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到美國的暴力、謀殺，就會讓人想到芝加哥。其實，芝加哥不算治安最差的城市，還有更差的。《今日美國》報紙今年2月份發表文章，把巴爾的摩列為美國最危險的城市。巴爾的摩是大城市中，按人口比例謀殺案最高的城市，2017年有343人死於謀殺，達到每十萬人有56人。巴爾的摩有62萬人口，芝加哥有270萬人口，芝加哥人口比巴爾的摩高出四倍多，但2017年只有650人被謀殺，與巴爾的摩343人被謀殺相比較，真不算高。
芝加哥和巴爾的摩都是民主黨佔絕對優勢的城市，2016年大選，芝加哥選民中83.7%投給希拉里，川普得票12.5%。在巴爾的摩，川普得票更低，只有11%，而希拉里得票88.9%。
兩個城市之間還有一個顯著的區別，根據2010年的人口統計數據，芝加哥黑人佔32.9%，白人佔45%，西裔佔28.9%，而巴爾的摩黑人佔63.7%，白人佔29.6%，西裔佔4.2%。可以說，芝加哥還算是美國的城市，而巴爾的摩快成南非了。從趨勢上來說，芝加哥的黑人比例在下降，而巴爾的摩黑人比例在上升。相對應的，芝加哥犯罪率也有所下降，而巴爾的摩的犯罪率繼續惡化。2017年與2016年比較，芝加哥謀殺死亡下降了14.7%，巴爾的摩上升了7.4%。黑人是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家心裡都明白，但因為政治正確，沒人敢公開說，媒體更是顛倒黑白，把犯罪原因指向別的因素，比如槍支控制不嚴，對窮人關照不夠啦，等等。
芝加哥和巴爾的摩都是美國控槍最嚴的城市，民主黨的觀點認為，嚴格控制槍支，就可以減少謀殺。這實際上是壞人犯病，強迫好人吃藥的方式。任何社會都是好人多，壞人少，黑人社區也一樣，好人佔了大多數。嚴格的控槍法律把守法者手中的槍剝奪了，壞人卻不受影響。壞人如果能遵守控槍法律，也就會遵守別的法律，不去犯罪了。一個社區好人佔多數，如果允許持槍，肯定是好人手中的槍比壞人手中的槍多得多。犯罪率高的地方，僅靠警察不可能改善社區狀況，民眾失去自衛權，只能被犯罪分子任意欺壓。持槍自衛有可能被誤用，但美國大量的事實說明，絕大多數合法持槍者知道持槍的責任，不會濫用槍支。相對於控制犯罪來說，濫用槍支所造成的損失極小。失去自衛權，導致的高犯罪率對社區危害更大。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社區，一些黑人退伍軍人組織起來，武裝巡邏，防止白人三K黨的攻擊。結果，不僅防止了白人的攻擊，黑人社區的治安也明顯改善。黑人中的犯罪分子，也會懼怕有槍的黑人好人。
民主黨佔優勢的地方，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吃政府福利的人多。政府福利本來是幫助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人。現在美國的政府福利，不管是不是有工作能力，只要窮，就可以申請。如果工作有收入，儘管收入低，也會失去申請福利的的資格。這樣下來，不工作領福利，比低收入的工作划算得多。一旦嚐到福利的甜頭，就不想再去工作了。為了維持福利，自然就會支持主張大政府的民主黨。身強力壯不工作，整天無所事事，精力旺盛，總要找點刺激，犯罪也就難免了。
美國的黑人孩子，大多數出生時不知道父親是誰，也就是說，多數黑人孩子是在單親母親家庭里長大，生活來源主要靠政府福利。孩子成長過程中，只知道錢來自政府，不知道需要自己努力工作去掙錢。沒有努力工作的父親作為榜樣，對孩子將來進入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從來不想工作，也不會工作。上學除了學點基本的知識，方便交流，根本沒有為將來謀生作打算。那些有父親工作的家庭，也儘量搬離黑人聚居區，以免孩子受到不良影響。
