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眾熱議“娘炮”問題，甚至官方主流媒體也公開批判這種現象——女性化的“小鮮肉”被指責為誤導青少年，誤國誤民。
與現代文明的這些“怪胎”相反，中華民族自古陽剛尚武，古人從出生到長大成人，不離武事。在這樣一個全球大爭的時代，復興中華，首先要恢復中華禮義文明傳統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是真正的中華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商周中華文明的形成期，中原地區儘管相對來說比較發達，但戰略環境卻極其險惡，商周王朝的周邊有太多充滿敵意的方國蠻夷。只要讀讀甲骨文和金文資料，就能看到當時戰爭頻繁，所謂的上古太平盛世只不過是儒家為了突出某些政治觀念編造的歷史神話。
舉例說吧，司馬遷的《史記·周本紀》大體是按儒家編定的《尚書》寫成了，其中描述周公留下的天下時說：“在成王、康王之際，天下安寧，一切刑罰都放置一邊，四十年不曾使用。”（原文：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還說康王逝世之後，他的兒子昭王在位時王道就衰落了；這顯然與我們今天看到的考古資料不符，大量金文顯示，成康年間是一個烽火連天的時代。日本學者白川靜先生在《西周史略》中一一列出了司馬遷《史記·周本紀》的基本資料來源後寫道：“以上是《周本紀》的結構及其原始資料，若從今天的文獻批判的方法看來，這些幾乎都不過是依據解經文字和巫祝傳說一類的二手資料。例如，《周本紀》說：‘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這段記述大約依據《書序》而來，而成康時期的金文卻表現出，這是西周戡定作戰規模巨大、次數頻繁的時期。”（白川靜，《西周史略》，袁林譯，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8頁）
中華禮義文明成熟於西周時期，周人久“竄於戎狄之間”，至周公的曾祖父公亶父時才遷至岐，西周有了大國氣象。群狼虎視，為了圖存，他們必須具備尚武進取的精神，從家庭生活到社會生活都是這樣。遊喚民教授在《周公大傳》中這樣描述當時周人的精神風貌：“（周人）為了求生存，求發展，頻繁遷徒，在不斷遷徒的極其艱苦複雜的環境中，煉就了堅韌、強悍、奮發進取，敢於勝利的民族品格。” （遊喚民：《周公大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頁。）這才是中華禮義大國炎黃子孫的真面目！
1.男兒是弓
在我國西周時期，男孩子一出生，就要在產房門上左邊掛一張代表武事的弓作為他來到人間標誌，因為在冷兵器時代弓的重要性類似於當代的射擊武器。《禮記·內則第十二》上記載說：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大意是：孩子生下後，如果是男孩子，就在側室的門左掛一張木弓作為標誌；如果生女孩子，就在側室門右掛一條佩巾作為標誌，到了第三天才抱新生兒出來。如果是男孩，就行射禮，如果是女孩，就免了。）
這裡的所說的“射禮”是指男孩兒出生後，用眾木之長桑木製造的弓射出六枝箭的儀式。他象徵著男兒敬天禮地，威服四方的雄心大志，我們的先人認為，只有有了這種勇武的志向，才能享受穀物、吃飯——西周尚武精神之強烈，足以令三千年之後的我們震撼！
《禮記·射義第四十六》中解釋這種“射禮”說：“男孩子出生以後，要讓射人用桑木之弓射出六隻蓬草之箭：一箭射天，一箭射地，四箭分射東南西北，表示敬天敬地，威服四方。有天地四方的雄心大志，乃是男子分內之事。所以一定要先立下這樣的雄心大志，然後才敢享受穀物，這就像是先幹活後吃飯一樣。”（原文：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谷也。飯食之謂也。）
不僅一般士人的孩子出生後要前舉行射禮，國君的嫡長子出生時也要這樣。所以《禮記·內則第十二》也說：“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其禮義與上面《禮記·射義第四十六》中所述相同。
射代表武事，是古代六藝之一，和駕馭馬車的技術“御”一樣，是一個成年男子必須掌握掌握的軍事技能。《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條敘其職責說：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意是：用三方面內容來教育萬民，而薦舉賢能者。一是六德：明白事理、愛人及物、通達而能預見、適時決斷、言談發自內心、剛柔適宜。二是六行：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和睦九族、親愛姻戚、信任朋友、救濟貧窮。三是六藝：五類禮儀、六種歌舞、五種射法、五種駕馭車馬法、六種造字法、九種數學計算法。）
