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銘文 不但證明了武王伐紂是在甲子日，而且告訴了我們伐紂在辛未年！
如果說《迴天》胡造“歲鼎”；信口雌黃地硬將十二次中的“大火”，考證為天蠍座α星；將“天駟”考證為天蠍座π星；將“析木之津”證為“銀河”；將年歲之歲，理解為“歲星”；將丙子“人無食”變“月有食”；偽作“丙子望月”是錯誤的話，
那麼他將利簋銘文中的歲和鼎，任意組合為天文學中新名詞“歲鼎”，並能以此考證出武王伐紂的時間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4：55分，更屬荒謬之極。而且是誤導了夏商周三代工程。
“只有第六組：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或4日及附近日子）武王出師，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甲子日克商，---此日‘歲鼎’時間為4：55，緊扣利簋銘文‘甲子朝歲鼎’的記載，成為唯一可取的日期。”《迴天》
武王伐紂年代之謎尚未解決，又何以能精確到時分呢？又有何必要！這樣的精確度，也只有在火箭升空、衛星上天才用得著。再說，古今中外哪一次大小戰爭是以時分為記的？戎開牧野在早上，紂死商亡在晚夕，這已經是夠精確了！
當今惟一能證明武王伐紂年日的物證；周代青銅器利簋，其上銘文言：武王徵商，惟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其大意是：（武王徵商）的戰鬥，是開始於（甲子日的早上）朝。在這一年（歲）戰勝了（昏）庸無道的紂王，得到了（克）商（有商）的政權（鼎），早先多年報仇血恨的（夙）願終於得成。這年為（辛末）年，是永遠值得紀念的一年。
歲為何意，歲為年份，《大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只因韋昭錯注，妄增一“星”字而，而成“武王伐紂，歲(星)在鶉火”，誤將時辰當星辰，還誘使後人緊追木星而不放！
稍微懂得古文語法的人，就應一看就明白，銘文中的“辛未”應是年干支，而非日干支！
不信請看國學大師王國唯先輩是怎樣說的：
“古人文法多倒裝，故先日次月又次年。此種書法乃為殷週記事之體。”
史曰：文王受命，以及武王伐紂，歲皆在鶉火之次，而文王受命於己未，而經我用十二次野法推算之後，武王伐紂又為辛未年，也就是公元前1010年！
《利簋》銘文斷句：武王徵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闌師，易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樽彝。
註釋：1.武王，西伯發，天子曰徵，諸侯曰伐。此為武王崩後之追紀，故用
徵，用武王名之。2.商，殷商政權，3.惟，是在，4.甲子，克商日干支。是在周曆二月初四日。5.朝，早上。6.歲：年歲，克商年份。7.鼎：國之重器 8.克，攻克 9.昏，昏庸，晚夕黃昏。10.夙，早年心願11..有，取得，12..商，殷商政權，13.辛未：年干支，是指公元前1010年。14.闌：地名。15.利：利益。16.金：金器。17.檀：檀木飄香，福得廣施，利益天下。18.公 ：天下大公。19樽：尊貴，20.彝：禮器。鼎為何物？鼎乃古時帝王政權的象徵。以鼎象國，以碗示家，國富民不窮，民富君不貧。鼎作權像，始起伏羲，伏羲陶鼎。一言九鼎，言而有信！
鼎為權徵，天子九鼎；夏失九鼎，鼎遷於商，商失九鼎，權為周有，周失九鼎，周為初亡！
鼎有多種，克鼎、諫鼎，頌鼎；武王克鼎，宣王諫鼎；諫鼎申戒，克鼎紀功，宣王功烈，“頌鼎”宣王！
歷史根本不會存在短命“歲鼎”，因為這樣的鼎交上去是要殺頭的！
銘文中的“歲”乃為年歲的歲，至今仍在用。堯舜用載，夏人用歲，商人用祀，周人用王年，此處“歲”並不是指歲星，五行星中的木星！並非周人用年不用歲！歲在鶉火，便是用歲！
《利簋》銘文主題為武王伐紂,而非一般鑄鼎。對於如此具有重要意義改朝換代的戰爭,只記其日,而無其年，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想象的;
尤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10月1日重要，1049年更重要，故銘文中“辛未”為年干支應無疑！
銘文之“歲”既為年份，則必加註明是何年份，因此通過對“辛未”的推算，便能知伐紂年；
中國共產黨紀念日七月一日重要，新中國成立之日10月1日節慶日重要，然1921年，1949年，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似乎更重要，故而常有十年一小慶，六十年一大慶！
同樣周之“利簋”，不可能只有甲子日，而無辛未年！重大事件，重大紀念日，有日無年，不合情理！
還有人認為“利”為人名，此簋是克商後周王給利青銅作為獎利，持此論者，可知克商以後,天下未寧，百廢待興,有許多重大政務需要早日落實 ,怎麼會在克商七天便賜金鑄鼎,是否心太急，不合事理！
古代中國講求整體. 事分主次,此處當以年為主。銘文若只記“日”,而不言“年”,悖於常理;
古代歷史都是以年為基本單位的,而此簋有二處“日”而無一處“年”,有違常識！
更何況刻寫銘文惜字如金,有必要用二“日”,而棄一“年”於不顧嗎？
《迴天》一書將銘文中“歲”與“鼎”任意組合為天文上新名詞“歲鼎”，如若古時真有“歲鼎”之辭，此辭何吉？“短命政權”何人敢受？誰敢送之於王？送之於王必定腦袋搬家，人頭落地身首異處。《迴天》創新，不該如此！
《通鑑前編. 卷六》“王季（歷）因困而死，文王苦之，難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文王受命於己未”，受命八年崩，四年後有甲子之事，受命十二年後即是辛未，便是公元前1010年，己未、辛末皆是在“歲在鶉火”之次。
