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歸流與末世首都
唐宋時的土司制度為羈糜制度，土司所控制的州郡被謂為羈糜州，遵守“世襲其職，世守其土，世長其民”的準則，羈糜州除部落首領需要定期至首都朝貢外，普通民眾並不需要負擔中央政府的賦稅。
從元代土司制度開始，地方土司要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但並非是中央政府的稅務官直接徵收，而是由土司自己收繳賦稅完畢，由土司交由中央政府。
元代貴州已經形成了四大土司家族，除去播州楊氏土司與思州田氏土司，其餘兩大家族即為上文所提到的水西安氏與水東宋氏。
元依照土司力量與控制地盤的大小，將土司分為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貴州共計有大小土司300多處，而貴陽之地即在順元路軍民安撫司下設有眾多的小土司。
明朝的土司制度更為嚴密，土司所轄民眾被分別登入“民戶”“軍戶”，分別受布政司與都指揮使的管轄，明軍在驛道沿線修建的衛所很多位於土司轄地，兩者互不統帥。
洪武五年（1372年），水東安氏與水西宋氏共同入朝，明將水西水東合二為一，為貴州宣慰司，安氏世代為宣慰使，宋氏世代為宣慰同知。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布政司成立後，田賦制度逐漸與全國接軌，但土司地區所有糧差仍由土司認領，然後再由其所屬土目、土民逐級分攤。
水東宋氏的馬頭寨
天啟元年（1621），明朝欲調水西安氏一萬兵助戰，因恐引矛盾而止，又預備調與水西安氏素來相愛相殺的永寧奢氏領兵三萬援遼，永寧奢氏頭人奢崇明與其女婿樊龍謀反，天啟二年，水西安氏的安邦彥挾持其侄宣慰使安位響應奢崇明叛亂，史稱奢安之亂。
崇禎三年（1630）安位請降，將水西安氏直領水外六目地（現貴陽清鎮）改流，崇禎四年，又因水東宋氏陰助奢、安叛亂，將貴州宣慰同知宋嗣殷革職，將水東宋氏直領洪邊十二馬頭地改流置開州（現貴陽開陽）。
清佔北方後，自崇禎十七年（1644）到弘光二年（1646），明朝舊臣先後在南京擁立福王成立弘光政權，在紹興以魯王為監國建立紹興政權，在福州以唐王為帝建立隆武政權，在廣東肇慶以桂王為帝建立永曆政權，在廣州以唐王弟稱帝建立紹武政權，除永曆政權在明朝舊臣與大西軍殘部帝的支持下堅持到永曆十五年（1661）才被清軍消滅外，其他各個政權，或忙於爭奪正統，或擁立者之間爭權奪利，在滿清的攻勢下，很快都失敗了。
在見證明朝最後衰亡時刻的短短十五年永曆十五年裡，有四年（1651—1656），貴陽作為南明永曆王朝的首都而存在。
1646年，弘光王朝與隆武政權相繼敗亡，原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巡按御史王化澄在廣東肇慶擁立桂王朱由榔為監國，又得湖廣總督何騰蛟支持，正式在1646年的十月十四日擁立桂王為監國，不久稱帝，以1647為永曆元年。
弘光二年同年，張獻忠被滿清擊斃，餘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歸明抗清，永曆三年，孫可望由重慶向貴州進兵，下遵義桐梓縣，又擊潰明軍在烏江的設防，渡過烏江，再克與貴陽、安順交界的黔西惠水縣，之後攻克貴陽，本預計向廣西進發與桂王的永曆王朝匯合，共抗清軍。
恰逢雲南混亂，石屏土司龍在田求援，孫可望突然改變計劃，進軍雲南，以孫可望首鼠兩端的個性，計劃的突然改變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孫可望見到擴張地盤的機會，而他極可能一開始就僅是將桂王與永曆朝廷作為自己手中的政治籌碼。