紀念格雷的巴爾的摩街頭塗鴉
自2015年後，巴爾的摩的治安迅速惡化，其中一件大事是主要原因。2015年4月12日上午，巴爾的摩警察在犯罪高發區發現一名叫弗雷迪·格雷的黑人行跡可疑，格雷發現警察注意到他時，慌忙逃跑。警察追上將其逮捕，搜查時發現格雷身上帶有彈簧刀，在格雷激烈反抗下，六名警察強行將其押上警車。目擊者說，警察行動粗魯，並錄下視頻。在警車上，警察檢查時發現格雷情況不好，半小時後送往醫院，一週後格雷死亡，死亡原因為頸部脊髓損傷。造成損傷的原因不明，有人懷疑是警察暴力所致，法醫檢查發現格雷頭部的傷與車上的螺栓符合，可能是車子在行進過程中，警察沒有給格雷繫好安全帶，頭部撞擊導致脊髓損傷。
格雷事件中受到指控的六名警察
格雷事件引發巴爾的摩黑人大暴動，全國很多城市舉行抗議活動，支援巴爾的摩黑人。六名警察被指控，其中三名是黑人。最後，巴爾的摩市以640萬美元與格雷家屬達成庭外和解。
聲援格雷的宣傳畫
格雷事件被媒體認為是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儘管格雷本身多次因販毒被捕，罪行累累，但導致他死亡的這一次，並沒有犯罪。巴爾的摩警方經過這次事件後，面臨巨大壓力，警察局長承認警方沒有替格雷繫好安全帶，送醫也不及時。巴爾的摩市長聲稱，不會容忍有種族歧視的警察。
自從格雷事件發生後，巴爾的摩警察不再主動執法，遇到報警時，才會出動。在處理案件時，儘量不惹黑人，以免被認為有種族歧視。警察遇到犯罪行為發生時，也儘可能躲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優秀警察對前途感到失望，辭職到別的地方。到2017年，警方進入居民區巡察的次數下降了70%，民眾明顯感到治安惡化。
格雷事件發生前三年巴爾的摩市的謀殺案
格雷事件發後後三年巴爾的摩市的謀殺案
制止犯罪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民眾報警，另一種是警方主動巡查。格雷事件後，巴爾的摩警察發回來的報告，總是說沒有發現犯罪情況。民眾報警也比以前下降了一半，沒有警方的支持，報警者可能會受到威脅，缺乏安全感。警方報告犯罪少了，民眾報警少了，從數據上看應該是犯罪少了，可事實是巴爾的摩犯罪率顯著增加。
哈德森牧師在教堂門前宣講聖經
離警察逮捕格雷兩條街距離有一所教堂，牧師羅德尼·哈德森說，教堂所在的街區，現在已經被毒販控制，警察根本不敢來這裡。大白天，毒販們公開出售毒品。自從格雷事件後，教堂附近已經有41人被槍殺。哈德森牧師說，他遇到毒販都避開，如果無意中接近，毒販會警告。
有責任心的警察想辦法離開巴爾的摩，而警察中的敗類卻更加如魚得水，巴爾的摩警察被指參與犯罪時有發生。少數警察被抓到證據，利用手中的權力敲詐違法者的錢財，甚至有警察把毒品放到被搜查者車裡陷害他人，反槍精英警隊中有8人因搶劫和非法搜查被判罪。更多的警察只是消極應付工作，沒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惹犯罪分子，搞不好會被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甚至因為執法過程中出現錯誤被判罪。不幹活不會犯錯，少幹活少犯錯。
巴爾的摩警察局報怨缺人手，警察加班是常事。一個警察一年的加班費可以達到20萬美元，一週的工作時間達到75個小時。這些加班費是否真的用在制止犯罪上，誰知道呢。警察的收入如此高，還招不到人，曾經最受尊敬的職業，如今變成好人不願意乾的工作。
巴爾的摩是美國國歌的誕生地，曾經有光輝的歷史，如今變成犯罪之都，為什麼？在政治正確之下，誰敢真的去討論，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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