同是地官系統的保氏具體負責教育王子以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弟。《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保氏》條：“保氏負責勸諫王的過失，用道藝來教養國子。教國子六藝：一是五禮，二是六樂，三是五射，四是五馭，五是六書，六是九數。”（原文：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這裡的五禮包括：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 其中軍禮亦與軍事高度相關。在西周教育系統中，與軍事相關的教育在全部教育內容中竟近一半，可以毫不誇張地的，軍事教育是當時教育的重心所在。
2.目標之箭
在西周，重兵尚武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華禮義文明的典型特徵。
仍以冷兵器時代重要的軍事技能射箭為例。當時在所有重要場合都要舉行射箭比賽，射禮大致有四（也有人分為五種，實際上就是從大射中分出澤宮之射）：一是大射。大射由天子、諸侯舉行，古代諸侯在舉行重大祭祀活動前，就要與群臣舉行射箭活動選拔參與祭祀的人，在比賽中，容體符合禮儀要求，動作符合音樂節奏，射中次數較多的人，可以參與祭祀；二是賓射。這是諸侯朝覲天子、諸侯互相聘問和天子、諸侯在燕饗賓客時舉行的射禮；三是燕射。天子、諸侯無事閒暇時為安樂群臣而舉行燕饗活動即燕禮，燕禮在一獻之後，舉行娛樂性的一種射箭活動，即燕射；四是鄉射。州長在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在州的學校中舉行鄉射禮，目的是通過飲酒和射箭活動，教民習禮。
今存《儀禮》中只有大射和鄉射兩篇（《儀禮·鄉射禮第五》和《儀禮·大射禮第七》），《禮記·射義第四十六》就是為闡發這兩種射禮而作。在我們的先人看來，不是言辭，武事才是一個人德行的標尺。天子甚至通過射禮考試考察諸侯推薦的士，以射中次數的多少來確定對諸侯的賞罰及加封土地或削減土地。這種尚實尚武的精神，是崇文崇理的當代中國最為欠缺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教育運動浪費了我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與西方傳統的二元對立哲學不同，中國哲學注重身心一體。所以我們的先人認為，內心正靜，體魄堅強是一個人德行的表現。《管子·心術下第三十七》論證說：“外表不端正的人，是因為德沒有養成；內裡不專—的人，是因為心沒有治好。端正形貌，整飭內德，使萬物都被掌握理解。這種境界好像是飛鳥自來，神都不知道它的究竟。”（原文：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冶。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上面還說：“人如能達到正和靜的境界，身體也就筋韌而骨強，能頂天立地，目視如同清水，觀察如同日月。只要不失掉這正與靜，其德行將與日俱新，而且能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極遠的地域。內裡有一個完整週全的心是不可能掩蔽的，這將表現在形體容貌上，也能在顏色神情上看得出來。”（原文：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全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
所以《禮記·射義第四十六》開篇就指出，只有一個人內心冷靜，身體挺直才能射中目標，一個人的德行好壞通過射箭能夠很好地體現出來。上面說：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大意是：射箭的人，前進、後退、左右轉動、一定要合乎禮，內心意志堅定，外表身體挺直，然後拿弓搭箭瞄準箭把。拿弓搭箭瞄準箭靶、這樣才可以射中目標。這一系列動作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道德行為了。）
正因為射箭中的與否是個人的德行的體現，所以古人才通過射箭比賽選舉官員——將政治選舉與軍事技能直接聯繫起來。《禮記·射義第四十六》認為，“德行一旦樹立，就不會有殺人越貨，為非作歹的不軌行為了，功業成就，國家也就安定了。所以說，從射箭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人的德行如何。古時候的天子通過射箭比賽挑選有資格參加助祭的諸侯、卿、大大、士。射箭是男子的事，所以用禮樂來修飾它。所以說，在所有的事情之中，要尋一件既有禮樂的修飾而又可以經常進行並可樹立起德行的，非射箭這件事莫屬，所以聖王很重視它。上面說：“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射箭的時侯，射手要將遠處的目標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只有射中的人才配擔當自己的職責，射不中就不能擔當好自己的職責。在天子祭前選擇助祭之士的澤宮之射中，對射箭結果的賞罰極為嚴厲分明。《禮記·射義第四十六》上說：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大意是：“射”的意思就是“繹”，或者是“舍” 。繹就是各自抒發自己的志向。所以心情平定，身體正直的人能夠拿弓搭箭瞄準。拿弓搭箭瞄準，就可以射中了。因此說：做父親的，就把靶心作為父親的目標。做兒子的、做國君的、做臣下的，都要把它作為自己的目標。所以射箭是各自射自己的目標。天子的大射叫做“射候”，射候就是射做諸侯。射中就能做諸侯．射不中就不能做諸侯；天子將要祭祀，—定要先在澤宮中練習射箭。澤宮是挑選士的地方，在澤宮射畢以後，就在射宮繼續射，射中的能夠參與天子祭祀，射不中的不能參與天子祭祀。不能參與祭祀的受到的斥責，並削減封地，能夠參與祭祀的得到褒揚，並增加封地。）