大西軍佔領雲南後，孫可望自稱平東王，不久又自稱“國主”，甚至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在明原雲南副使楊畏知的謀劃下，孫可望歸命永曆政權，奉表稱臣，但仍堅持向永曆朝廷索要“秦王”的封號。
而永曆朝廷自1647年到1650年，何騰蛟被俘失敗，桂林陷落，永曆帝手上的明軍部隊已經喪失大半，而唯獨剩下一個笑裡藏刀的孫可望還在向他示好了。永曆朝廷已經無處可去，永曆五年十二月，清孔有德部進逼南寧，永曆六年正月，桂王到達廣南，孫可望派總兵王愛秀前往迎駕，上書稱：
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臣再三思維，唯安龍所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為宜。
永曆五年正月，永曆帝一行從廣南出發，經十多天跋涉，到達距離貴陽幾百公里外的安龍（現黔西自治州，安龍並不在元所修的黔地五大驛道上，此一安置計劃也可窺見孫可望對南明取而代之的計劃是早有謀劃），而孫可望則獨坐貴陽，正式開始了永曆王朝在貴陽的歷史。
南明永曆政權曾短暫定都貴陽
永曆二年，為打破清軍對雲南貴州對包圍，孫可望留守雲南，李定國領兵十萬向湖南進軍，劉文秀領兵五萬向四川進軍。劉、李兵勢強勁，劉部連克宜賓、樂山、成都、重慶，而李定國先兵分兩路進攻湖南，繼而合兵廣西，攻下廣西全境，逼迫孔有德在桂林自焚而死。
孫可望見李定國戰績驕人，心中猜忌叢生，憂心自己地位受到威脅，同年，孫可望調佔領四川的軍隊入黔，進軍湖南。永曆七年至八年，李定國轉戰兩廣，屢戰屢勝，而孫可望卻多次設計陰謀襲擊李定國部，未果。
孫可望又退回貴陽，預謀拿到他朝思暮想的皇位。永曆八年春，永曆帝派人急召李定國赴安龍入衛，遭孫可望覺察，將預謀此事的十八大臣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的罪名全部處死。除吳毓貞經永曆帝說情處以絞刑外，其餘全部凌遲處死。
同年六月，孫可望趕至昆明稱帝，因皇冠尺寸狹小而未遂，永曆九年，派關有才領兵前往南寧進攻李定國，李定國在擊潰關有才部後，於永曆十年到達安龍，護送永曆帝自貴州盤縣進入雲南，結束了永曆政權在貴陽的歷史。
最終，永曆政權被投降清朝的吳三桂攻滅，而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西南土司也走到了盡頭。
順治十七年（1660），吳三桂以“水西土司安坤久蓄異謀，近聞刑牲祭鬼，將為不軌”請徹底改流水西，清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水西土司安坤、馬乃土司龍吉兆、烏撒土司安重聖等，陽順陰逆，中懷叵測。應如所請，悉心籌劃，相機殲剿。”
康熙三年，清廷命吳三桂進攻水西，以十鎮兵力圍攻，將安坤、安重聖擒拿，徹底革除水西土司。四年，吳三桂奏請將水西以及烏撒土司地改設大定、平遠、黔西、威寧四府，待吳三桂謀反，水西土司安坤遺腹子安勝祖得族人支持，領兵助清平叛，清廷恢復水西土司，而安勝祖無嗣，根據無嗣土司停襲的政策，水西土司徹底退出了貴州的歷史舞臺。
吳三桂政權敗亡後，土司制度繼續向有利於中央集權的方向發展，清初採取“滇黔土司暫從其俗”的政策，但為限制約束土司，仍實施四項措施：
一是嚴格規範繼承製度，以防爭襲、冒襲土司。二是明確土司有“唯貢、唯賦、唯兵”的三大義務。三是用中央公務員對土司進行工作審核，“有功則敘，有罪則處”，每三年一次考核。四是頒佈“苗疆禁例”，規定土司必受同級流官節制。另外規定無嗣的土司停襲，有罪的土司或降級或革除。
