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顏真卿突然有了熱度，甚至成為一個“文化事件”。當“好久不見”的顏真卿書法再度出現在公眾視野當中時，是以“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的地位而亮相的。
臺北故宮館藏的《祭侄文稿》號稱“天下第二行書”（“天下第一”真跡已失傳）、同時也是顏魯公唯一可靠之傳世墨寶，至今未在中國大陸展出過，卻於1月份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了——大家都知道這場“顏真卿風波”的始末，卻未必清楚顏真卿書法是如何在歷史中“進化”到國寶級別的。
據悉，在這場展覽接納的近20萬參觀者之中，有超過1/4的觀眾來自中國。朋友圈此前流傳有“帶本書去看展覽”之說，所指之書，便是去年出版的美國漢學家倪雅梅（Amy McNair）之作《中正之筆：顏真卿書法與宋代文人政治》。有意思的是，倪雅梅談顏真卿書法，重心卻不在其藝術成就，而是作品背後微妙、世故而英明的文化政治遊戲。
《中正之筆：顏真卿書法與宋代文人政治》，（美）倪雅梅著，楊簡茹譯，祝帥校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中正之筆》是英語世界圍繞顏真卿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學術研究專著，英文版於1998年出版，20餘年之後才進入中文世界。該書雖因年代較早而有材料與文獻上的疏漏，但卻憑藉鮮明的問題意識和關照視角，脫穎於我們習以為常的書法史研究。在倪雅梅看來，顏真卿之所以獲得如此顯赫的藝術聲譽，是由11世紀幾位有權勢的文人人為製造出來的。
國內“顏真卿熱”之際，閱讀專著《中正之筆》可謂恰逢其時。3月11日下午，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汲古論壇的第一場《“中”與“忠”：作為文化典範的顏真卿及其書法》便圍繞《中正之筆》一書展開了精讀討論，以“一場展覽”與“一部專著”的相遇為契機，談到“顏真卿”與“顏體”背後的藝術實踐與文化典範，也論說自己作為中國人的習字經驗與感受。
中國美術史學家高居翰（James Cahill）講過一個門道，西方人研究中國美術史，明智一點的話，最好不要碰書法——高本人就不碰書法。中國畫用西方術語研究，大家都看得懂，書法則太深奧。至於西方漢學的書法研究，很多是由在西方的華人所開闢的。
1959年高居翰（左二）與張大千（左一）及其眷屬
倪雅梅研究顏真卿書法，參照的是“性格學”。性格學在今天往往被視為一種古老的“偽科學”，但實際上將藝術風格與人格關聯起來的做法在中國傳統中是一種慣例，書法便被認為體現出個人筆跡的道德和政治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川指出，倪雅梅很好地呈現出了文化和政治之間的張力，但以一種建立在西方世界觀基礎上的學科概念，來進入中國傳統的書法史領域，多少有種“隔著”的感覺。一來，說顏真卿的成就是由宋人建構，這一說法在論證上存疑；二來，過於強調顏真卿和王羲之的風格對立，其實二者的互補性遠超其對立性。以西方的藝術概念介入，而可能忽略了漢字本身的文化傳統。
實際上，缺乏書法實踐的人，也很難成為書法研究者。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現代廣告學研究所所長祝帥是《中正之筆》一書的校譯，自己同樣精於書法。他指出，王羲之和顏真卿代表了中國書法的兩個源頭。顏真卿既是範式的開創者（給書法“立法”的人），也是中國書法史上並列的兩座高峰。顏魯公之後，由王羲之建立的書法或者說美學傳統產生了變化。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谷卿認為，顏魯公可謂書法史上“極其變態”的人。這並非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變態”，而是“變”的狀態達到了極致，如同詞之於南宋變得更深。