必須指出的是，射義有著比西方現代體育精神更為豐富，也更為高尚的人文內涵。這裡，不是為競爭而競爭，而是直接為了德行的培育——射本身就是仁德（而非競爭精神）的外在表現。所以在比賽過程中，參與者要嚴格遵循禮樂；在失敗的情況下，要求參考者“反求諸己”。《禮記·射義第四十六》中說：“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禮記·中庸第三十一》亦引孔子言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像中國這樣將軍事技藝與民族的政治社會生活近乎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在人類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這是多難興邦的中華民族的必然選擇！
3.武是國魂
中華禮義文明重兵尚武的精神體現在社會制度上就是中國傳統的軍民一體，寓兵於民的政策。
西周時期，戰爭頻發，政府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都要通過打獵的行式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稱為“春蒐（sōu）、夏苗、秋獮（xiǎn）、冬狩”，公元前718年，魯國的臧僖伯（公子姬）諫魯隱公不要去棠邑觀賞捕魚，其中提到了戰備和軍事演習的重要性：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採，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左傳·隱公五年》，大意是：凡是物品，如果不能用於講習祭祀和軍事，材料不能用於製造軍用器物，那麼君主就不必親自去辦理。國君的職責，就是使人民的行為符合法度與禮制的規定。所以，用講習大事的行動來檢驗法度的差等，就稱為法度；用材料來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稱為禮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禮制，這就稱為亂政。亂政屢次出現，就是導致衰敗的原因。因此，春獵稱蒐，夏獵稱苗，秋獵稱獮，冬豬稱狩，都是為了在農閒的時間用這些方式來講習大事的。每隔三年，還要整治軍隊，出去舉行大演習，演習完畢，再整治隊伍回來，到廟堂裡飲酒慶賀，祭祀祖宗，清點軍用器物。表現器物的文采，分清貴賤的區別，辨別等級次序，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順序，都是為了熟悉這種表現軍事威儀的禮制的。）
這裡臧僖伯對於古代田獵軍事演習的細節講得過於粗糙，重在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政治軍事意義。《周禮·夏官司馬第四·大司馬》條中講得就很詳盡。原文較長，我們只列出春蒐一節。上面說：
仲春，教[民眾]習戰。大司馬用旗召集民眾，整編隊列陣形，如同實戰時那樣列陣。[教民眾]辨別鼓、鐸、鐲、鐃的用途。王執掌路鼓，諸侯執掌賁鼓，軍將執掌晉鼓，師帥執掌提鼓，旅帥執掌鼙鼓，卒長執掌鐃，兩司馬執掌鐸，公司馬執掌鐲。教[民眾]坐下、起立、前進、後退、快速、慢速，以及距離疏密的節度。接著便用他們進行春季田獵，有關官吏在立表處舉行貉祭，警誡民眾[不要違犯有關田獵之法]，然後擊鼓，於是開始圍獵。[焚燒野草的]火停止燃燒，然後進獻所獵獲的獸以祭祀社神。”（原文：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師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在西周，以田獵的形式舉行軍事演行只是軍禮的一種，除了征伐之時，甚至在興辦大型公共式程時都要實行軍禮，以提高民眾的軍事素質。《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條載“用軍禮協同天下各國：大軍出征之禮，是利用民眾[的義勇]；大校比以平均賦稅之禮，是憂慮民眾[的賦稅不均]；舉行大田獵之禮，是為了檢閱徒眾[和戰車]；大興勞役之禮，是為了任用民眾[的勞動力]；大規模勘定疆界之禮，是為了聚合民眾。”（原文：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金文資料表明，《周禮》是追述西周政制的一部專著，關於寓兵於民的條目還很多（如地官司徒系統中的“鄉師”條等等），這裡不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到春秋戰爭國時期，寓兵於民的政策已經極為完善，併為後世所仿效，最著名的就是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和商鞅的“令民為什伍”（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史記·商君列傳》和《商君書》）。管仲寓兵於民的政策在《國語·齊語》中記載甚詳：