雍正四年，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上《改土歸流疏》，改土歸流總原則是削其大而存其小，土司田地一律清丈，人民一律入戶，對於對抗中央權力的土司堅決廢除。較之前代，黔、滇土司的政治勢力已經衰落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十一省混合的民俗
自明清移民後，貴陽已成一移民歷史長達400年的城市，貴陽城的習俗是各省移民混雜的。
上述的十一省九大會館，這些外地人將其本土的所有信仰全部帶到了貴陽，而這其中並未有某省某地之人佔據文化上的主導地位，這也是貴陽人始終不能感覺到貴陽這種城市具有文化的原因，因為移民城市中顯性的民俗已經被城市所融化，而這不妨礙，曾經移民者的文化靜靜的躺在貴陽的地名與曾經的歷史中。
湖北會館因湖北人崇拜大禹而建禹王宮，其地址在今貴陽的田家巷。
而貴陽老城區著名區域紫林庵，則是因為湖南人好建壽福寺，在當時貴陽的郊區建有“楚衡別墅”，因此地頗有田野風光，成為晚清年間貴陽文人雅士的第一聚會地，因此稱為紫林庵。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移重慶，移民再次湧至貴陽，開闢紫林庵一帶供外地人居住，田野風光的紫林庵遂不存。
今日紫林庵
而江西人的遺蹟仍然存在，江西人崇拜東晉道士許遜，在貴陽各地大建有萬壽宮，貴陽城中的萬壽宮在太平街，貴陽青巖所建的萬壽宮也是如此，至今猶存。
四川人崇拜李冰父子而好建祭祀李冰父子的川祖廟，在晚清的貴陽府中也曾遍佈川祖廟。而福建人崇尚媽祖，在貴陽城中也曾建媽祖廟。
單從這一記載看，漢族在信仰方面也具有多樣性，同時信仰在漢族人的精神世界中也佔有極大的地位，否則斷然不會離家萬里，要在偏僻的西南腹地祭祀其家鄉的神祀。
而對於老移民而言，他們則在貴陽扶鳳山上建有陽明祠與尹道真祠。祭祀的就是曾在水西故地修文悟道的王陽明與東漢時期的黔地大儒尹道真，以紀念他們開黔地文教事業的大功。
除去多樣化的漢族信仰，苗族、布依族以及貴陽周邊所有的少數民族，其信仰也在貴陽城中同時共存。
過去最為人所知，而現在貴陽人甚至貴陽苗族人也一無所知的，就是貴陽苗族的“四月八”。
貴陽苗族傳說，在宋代時，一個叫古魯悲讚的首領帶領苗族先民來到彝族佔領的黑羊箐附近開墾，勞作過度而亡，其繼任者賽陸玉玖，依舊勞作過度而亡，據傳即葬在貴陽舊城的市中心大十字（噴水池一帶，民國時是周西成銅像所在被稱為銅像臺，現在噴水池仍然是貴陽老城的金融中心，曾經的商品中心），苗族後人為記錄前人開拓之功，約定貴陽附近苗族，不論遠近、不論男女老少、不顧風雨，每年四月八，都要帶糯米飯來銅像臺、廣東街一帶掃墓，而後此活動在祭祀之外逐漸帶有娛樂性質，四月八當天，貴陽苗族必聚於銅像臺附近載歌載舞。
貴陽附近的青巖、花溪、龍里苗族也是中國人類學的福地。早在晚清時代，著名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1902年隻身來到西南地區進行人類學考察，在貴州停留了40天，拍攝了大量貴州青巖、花溪苗族以及沿途自然風光、風土人情的照片，回國後發表《苗族調查研究》。
鳥居龍藏考察貴陽苗族
後來一眾中國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隨國府遷居重慶，在雲南昆明建立“魁閣”，大批人類學家前往雲南、貴州考察，吳澤霖寫就《苗夷社會研究》，費孝通前往貴陽花溪的高坡苗寨進行人類學考察，及至20世紀80年代，臺灣人類學魁首李亦園與大陸人類學大師費孝通共同於貴陽花溪高坡苗寨考察。
