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北京一所小學發生一起傷害學生事件，多名學生受傷。幸運的是學生都沒有生命危險。事發後，輿論一致譴責如此暴行。悲劇發生，卻不應止於對暴行的譴責，更重要的是反思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以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
但就在這一問題上，輿論有了爭議。幾張聊天截圖廣泛流傳，有一位疑似該校學生的家長表示：“看看我們能為受傷的孩子做一些什麼？”卻遭到了一位“李老師”的“冷靜”勸導——跟我們一年級無關；孩子沒有必要知道這個事；家長有這功夫，多幫孩子練練口算；“那20人跟你什麼關係”……
雖然還沒有辦法證實截圖的真實性，但這位老師的說法已經在互聯網上遭到強烈的反彈，還有網友表示，“這樣的老師不在少數，相當一部分低年級的老師，素質真的是教育的恥辱”。
身為同行，我同樣不贊成李老師的說法。事件發生後的確需要冷靜，但冷靜不應是冷漠，此為其一；另一方面，截圖流傳後，很多人將矛頭對準李老師，微博搜索關聯著“人肉”這樣的關鍵詞，並上升到教師群體的“攻擊”，這也是一種輿論跑偏和輿論暴力。
他錯不至此，我們只看到他呈現出來的“冷漠”，卻沒有真正省思如此冷漠的根源。這不是為某個人申辯，而是只有搞清楚冷漠的土壤，才可能清除冷漠的根苗。
在李老師的回應裡，他對家長說：您有時間關心其他孩子，還不如趕緊在家給孩子練練口算，因為樂考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其他事情都跟孩子無關。
這其實是我們在教育中經常看到的一種邏輯鏈：學生就是學習最重要，其他事情孩子都不要管。
雖然素質教育喊了那麼多年了，但在孩子上大學前的整個教育階段，“分數至上”的理念貫穿始終，這已經不必多言了。“分數至上”，必然導致“學習最重要，其他無關”的邏輯的出現。如果我們置換一下不同的語境，會發現這一邏輯實在太普遍太常見了。
比如現在很多小學馬上迎來期末考，語數老師每天忙得腳不沾地——一切都要讓位於期末複習，而一切期末複習都要讓位於語數兩門主課，很多所謂的副科都漸漸被停掉或取消掉了。孩子如果想上體育課，可能有老師就會說，“期末成績最重要，其他先放一放”。雖然老師口頭上都說孩子得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但只要孩子成績好，體美勞可以鬆一鬆的情況屢見不鮮。
很多家長也將這一邏輯運用得爐火純青。孩子想參加學校組織的公益活動，不讓，因為這會分散孩子精力，不利於學習；孩子學習之餘想放鬆一下，不讓，因為學習最重要，放鬆是浪費時間；孩子早戀了，如臨大敵，各種干涉手段一齊上，因為這會影響學習……
不要小瞧“學習最重要，其他無關”這樣的邏輯，當它被說得多了、用得多了，便會催生出一群只重視學習成績的教師、家長和學生。不知不覺間，這種邏輯也會結出冷漠的果實。關心其他人，與練習口算又有什麼可衝突的？我的那位同行不見得是“壞”，只是分數至上的教育體系真的會把人變成為分數服務的機器。而機器會有感情嗎？
除了“分數至上”帶來的冷漠，還有一種是結構和機制裡催生出的冷漠。輿論對這起事件的報道其實並不多，而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當被質問如何保障孩子安全時，校長只是反覆強調，不是用刀，不是外界傳得那麼嚴重。這位李老師在截圖裡也再次跟家長強調了這一點，並表示不要給孩子傳遞恐慌。
他們的立場很清晰：穩定最重要。這樣的動機可以理解，一起事件發生之後，“不信謠不傳謠”，不要讓恐慌任意蔓延，也要杜絕惡性事件的“模仿效應”。只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不信謠不傳謠”常常就成“不要說，別討論”了。彷彿大家都不說了，負面事件就壓下去了，局勢就一片和諧大好，學校和社會就會愈發穩定。事實是，“壓”可以保持暫時穩定，可就像壓力鍋，一旦爆發，後果不堪設想。相反，如果注意疏導，多在細處下功夫，反倒可能獲得長久的平靜（如果追溯這起惡性事件的前因後果，就會更明白這一點）。
截圖中的李老師很可能只是秉公奉行指令而已，如同復讀機說了一些規定下能說的話。這樣的冷漠，是追求穩定體系下的冷漠，折射的是一個體系的目光短淺、諱疾忌醫。
最後還有一種冷漠，是原子化的。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要事件不是落在我頭上，就與我無關了。對於這樣的冷漠，輿論常常是加以各種道德勸誡或批判，這當然是必要的，卻不總是有效。
冷漠，對應的是共情。我們為他人的困難無動於衷，是因為缺乏共情能力，這就是梁漱溟說的“社會太死，是指私意太深”“現在最不得了的是大家缺乏公共意識”。而共情能力怎麼來？一個“共”字，其實就是共同體和公共意識，它們不是喊出來的，是涵養出來的。
學者葉匡政這樣談論公共意識的涵養：“公共意識的核心是公共性，只有當公共生活是面向全體民眾開放的、民眾可自由參與的，民眾在互動中才能形成一種維護公共利益的共識，這種共同的價值認知，體現的就是公民的公共性。”簡言之，我們必須讓每個人真切感到，他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主人，他的意見能夠被傾聽、會受到重視，他的權利能夠得到保障，他的一舉一動能夠影響到我們社會……
在這種公共生活的涵養下，他就會明白，他做或不做以及怎麼做，都有差別，他可以讓社會更好、讓包括他在內的每個人更好。反之，如果一個人沒有公共生活，他已經認定自己只是一個“被管理者”，改變不了什麼，整個社會與自己無關，那麼他很可能就會對公共生活冷漠，對他人冷漠。並且這種冷漠會帶來“公地悲劇”和自私自利：只要壞事不降臨到我頭上就好了；我得趕緊多撈多得，然後趕緊離開。但這樣的冷漠背後，不是僥倖的快樂，而是恐慌——他並非不明白，當他仍是社會的一員，他也有可能遭受種種不確定性。
我非常欽佩截圖中的那位家長，在“教師-家長”權力並不對等的情形下，敢於在群裡這樣發問，如此公共意識讓人尊重。而我的同行，無論他是出於什麼緣由的冷漠，他的應對都是極糟糕的一種。哪怕他只是對家長的訴求做一點呼應，讓群裡的每一個家長知道，他們的訴求是被重視的，他們是可以為這個社會的向好做一些什麼——這都會是一次最好的公共意識訓練，並可以讓社會真正變得更好一點。
*點擊文章標題，閱讀另一位家長的視角《親歷：從錘殺學生的校工和讓人寒心的老師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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