（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裡，裡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裡，故五十人為小戎，裡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是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裡，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御。
通過與西周政治制度相對比，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管子還是商鞅的寓兵於民政策，都是西周政治，王官學思想進一步發展，不是齊桓、管仲、秦孝公、商鞅這些古代政治精英“大腦風暴”後的發明。在研究先秦諸子思想時，我們一定要注意到法家思想是中國古典國家學術——王官學的延伸。
軍民一體的尚武精神在歷史上一脈相承，是中華民族的千年國魂。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推行保甲法的目的就是廢除腐敗的募兵制度，恢復中國傳統的寓兵於民政策，人人習武，提高軍隊的戰鬥力。1072年，他在《上五事札子》中清楚地寫到：“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臨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王安石變法並沒有能夠恢復中華民族傳統的尚武精神，甚至連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也懷疑寓兵於民的可能性，他質問王安石：“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宋史·卷一百九十二》）宋神宗死後，王安石變法很快成了明日黃花，再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挽救中原王朝第一次被遊牧民族全境佔領的慘劇——不過中國尚武精神的消褪則比宋朝的滅亡要早許多。
4.國魂之殤
史上有“強漢”、“弱宋”之說，所以我們可以斷定中華傳統尚武精神的消褪在這期間，筆者認為其大致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顏之推（531~約595年）是南北朝後期著名學者，著《顏氏家訓》二十篇，其中詳細記載了儒弱不武的南朝之風，這些人頹廢到戰爭中只能坐著等死。顏之推曾仕南朝梁，官至散騎侍郎，所以對梁的精英階層十分了解。在《顏氏家訓·涉務第十一》中寫道：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大意是：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著寬衣，系闊腰帶，戴大帽子，穿高跟木屐，出門就乘車代步，進門就有人伺候，城裡城外，見不著騎馬的士大失。宣城王蕭大器很喜歡南朝學者周弘正，送給他一匹果下馬，他常騎著這匹馬。朝廷上下都認為他放縱曠達，不拘禮俗。如果是尚書郎騎馬，就會遭到彈劾。到了侯景之亂的時候，士大夫們一個個都是細皮嫩肉的，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體質虛弱，又不能經受寒冷或酷熱。在變亂中坐著等死的人，往往是由於這個原因。建康令王復，性情溫文爾雅，從未騎過馬，一看見馬嘶鳴跳躍，就驚慌害怕，他對人說道：“這是老虎，為什麼叫馬呢？”當時的風氣竟然頹廢到這種程度。）
在《顏氏家訓》中，顏之推同樣介紹了武事的象徵射在南朝的地位，當時南朝人連遊戲用的“博射”都不再玩了，更何況真刀真槍的“兵射”呢？倒是北方文人中華禮義文明傳統的尚武精神一息尚存。他評論道：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榮賜。（《顏氏家訓·雜藝第十九》，大意是：弓箭的用處，可以威震天下，古代的帝王以射箭來考察人的德行，選擇賢能，同時也是保全性命的緊要事情。江南的人將世上常見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書生都不肯學習此道。另外有一種比賽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較長，設有箭靶，賓主相見，溫文爾雅，作揖相讓，舉行射禮。這種射箭對於防禦敵寇，一點沒有益處。經過了戰亂之後，這種“博射”就沒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數會“兵射”，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殺賊寇，三公九卿宴會時常常賜射箭的優勝者。射箭技術的高低，關係到榮譽與賞賜。）
