應該承載救世主的使命，通過直覺感知，與悲慘的窮人和文盲連接起來，他們是工業社會的失魂落魄者。世人的冷漠和疲憊，還有他們在生活中經受的磨難都將與自然交融，成為無限（the infinite）的一種啟示；藝術也可以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褪色的玻璃和祭壇之於舊世界的信仰一樣。正如那些窗戶一樣，新藝術也應該塗抹上色彩—因為顏色標示著神蹟的降臨。凡·高畫作中天真的用色閃爍著孩童藝術的光芒，它們化作短促的線、點和圈圈，無論是刻意為之的抑或是自然而然塗鴉的，甚至我們認為自己也可以畫出來。藝術家高度濃縮的意圖也應該可以被觀者感知到，如此我們才能在同一幅作品裡感受到同樣強烈的知覺和視覺體驗。現代藝術將會是友誼的行為，一種視覺上的擁抱。“和你握手”，凡·高與其弟弟提奧的信中總是以這幾個字眼作為簽名。事實上，這也是他為我們在他的作品上簽名的方式。
是什麼令他成為 1883 年 9 月的那個凡·高？這一年，他三十歲。但是正如他信中所寫，他的皺紋和深鎖的眉頭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十歲（他愛笑和皺眉）。他已經開始感到，完成“充滿心靈和愛”的作品時日不多了。他換了一個地方又一個地方，工作也不停地換，從藝術經紀到教書，到佈道，再回到藝術。其實他想掌握的是教書和佈道的藝術，但是又不那麼具有說教色彩。儘管經歷了一系列與女人的失敗關係，他還是渴望建立自己的家。雖然還不知道怎麼做，他還是去了荷蘭東北部的一個偏遠城市德倫特，還懇請他的朋友安東·拉帕德和提奧一起來。在這裡，他的煩躁不安在畫布上留下了印記：在低矮溼潤的黑色天幕下映襯著荒涼村舍的輪廓。這些畫在小小的畫框中充滿著一種強烈、緊張的戲劇性。然而沒人購買這些畫，也沒有人來北方。因此，凡·高回到在紐南的家中，他的父母已經遷移至此。在這裡，父親和這位任性自滿的大兒子之間經常發生口角，凡·高感到很難安定下來。“我明白父親和母親對我的看法只是出於直覺，而非真正的理解。他們害怕帶我回家，就像害怕帶一條溼爪子的落水狗回家。它會妨礙所有人的事，而且它的聲音太大了。總之，它是個骯髒的畜生。”
然而，也許部分因為這種緊張關係，凡·高開始畫手搖紡織機的紡織人，冬日裡光禿禿的樹—它們的枝條彎曲、粗糙，劃破了陰冷的天空。 1885 年，最終等到這一刻：凡·高繪畫生涯中第一幅公認的傑作誕生了，此後至少五年才有接班之作。這就是《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這幅畫集中展現了凡·高對事物的感受和對藝術的思考。為了這部作品他花費了很多時間，整個冬天都在觀察粗糙的手、突出的下巴。他的朋友都注意到他是如何仔細觀察這些醜陋的模特的，“強化粗笨的短而扁的鼻子、凸起的顴骨和耳朵”。對於古典主義來說，這些素材無疑是個噩夢，但是凡·高創造了真正不朽的藝術。從素描轉向油畫，他的色調偏暗，而且很厚重，他一直用這樣的方式畫畫。但是，在《吃土豆的人》中，粗糙的質地並非僅僅出於繪畫的技巧，而是營造一種心理上的感受，想表達一些東西。這個東西正是對豔俗的鄉村想象的否定，畫布中的赭色和焦土色正是戈皮爾的樹幹和荷蘭人臥室牆壁的顏色。所謂的“大地色調”是藝術中常見的顏色。這裡的棕色是獨特的：汙泥、汙穢物、土地，人們正是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他曾經解釋說，灰棕色的土豆也是沒有洗過的，他們就是這麼吃的。
因此這幅畫給人的感覺不是被畫出來的，而是用布拉邦特粗重的黏土塗抹、刻畫出來的。“我試圖表現這樣的想法：這些藉著燈光吃土豆的人，正是用同樣的雙手挖掘土地的，此時，也是用同樣的雙手用餐。這是體力勞動者，這是一頓紮實勞作賺來的晚餐。”凡·高與畫中人一樣，盡最大的努力揮舞畫筆，投入體力來作畫。突然，所有十九世紀模仿十七世紀的農民場景都顯得如此虛偽，只是為資產階級量身定做一般。同樣是農民，他們優雅地享用晚餐，他們的土豆晚餐更像是一個聖餐會，他們莊嚴地捧著咖啡杯和土豆。
凡·高知道他畫出了不一般的戲劇性效果，在興奮之餘，他把畫作寄給了巴黎的提奧，並詳述了具體該怎麼懸掛它—在金色或者古銅色的牆面上。但是他的熱情並沒有感染提奧，在提奧看來，這只是又一幅暗淡的畫作，在一切都如此明亮的巴黎，它幾乎沒有賣出去的可能。不過，投入自己的藝術中的凡·高對這種批評不屑一顧。黛博拉·西爾弗曼（Debora Silverman）注意到，凡·高最珍貴的財產之一是一個裝滿紗線的盒子，凡·高確實喜歡紐南的紡織人，它們啟發了凡·高，他認為，繪畫好比是將各自分離的彩色紗線連綴起來。這個時期是凡·高處於手工藝人的階段，他甚至想要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在阿姆斯特丹，一位醫生看過凡·高的雙手之後猜測，他一定是一位鐵匠工人，這讓凡·高狂喜。他全身心投入到畫最簡單的事物中：菸斗、帽子、餐桌。
但是 1885 年發生的國內動盪把他推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突發事件總能帶來各種變動。
1885 年 3 月，凡·高的父親過世。過去爭吵的種種將凡·高湮沒在悔恨的洪流中，他畫了一本打開的《聖經》，以表哀悼之意。但是他的親人們卻不希望他再在家裡或者村子裡待下去。他的妹妹安娜認為，他的出現會讓他們的母親更加難受。凡·高再一次受人指摘，他和三十九歲的鄰居瑪爾戈特·貝格曼有染。這一次似乎是交易性質的關係。這或許是凡·高在聽到家人的禱告之後結束了這段關係的原因—瑪爾戈特試圖服毒自殺。
面對這個窘境，凡·高畫了一幅骷髏抽菸的畫，並和以前一樣，遠走他鄉。這一次，他來到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他住上了一間便宜的房間，並從提奧那裡拿了更多的錢，支付不必要的藝術課程費用。在這個比利時港口城市，凡·高有了兩次人生大發現—魯本斯和日本繪畫，兩者都離不開色彩。有關法國人是如何將這個荷蘭可憐人變成印象派王子的著名故事並不全是錯誤的，但是大部分都站不住腳。他那個時候已經在考慮畫得更明亮和輕鬆了，魯本斯的豐富色彩更讓凡·高堅定了這個想法，儘管他寫給提奧的信中說，他仍然不太擅長處理色彩。於是，他認為應該去巴黎，從而更好地理解色彩。但是他真正想要的是住在提奧的身邊，與之分享藝術，一個是經紀商，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商人，一個是工人，他們可以完美地和諧相處。而且凡·高認為，他和弟弟已經變得有點疏遠了，這很危險。在巴黎，凡·高可以將弟弟拯救於“冰冷的尊敬”中，正是這種“冰冷”的情緒才使得提奧對他的畫、對所有曾經看重的事物漠不關心。
題圖為凡·高作品《紡織者，嬰兒在高腳椅子裡》1884，來自：《藝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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