武王伐紂時的利簋銘文，也是甲子日為重，是為大甲，故置於前，辛未年輕，置其後。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古人常用天干地支的日干支來進行卜卦，推其吉凶。故古文中有：某某日吉或兇之辭。
人們常謂節日，而從沒有聽說有“節年”的，實在是節日對人們太重要了，現在小朋友對春節望眼欲穿，因為大人有紅包發，我小時也愛過年，因為有新衣穿！
周人也愛節日，時終難忘武王克商是在甲子日，尤如我們難忘十月一日是國慶節，七月一日是黨的生日！
《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覆，字天一，成湯，一名帝乙，是謂成湯帝”。
成湯因為其生日天干為乙，所以又稱為帝乙。查看《商代帝王紀年表》，見商代所有帝王名號，無一例外的都有日之天干，這也是商朝文化的一大特點。說明商周時期，人們對生日和時的干支的重視，勝於年和月的干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生子之日，母之受難之時，所以人們難忘生日！
當今還有一種謬論認為：“用干支紀年是從漢代開始”，非也！
“天皇作干支，伏羲作甲歷”，干支用處大，既可用於日，當然也可用於年月，甚至時！“六十干支”至少在商已通用，所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了“六十十支表”，商代甲骨文中的甲是“十”字，但非唯一，我還見過這樣“㐃”甲字干支表！
生辰八字，古名四柱，也非今日有古時無，春秋時孔子之生辰八字自古傳至今！
“成湯伐桀，歲在壬戍”用的就是年干支。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南齊書》將“歲在鶉火”，換算成了“文王受命，歲在己未”；武王伐紂，歲在鶉火，也可換成：“歲在辛未”！
在周穆王時的青銅器銘文中，有了“辰在丁卯”，也就是“歲在丁卯”，此中之“辰”，而是指星辰，而是指時辰，非是指水星，也非指木星，而而指時間，指年歲！
商周時代是最迷信五行學說，八卦易理時代。人人信神，事事占卜；不管大政小事，都要選好黃道吉日。這點既可以從大量殷商甲骨文中看出，也可以從眾多史籍中得知，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武王伐紂，魚辛強諫，認為卜卦不利。武王不聽，方能大捷，成王業於一統。因為當時特別重視黃道吉日，因此他們重視日干支程度勝過年月干支。這也是商周文化的一大特點。
當有人指出《迴天》所言武王伐紂年代結論，與銘文相矛盾時。江曉原教授辯解道：“考古學通常堅信，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絕對可靠，傳世史籍中對天象記載則是可以懷疑的；而天文學家卻很自然地認為，古籍中的天象記載只要經得起現代天文學方法的驗算就可以信賴，而青銅器上的銘文也完全有可能當時就寫錯了。”《青年報》2000年11月19日。
“寫錯了”說得好輕鬆，自己無知，還怪罪於古人，順便還不忘給考古學家們一記耳光，將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實屬無理之極。
《利簋》銘文，其權威精確性遠遠勝過“碳十四” 法，樹輪修正法，鈾系法、鉀氫法，如果對如此明確的西周文物古信息都不相信，那麼還有什麼信息證據可以值得信賴呢？
《利簋》是武王在闌啟獎給伐紂有功之臣的獎品。周鼎著象，利簋享祿。施右將軍有此利簋，便可長享其祿，怎可有假？如此重要的紀念品怎容出錯？難道不怕殺頭坐牢，或貶為庶民？
如果說“利簋銘文”可指證“工程”為錯判的話，那麼董作賓前輩的《殷歷譜》中紂王51個甲骨文紀年，十年甲骨文日記，更是對“工程”打臉，因為現今“工程”定“紂王在位三十年”，既不於古文獻相符，更不與《殷歷譜》中紂王51個甲骨文紀年相合，因此它必然是一失敗的工程！
《史記.曆書》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尚書. 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簋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
由此可知今古時殷、簋同音，今人誤讀！不應讀鬼或毀音。周人將其作克商紀念品分發獎賞有功之臣，其義非凡，深矣！
今人對於利簋之命名，似也有誤，按理此物應歸類為：克鼎，是紀念克商之紀念品！
《大傳》曰：“禹鏤九鼎，湯刻簋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
“夏商周三代工程”，本是一件對中華歷史傳承非常有積極意義的偉大歷史工程，可是在這些不求甚解的一些大老爺們的誤導下而大失其真，實在令人痛惜與遺憾！
也害得老嚴“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其騙人”！
更可悲的是他們又將他們的錯誤結論，自欺欺人地塞進百集視頻《中國通史》中，怎麼辦？毀了重來？還是讓它繼續騙人！
也許還會有人以“學術”作辨解，即便是學術，也不能造假！他們或是以“階段性成果”打掩護，老嚴要問，當把錯誤的成果結論編入《中國通史》，塞進中學歷史教科書，又不斷出現各種歷史著作時，這還僅是學術討論嗎？
自“工程”立項開始至今都二十年了，還是“階段性”成果？人生苦短，我們還需要幾個二十年？工程簡本雖出，然工程“繁本”我們還要望到何年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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