值得指出的是，亂世之中顏之推反對自己的後人習兵，所以他接著說“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顯而易見，顏之推本人也難脫當時頹廢世風的影響，他甚至作《誡兵篇》，主張士大夫不該參預軍事！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尚武精神是伴隨著儒學社會影響力的擴大而消褪的，最後連西周與軍事教育高度相關的六藝也成為《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儒家編定的內容。今天我們必須清楚：六藝本無詩書！至於《易》不過是一部關於卜筮的書，先秦諸子很少提及。正如陳鼓應先生所說：“先秦諸子罕言易。”（陳鼓應：《王弼道家易學詮釋》，載《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八期 ，2003年5月。）
儒家有一種極為正統，在今天看來又極為荒唐的觀點：就是通過內心道德的提高可以實現太平天下的社會理想，武力則是被放在了極為次要的位置。歷史上常常是這樣，在中華民族危難的時候尚武精神就會曇花一現，但危機稍減儒家思想就會佔據上風。當代也不例處，軍人已經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最可愛的人”變成了今天的“傻大兵”。
儒家在治國、平天下理念上這種泛道德化趨勢發端於孔子，儘管孔子主張在合乎禮制的條件下用兵。《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中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句話像這句話一樣影響到中國的戰略方向，它使中國逐漸失去了西周以來放眼四海，“向外看”的雄心勇氣。到宋朝，孔子的思想被極端化，演變為一種新的邏輯，就是用棄地與敵的“高姿態”實現天下安定——這是二十一世紀有人動不動就通過“共同開發”解決邊境爭端政策的先聲！
早在公元前81年西漢政府舉行的鹽鐵會議上，當時的儒生就主張放棄武備，認為只要漢王朝內修道德，匈奴就會乖乖地來降服。《鹽鐵論·憂邊第十二》上儒生說：“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那麼儒生這種荒唐主張的邏輯起點在哪裡呢，就是《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中那句話。《鹽鐵論·本議第一》中記載了儒生在會上的發言，我們轉抄如下：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
兩千多年前儒家的這種迂腐思想在今天並沒有完全消失，許多知識分子在談論漢武大帝的時候，還不忘他如何“窮兵黷武”。試想，如果沒有當時西漢政府對匈奴的戰略大反擊，中國的大一統局面能夠維持這麼久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中國被北方遊牧民族全境佔領在宋以後才發生，當時宋朝的儒生集團將孔子的泛道德主義戰略思想推向了極至。
將戰略要地拱手讓給戰略競爭對手，在今人看來或許感到不可思議，但在宋儒看來，這並沒有什麼錯誤，理由是如果放棄了這些戰略要地，敵人就會更安心，進而減少了戰爭爆發的機會。年輕有為的宋神宗（1048年~1085年）一死，司馬光就於1086年春天寫了一道《論西夏的札子》，主張將沈括（他不僅僅是一位科學家，還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將領，儒家千年不變的宣傳口徑是少講武事，“不以力聞”。）等收復的戰略要地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寨歸還西夏。他棄地與敵的主張馬上得到了齊摯、蘇轍、範純仁、文彥博等人的支持，文彥博甚至說送得太少，要把從吐蕃諸部收復的熙河路和元豐四年攻佔的蘭州一併奉送給西夏。
當然北宋也有人反對這樣作，如安濤、孫路等等，這些人反對的結果只是保住了蘭州等地，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寨最終還是讓昏庸的北宋政府拱手送給了西夏——當然和平並沒有真正實現。
“弱宋”之弱先弱在精神上，先弱在社會風尚上——二十一世紀的處在全球大爭中的我們不可不引以為誡啊！只有先講武，才有權談武德——特別是當我們面對以競爭和掠奪為文化基礎的西方文明的時候！
多年以來，筆者看到了太多文化復興運動，除了祭孔、讀經、還有漢服熱、孔子學院等等，難道這就是中華文明嗎？為什麼這個文明安身立命所需的尚武精神卻鮮有人提及，我們的孩子何時才能恢復中華禮義文明成熟期西周男兒那種箭射天地，志在四方的英勇！
當中華少年將武事作為自己的榮耀之時，我們才算真正復興了中華文明——那才是100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呼喚的少年中國！
尚武精神的中華魂啊，早日歸來吧！
文章來源：全球功夫網 作者翟玉忠 系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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