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文革”期間，馬三立奉“革命組織”之命，親筆寫下了這份所謂的歷史材料。感謝外灘畫報把這份珍貴的資料刊登出來，三哥看後熱淚盈框，今天與大家一起分享這段馬三立大師的“我這一輩子”......
敬祝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最高指示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領導方面叫我寫一份簡單的個人歷史材料，以下就是我的簡歷。
馬三立
我名叫馬三立，北京人，生於1914年。我三歲時，隨我父母由北京遷到天津居住。父親叫馬德祿，是相聲演員，母親叫恩翠卿，是京韻大鼓演員。因為母親死的早，十歲以前，我跟隨嬸母家生活。我十歲時，父親續娶了母親，有了家。才給我找到私立小學讀書。
我十二歲時，就開始跟我父親學相聲。半日上學，半日去撂地說相聲。1927年春天，我考進了匯文中學，不久，舊曆五月節後，我退學了。因為我父親的夥伴“萬人迷”死了。我父親被燕樂戲院解僱了，到東興市場撂地，所以我和我哥哥都退了學，正式說相聲了。
馬三立
1927——1933年
我在鳥市撂地說相聲，後來又在地道外小書場說相聲。1933年我結婚不久，我父親因病死去，借債很多，繼母偷偷跑了。我急得要死，病了半年。每天依靠同行們資助些生活費。（此段有趙佩如、李壽增可作證）
1933——1939年
我在東興市場和鳥市撂地說相聲，每天掙錢很少，無法還債。就離開了家，到外地做流動演出。沒有路費，李壽增把我領到火車頭上，當時李壽增是司機，把我帶到秦皇島下車。在秦皇島認識了閻笑儒。
在秦皇島，我們白天撂地，晚上串妓院，生意不錯，家裡生活好了一些，欠的債務也還清了。後來，因為閻笑儒生病，我們就回天津了。（此段有李壽增作證）。37年春天，我又在東興市場撂地。七七事變以後，我又沒有地方演出了，經馮立鐸的父親馮子玉介紹，我在地道外時調班裡加場。每天固定的工資。夥伴是高少亭（高是消防隊員，業餘相聲演員）。
38年的春節，瀋陽翔雲閣茶社，來津約相聲演員。我很想去，可是沒有夥伴。由趙佩如介紹，和佟浩如搭夥，到瀋陽翔雲閣。生意很好，可是佟浩如淨愛告假。我在瀋陽北市場，認識了張慶森，佟告假我就請張慶森來幫忙捧哏。以後，佟又告假，竟一去不返，把我一人擱在瀋陽了。我只好隨張慶森等去營口，取道迴天津了。（此段有張慶森可作證）
我回到天津，又在東興市場和高桂清、劉寶瑞等一起演出。當時南市的地痞流氓、雜把地欺負人。演員凡不是“青幫”、“在家禮”的都吃不開。所以，39年春天，我又離了天津。我和高少亭搭夥，（高因病退職消防隊了）去楊柳青、滄州、德州等地做流動演出、撂地、串妓院、趕廟會等等。五月份到了濟南，在青蓮閣茶社演出。一直到天津鬧大水以後，我們才回天津。（此段有阮文祿可作證）
馬三立與趙佩茹
1939年冬——1940年秋天
我從濟南迴來後，高少亭另就業，開汽車去了。我和耿寶林搭夥，經王劍雲給介紹，在北門寶和軒茶社演出。當時，班主是桑振奎，對演員太刻薄，工資給的很少，還按三十六天算一個月。本來想不幹，可是又沒有地方去。
到40年的夏天，戴少甫來津找我，叫我去北京替他上電臺，每月工資一百二十元。當時我認為，這又有名又有利，願意去。我和耿寶林到了北京，每天在廣告臺播音。幾天以後戴少甫給我倆人三十元錢，說，就替六天，二十四元另給六元路費。我們一起上了當。沒辦法，我和耿寶林，只好就在西單商場跟高德亮撂地去了。到舊曆八月節後，天冷了，我們回到天津。 （此段有耿寶林可作證）
1940年8月——1945年9月
我和耿寶林由北京回來，又到東興市場小書場演出。冬天，王十二到書場來通過高桂清（當時相聲班主），約我到兄弟劇團幫忙。我算臨時演員，就進入了兄弟劇團。一個戲一個戲的排下去了。只許他們不要，不許提出不幹。劇團的東家是惡霸漢奸袁文會，下面有五虎上將、八大朝臣。對主要次要演員的待遇是非常的懸殊。進了兄弟劇團，可以說是受累受氣不掙錢，家裡的生活困難之極。自己想離開劇團，可是又不敢。
