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青年：在占卜術中尋找城市歸屬感

城市與社會 | 流動的青年：在占卜術中尋找城市歸屬感

社會流動成為理解40年來中國社會變遷的關鍵詞，隨著經濟的騰飛，大規模的社會流動成為當今區別於以往的一大特徵。千千萬萬的個體或主動或被動捲入了社會流動的滾滾洪流，從故鄉到他鄉，制度的藩籬、文化的隔膜、認同的區隔，都會成為流動中的人們融入新環境的壁壘。

對於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離開家鄉後能夠在特大型城市安營紮寨的青年群體，他們在很大程度是同時面臨著制度接納和歸屬感建立的雙重挑戰，而“故鄉”與“他鄉”迥然相異的行為規則可能會將個體帶入到“回不去的家鄉、留不下的北上廣”這樣尷尬的境地。

這些青年人會運用何種策略應對融入過程中的困境？2013年我的研究興趣轉向了都市青年人的精神生活，逐漸開始關注當代青年的多元信仰問題。在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在以科學技術佔據優勢話語的今天，占星、塔羅、八字等占卜術卻在當代青年當中悄然流行起來，成為他們面對迷局時的新選擇。

塔羅牌預測師。視覺中國 圖

流動的個體

小媛在碩士畢業的時候，在回老家和留上海之間徘徊了很久。回老家，可以藉助家庭的力量，得到一份體制內的工作，舒服、輕鬆、有社會地位。但是老家的熟人社會沒有距離、沒有隱私，一旦回去，再尋求主動改變的機會就很難了，沿著看得見的軌跡、過著一眼望得穿的生活。於是，她求助了塔羅占卜術，希望得到回去還是留下的啟示。

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她還是回到了老家，當然，讓她回去的並不是占卜術，而是上海不停攀升的房價和各種高昂的生活成本。

回老家工作後不久，單位福利性集資建房，但是小媛在抽籤中失利，錯失機會。她父親自責沒有能力幫她找關係，埋怨女兒平時沒有積極打通人脈、關鍵時刻沒人幫忙。母親則更多地是感嘆女兒運氣不好，“早知道早點回來工作，家裡親戚還能早點用上。”當她向家人解釋，抽中的很多人都“沒有後門”的時候，家裡人的反應是“怎麼可能？那是你不知道”，“唸書念傻了”。這時她覺得在上海雖然辛苦，但有公平感和規則感；在老傢什麼都要靠關係，甚至都沒人相信不靠關係也能辦事。她感到困惑而孤獨，似乎沒有辦法給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於是她再次想到了占卜術，希望能夠給自己沒有得到福利性分房找到新的解釋。這次她選擇了占星術，占星師告訴她，田宅宮未動，在房產方面不容易得益、要淡定。她的感覺是“一下子輕鬆好多”。

小荷的故事則曲折一些。她碩士畢業的時候，要留在上海工作的成本已經很高了，所以她當時並沒有太多考慮，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某中部大省緊挨著省會的地級市，成為一名中學教師。與此同時，她的父母已經幫她在省會買好了房子，並四處打聽有沒有合適的男青年介紹給她，希望她通過婚姻進入省會，周圍的人對她的“關懷”也都是抓緊結婚生孩子。用小荷自己的話說，這讓她感到窒息。加之繁重的教學任務和接連不斷的家校矛盾，她對工作也充滿了倦意。

帶著對未來的迷茫，她在互聯網上預約了一位占星師，她並沒有什麼明確的問題，只是希望有人幫她指點迷津。占星結果顯示她的遷移宮很好，路是“向外走”的，這既意味著離開家鄉，也意味著會從事自由度相對較大的工作。這個讓她近乎沉睡的心思活絡了起來，好像心裡的小火苗被點燃了。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和努力，她重新回到了上海。

上海的求職之路並不順利，小荷半年之內換了三次工作，都是內勤、行政、文秘等崗位，薪水低、可替代性強。解決戶口已無門路，薪資收入除了支付房租日常開銷緊緊巴巴。“故鄉放不下靈魂、北上廣容不下肉身”成了她那時的寫照。背井離鄉的她思想包袱越來越重，對自己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她再次想到了占卜。

這次的結果仍然顯示她離開家鄉的選擇是正確的，除了結果以外，占星師的一番話給了她很大的開解。占星師告訴她：“其實你心裡很清楚，這就是自己想走的路，但暫時的困難讓你產生了自我懷疑，你來找我，其實是想讓我告訴你，堅持下去！”

我們不求用這兩個例子達到窺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但是她們確實在部分程度上反映出當下流動著的青年群體的境遇和困境。 身處流動狀態的新移民群體往往倍感壓力卻無所適從。這時，他們試圖從“命運”的角度理解自己的處境：“我就是這種命？”、“是不是命該如此？” 主流觀念體系之外的多元信仰成為他們直面困境的“第三種聲音”。

河南開封的年輕人求卦。視覺中國 圖

流動個體的歸屬困境

在今天，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在20歲之前離開家鄉、外出求學，長期處於不同的生活地點轉換之中，高度的流動性給他們的歸屬感的建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難。在新的環境中，不同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不同區域地方性文化的差異，都會讓他們的認知、觀念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幾年學習生活下來，他們在歸屬感上可能不再完全認同家鄉，但是家鄉的痕跡又使得他們不能完全融入新的環境。

他們面臨兩種選擇。第一種，離開家鄉：“脫嵌”於同質化的熟人社會。四十年來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思想，“走出去”是有出息的表現。但這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脫離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

首先，在中小型城市，就業機會與就業範圍對個體的侷限。不少專業（如文化創意、會展服務、數字動漫等）就業的機會只分布在大型城市；熱門專業也只有在這些城市才存在著明確的職業路徑和發展的可能性，其他地方（尤其在內陸省份）最好的工作仍然在體制內。同時，