事實上，可能90%的中國人學書法都是從顏體開始的。換句話說，顏真卿是個群眾基礎非常好的人。谷卿指出了一個悖論，藝術群眾基礎極好的顏真卿，卻是唐代眾多書法家之中絕無僅有的個案：他的貴族家世極其顯赫，後被任命為國家高級官員，又在戰亂中作為忠臣悲壯殉難。古代中國的書法，是一種類似於不傳之秘的記憶，最能影響一個書法家養成的可能是家族。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強調，顏真卿書法之所以有如此形態，與他整個家族的城市流動史和大族姻親關係密不可分。這個世家大族定居長安之後與其他重要書家反覆聯姻，並坐擁大量書法收藏品，為顏真卿的書法風格和家學傳承奠定了基礎。與我們今天將書法視作一種純粹的藝術審美不同，在古代，無論是書札也好，著作也好，首要考量的並非藝術或美觀與否，而是如何遵循和代表一個貴族階層的文化修養，換句話說，書法正是貴族社會網絡編織之下的文化記憶。誠如谷卿所言，書法首先是文化身份的表達，從宋代的士大夫欲求建構的顏真卿形象來看是如此，從以顏氏家族為代表的南朝士人的觀點來看，也是如此。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書法，我們可以看到更為整全的書法場景和線索，理解古人是在怎樣的社會功能和場合中使用書法，以及書法表達怎樣的社會功能。史睿尖銳地指出一點，以往的書法史研究往往比較重視最偉大的書家及其作品。儘管這樣的書法史研究是非常基礎和必要的，但究竟這些書家是在怎樣的環境中產生的？彼此之間有怎樣的可能關係？這些問題仍不清晰。海外中國藝術史研究，比如歐美、日本等都比較重視場景和線索，倘若多學習其問題意識和方法，轉過來運用到我們對於作品、文獻、歷史等方面的研究優勢上，會有新方法和新範式以處理中國書法史的不同側面。
顏真卿在宋代，是共同的文化偶像
宋代，是顏真卿接受史的關鍵時代，而其美學因素是多方面的。《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管琴指出，今年引起關注的《祭侄文稿》作為以手稿形式保存的作品，是任情、自信的產物，它的魅力正是出於寫作草稿的匆促，這符合傳統書法的美學意義。中國傳統重視書法起草的文本，因為起草是無心書之。而顏真卿在宋代成為典範，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宋代儒家的家國思想，在文人士大夫社會已發展到極致。顏真卿這樣的書法家，家族、氣節、學問和性格中的中正，跟他清晰剛健、大氣磅礴的書法美學完全一致，也跟儒家傳統的家國觀念完全吻合。在北宋初期，已經有一些零星的對顏魯公的評價，只是沒有像後來的推崇者歐陽修這樣有影響力。宋代很多人對顏真卿的氣節和書法表示讚歎，他們身體力行地推崇顏真卿，立了很多顏魯公的祠堂，給顏魯公祠堂寫過堂記。
從北宋文人政治的角度考慮顏真卿的地位確立，自然是很好的向度。但管琴認為，依據很多宋代材料來看，假如將顏真卿侷限為一種學派的美學風格，大概並不很符合真實歷史。在宋代，顏真卿並非只受一黨歡迎，而別的黨派就不喜歡顏真卿。比如朱熹也是非常喜歡顏魯公的。在宋代，顏真卿就像一個共同的文化偶像，很難說屬於哪個黨派。至於宋代的儒家改革者之所以選擇顏真卿的“中正之筆”，作為他們主推的風格，是因為他們在寫文稿時是用中風，而王羲之是用側風，有方和圓、巧和濁的不同特點。至於是否可以把中風和側風截然對立起來，近人看來可能還需重新討論。
誠如李川所言，當我們說顏真卿書法受歡迎是因為“政治”時，我們也很難說王羲之就“不政治”。在顏真卿之前，亦有中正風格的書法，而顏真卿之所以被立為書法典範和道德楷模，是一個實踐之物、被指定之物，而不應該僅僅被視為科學分析的產物。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恰也是華夏文化實踐之於宇宙觀、世界觀的自然投射，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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