在42年的春天，林紅玉組織私人班社，到濟南去演出。她通過和袁文會的私人關係向兄弟劇團借一場相聲，要我和耿寶林隨她去濟南短期幫忙。這樣，我和耿寶林借這個機會離開了兄弟劇團。在濟南五馬路公園茶社演出三個多月，後來，因為業務不好，關閉了。林紅玉、張愛祥又把我倆送回天津，交給兄弟劇團了。
當時物價飛漲，票價猛漲，可是演員的工資不漲。主要演員有十大股分紅，低級演員生活困難沒人管。1943年夏天李墨生來津，約白雲鵬等去南京，由高登第（大流氓）通過袁文會，到兄弟劇團借一場相聲，又把我借走。耿寶林因忌大煙病倒。我沒有夥伴，我就和劉奎珍搭夥去南京了。兩個月以後，我要求把我們送回天津。因為我不願意再回兄弟劇團，我和劉奎珍又偷偷地到濟南去了。李壽增正在濟南開設晨光茶社，大量吸收相聲演員。我和劉奎珍到了濟南，很受歡迎，業務很好。不久，王十二派宋小軒到濟南找我，逼我立即回津。
到天津以後，劉奎珍回鳥市撂地去了，我無奈又回到兄弟劇團。以後，不許請假，更不許逃跑。一直到45年8.15日本投降，袁文會聲明兄弟劇團他不要了，我向王十二提出退出劇團，九月份我脫離了兄弟劇團到鳥市撂地去了。（此段有馮書田，于德海、劉奎珍可作證）
馬三立
1945年9月——1947年5月
我離了兄弟劇團，一直就在鳥市聲遠茶社，同馮立鐸、劉奎珍、班德貴等人，演相聲大會（此段有班德貴、劉奎珍可作證）。
1947年5月——1950年
我在鳥市撂地，47年夏天，王十二找我介紹我和侯一塵搭夥，在大觀園和群英戲院趕場。三個多月，秋天我同侯一塵在北京大華聲電臺演節目，並在東城鳳凰廳上演。後來，因為業務不好，停演了。我和侯一塵投奔常連安的啟明茶社，參加相聲大會。可是常家只把侯一塵留下，不要我。當時我北京沒有家，我就借住在華聲電臺裡。48年秋天，張慶森、新韻霞等，由瀋陽來到北京，我就和張慶森搭夥了。
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我的生活很困難，吃飯也很成問題。49年1月，北京解放了，我和張慶森上兩場電臺，並在草牌樓“世界遊藝社”演出，生意好起來了。後來，把我老婆、孩子們都接到了北京，租了房子，買了床桌木器傢俱。我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把我從幾十年的受壓迫受貧困中解救出來。（此段有張慶森可作證）
1950年——1952年
天津燕樂戲院成立紅風曲藝社，50年我和張慶森由北京來到天津，在燕樂上演，並在中行電臺作廣告節目。51年，紅風曲藝社改組，建立“天津市曲藝工作團”，由常連安為團長、趙佩如為副團長。業務總負責人是王十二，所有演員都算工作團的成員。52年春節，我提出自願離團了。
52年春天，我和張慶森等，去瀋陽“公餘茶社”演出，業務很不好。五一節後回到天津，參加了李元通組織的“小梨園”共和班。當年九月，我和張慶森、李潤傑、張劍平參加第二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我是第六分團演出隊副隊長。在朝鮮演出兩個多月，53年的新年，回到祖國、到北京彙報演出完了，回津解散。（此段李星生可作證）
《買猴》作者何遲
1953年——1959年
赴朝工作結束了，53年1月，我參加了電臺廣播曲藝團工作，56年與市曲藝團合併，我任副團長。58年整風反右時，我犯了嚴重錯誤。59年5月，我被徹職降級劃為右派份子。下放東郊區新立村勞動。在農村一年十個月。
1961年3月——我下放回來，摘掉右派帽子，在曲藝團做演員工作。
以上是我的簡歷，請革命組織審閱。
馬三立寫
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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