其次，熟人社會的特定人際關係網絡和交往模式使個體的生活方式趨於同質化。中小型城市本來能夠提供給個體的選擇就少，判斷個體選擇的標準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生活方式與普遍的選擇有差別，會被認為“失敗”或者“離經叛道”。 熟人社會的包容性和對個體的尊重相對較少。

另一種選擇是懸浮在北上廣：“脫嵌”於特大型城市的制度結構。近年來特大型城市准入門檻日漸抬高，對廣大青年而言，從“落腳”到“立足”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即便獲得了工作，也可能仍然是生活和工作在這個城市的“外人”。

首先，特大城市近十年來高歌猛進的房價像一道無形的門檻攔在了工薪子弟面前。房產與多項社會保障制度密切聯繫在一起。除此之外，“被房東趕著過日子”更加劇了流動青年的疏離感和漂泊感，居無定所使得他們與自己當前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城市豎起了一道無形的壁壘。

其次，落戶難是流動的青年群體在特大型城市遭遇的另一個屏障，而落戶的話語權則完全掌握在城市管理者的手中。對於具有一定教育背景和穩定工作的青年人來說，儘管目前對於外來人口的居住證制度解決了的日常生活諸多問題，但是一些長遠的、更深層次的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仍然沒有對非戶籍人口開放。

這種 懸置的狀態讓青年人面臨“存在性焦慮”，個體急需新的方式來解釋當下的困境、為自己的行為提供支持和依據。他們希望得到的是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文化解釋，而不是告誡自己應該如何生活；他們試圖找到一種方式，幫助自己從眼前的“迷局”當中跳脫出來，能夠站在“命運”的角度獲得一種全局觀，包括各種占卜術在內的多元信仰猶如“解讀命運的工具”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通過多元信仰“討個說法”

“故鄉”和“他鄉”不僅是地點的變遷，還意味著兩套差異顯著的社會運行規則。故鄉是一個熟人社會，各種資源分佈集中，留給個人的空間狹小，觀念上趨同性強；“他鄉”社會資源分佈較為分散，留給個人的空間較大，個體對生活方式選擇的自主性較強。兩種運行規則導致人們對於什麼是“好”的生活的評判標準出現了差別。在故鄉，“好生活”的特質是穩定、輕鬆、按部就班、可以通過關係得到好處；在他鄉，“好生活”是公平競爭、堅持自我、敢於挑戰，穩定可能以犧牲個體的興趣和意願為代價，偏好穩定的人可能無趣、呆板、膽小而缺乏冒險精神。

面對社會生活的劇烈變遷，以及個體生活經歷所帶來的張力， 主流話語體系對個體的遭遇解釋乏力，於是他們吸納了不同文化傳統中的多種意義和符號要素，以非制度化的個人修行為基礎、自由選擇合適的信仰模式，獲取主流價值體系無法提供的文化資本，來應對個體的意義體系面臨的困境；這也是新一代在文化交融、個人主義傾向日趨顯著的社會環境中，重建文化信仰體系的一種努力。

美國社會學家艾伯特·科恩指出，亞文化是人們在試圖解決自己在社會中遭遇的各類麻煩和問題時建構的，用來防禦和解決“地位的挫敗”。這為我們理解包括占卜術在內的多元信仰在青年人群體中的興起帶來了很大啟發。

年輕的都市新移民向占卜術尋求幫助，並不是寄希望於幫他們解決現實的問題——落戶申請是否能夠批覆、房子是否買得起、換工作是否順利、異地的愛情是否應該堅持下去——這一些因結構而造成的困境個體所無法左右，但又切實影響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使他們處於一種困窘、尷尬的心理狀態之中，因此他們希望訴諸命理、“討個說法”。

青年人在多元信仰當中尋找的並不是“什麼是對的”、“怎麼做才是正確的”，他們希望得到的是告訴他們“為什麼是這樣”，因而，何謂“正統”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要。他們根據自身所面對的境遇選擇最符合需求的信仰實踐方式 ，用來應對這個令人焦慮的時代，正如屈順天（James Watson）所言，“做法正確（orthopraxy）”勝於“思想正確（orthodoxy）” 。

滿足個人精神追求的新途徑

身處流動之中的新移民在認同感和歸屬感上時常處於“懸置”的狀態，所以，滿足個人的精神追求成為他們在新的信仰形式當中尋求的首要內容。我們在田野中發現，青年人去占卜時提出的問題都與個體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具有高度的個體性特徵：“我應該留下還是回去？”、“在追求夢想與安穩度日之間，該如何權衡？”、“迎面而來的挑戰，孤身奮戰的我能不能搞得定？”、“我每天辛勤的付出到底有沒有意義、能不能帶來我想要的東西？”、“究竟什麼是我想要的？”

試想，一個同質性很高、流動速度很慢的社會，不會成為這些問題產生的土壤，這正是快速的流動和變遷帶給個體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正是通過多元信仰汲取力量，使得自己能夠在倍感孤獨的情況下不斷調試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並與之和平相處。

其次，他們並不尋求通過信仰將自己嵌入到新的社會網絡之中，也沒有據此構建一個新的“社群”的需要。筆者在田野觀察中還看到有不少人獨自抄寫佛經。抄經是非常個人化的行為，其目的並不是要加入某個佛教組織，反而更加強調“自我的修行”，希望通過抄寫經文來“自省”、“靜心”，從紛繁雜蕪的日常事務中暫時得以抽離。

所以，社會流動造成的結果是多維度的：它既帶來了多元的選擇，也造就了多元的評價標準，更是製造了多元的困境，而這樣一系列高度個體化的信仰方式的出現和興起，正是人們破解流動所帶來的困境的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