貴陽的少數民族不僅保留其原生的文化，在文化上也將儒家文化的禮儀之道、為人處事完全吸收。
而少數民族的夷風在貴陽漢族中的遺存應當積聚於貴陽女生的個性中，貴陽女生個性火爆，敢於直接展現個人觀點，在貴陽的高中課堂上通常的情況是女生是課堂討論的意見領袖，男女戀愛時、結婚後女生大聲斥責男生而男生低眉順眼也較為常見且貴陽人習以為常，這應當是由於苗、布依、侗，女性地位較漢族女性更高，尤其體現在婚姻權自主中，個人權重相對較大，女性敢於表達自己意志。
貴陽漢族與少數民族時代雜居600年，女性應當或多或少耳濡目染少數民族女性大膽的個性，在明清儒學的鼎盛期，禁錮的女性觀也許還未能被少數民族的女性觀所動搖，而一旦清末民初後，貴陽女性無疑更敢於釋放自己的天性。
所有這些混合的民俗無論漢文化或是少數民族文化，都在貴陽城中和諧的共生。作為一座移民城市，貴陽將兩湖、兩廣、江右的民俗融化殆盡，從而形成無明顯地域文化特徵的貴陽，而細細品味之下，依然能嗅出空氣中多樣的文化。
目前，極速發展的貴陽確實欣欣向榮，在政策的扶持下，貴州可以說是西部受惠最深的省份，而貴陽則是西部受惠最深的省會，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風貌日新月異。然而也短板不少，貴陽人乃至貴州人都必須極力克服。
首要問題就是人才稀少，教育資源較為落後。晚清至民國，貴陽所出大人物僅張之洞（其祖父輩遷入黔地入仕，出生於貴陽原兩湖會館六洞橋之孔明橋側，今貴陽博愛路一帶，故名之洞，其15歲考出貴陽後，再未回到貴陽）、李端棻（1889年出任廣東鄉試主試官，極為欣賞一名叫梁啟超的考生，做媒將其堂妹，貴陽人李蕙仙嫁給梁啟超，後升任禮部尚書，為戊戌變法時“兩品以上大員唯一言變法者”，去職後在貴陽創辦貴陽一中，現貴陽一中為貴陽最好的高中）、嚴寅亮（貴陽本土書法家，頤和園牌匾、杜甫草堂等古蹟書法皆由其所書）、朱啟鈐（營造法式一書發現者，營造學社創始人，北洋交通部長，祖輩康熙年間至開州，他出生時家族已在開州綿延七代，其父回黔參加科舉時，溺死於黔湘道的貴州玉屏縣，故長於母家長沙，受教於其二姨夫瞿鴻禨）四人而已。
嚴寅亮題寫的匾額
而這四人全系青年外出求學者或長於外地者，貴陽乃至貴州並無能力培育他們，而如今貴陽一中即使較廣西的柳高、南寧二中，也要遜色一籌，想要彎道超車而沒有強大到威懾西南教育界的高中是後勁不足的。
第二大問題就是民風渙散，貴陽人慣於安逸，喜好嬉遊，日常最好衣、食二物，精神面貌落後，甚至有時以“善於享受生活”的藉口安逸於精神文化上的匱乏狀態，目光短淺是貴陽人的常態。淘寶2018年所做的省會城市女性網購衣物消費排名，貴陽女生名列第七。
凡城市生命都如個人人生，自有發育成熟的階段，當然也如個體人生一般，長成有快有慢，貴陽偏居高原山地，其嬰幼兒的階段營養一直不足，而貴陽如今才剛剛開始，宛若16歲的高中生一般，而在現代的科技條件下，這營養是絕對充足。
城市也如成人一樣，長大成人煥發光彩無疑是需要時間的。貴陽人雖然安逸懶散，但這坐城市同樣是產生了老乾媽的地方，老乾媽奮勇拼搏，知道落後卻自信，堅韌不拔，無懼他人眼光的精神同樣也是貴陽人貴州人所共有的精神。
貴陽人且看那17世紀還是洪邊十二馬頭地的開州不是還誕生了朱啟鈐嗎，那1940年代開墾的南明區現在住房容積率甚至堪比香港，但憑現在充裕的營養與貴陽人隱藏的堅韌，發揮邊地的蠻勇氣概，貴陽一定不會讓世界與未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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