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豔霞，今年61歲。我和丈夫是青海一石油局的職工，他從警衛連轉業當老師，我是一名護士。1980年，我倆相親後閃婚。1981年，我生下兒子金寧。7年後，女兒也出生了。圖為我們住在石油局分的房子裡。1996年，為了響應政策調整，石油局局長帶著後勤職工集體搬至敦煌。敦煌氣候好，更適合居住。我們一家在敦煌過得雖不富裕卻也其樂融融。完全不會預料到，有一天會和金寧走散在茫茫人海之中。李豔霞/口述投稿
我的丈夫喜好音樂，愛唱秦腔。轉業成老師後，他時常帶同事回家開家庭音樂會，拉二胡、敲揚琴、吹笛子。他們喜歡錶演《地道戰》，曾憑這個在石油局文藝演出中獲獎。金寧兄妹在耳濡目染下也對音樂感興趣。有一次工會組織節目，兄妹倆上臺唱了段秦腔，哥哥表演大方而且音準很好，妹妹羞羞答答。圖為丈夫帶同事回家開音樂會，系紅領巾的妹妹坐一旁看大人吹拉彈唱。金寧在隔壁房間裡做作業，打開房門聽音樂。
1997年，金寧高二，第一次出遠門，到北京參加夏令營。夏令營是學校組織的，帶學生遊覽北京開闊眼界。大西北很封閉，出門就是大沙漠，沒有綠色。從北京回來後，他很興奮地和我說，“北京很大，車很多。媽你不知道，北京到底有多好。”金寧還和我說，將來一定要考上中央音樂學院。我當時沒太當一回事，以為只是小孩的一句話。圖為金寧參加北京夏令營，在天安門廣場留影紀念。
2000年，金寧高考落榜，無奈去湖北一個石油學校讀計算機。2002年，金寧因買不起回家的車票給家裡打電話。7月4日，金寧從北京坐火車回家之後，我才知道原來他瞞著我們退學了。他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唱歌賺錢，和三個人一起住在地下室，每月租金300元。聽到兒子退學，我當時非常生氣。他一遍遍哀求，“我想當歌星，上中央電視臺唱歌”。丈夫罵我一直慣著他，把他寵壞了。我心想都已經退學了，沒法挽救，那就先由著孩子吧。
從北京回來後，金寧天天把房門關上彈吉他唱歌，他唱的最多的是齊秦的《大約在冬季》。有時提醒他吃飯，他說練得正起勁。10月，金寧向我提出要去北京做流浪歌手。我拗不過兒子，心想男人嘛，在外漂泊不會有什麼事。何況他這麼喜歡音樂，就支持他一把。沒想到，我的“心大”為日後埋下一顆雷。如今兒子失蹤，丈夫患上自閉症，他想不通為啥別人都兒孫滿堂，自己卻把兒子給教丟。我到現在一直保留著金寧自彈自唱的錄音帶。
2002年10月5日，這天的日曆我撕下來保留至今。那一天，金寧帶著雅馬哈電子琴、高中畢業證、一張全家福、敦煌果脯和一張我親手做的駱駝毛毯去了北京。電子琴是我攢了半年多的積蓄給他買的，3680元。那一年，我每個月工資才不到600元。
到北京後，金寧和我們保持每月一通電話的頻率。他說住在東城區地下室，每天在城牆根地下通道唱歌。他還提到和崔健的侄子是好朋友。多年後，我託志願者幫忙找崔健求證，崔健回應說他根本沒有這個侄子。圖為金寧18歲那年在照相館拍了張藝術照。吉他是我送給他的成人禮禮物。金寧失聯之後，我在北京琉璃廠樂器一條街找他，看著一排排吉他，就想起他曾拿著這把吉他唱歌給我聽。
我們的最後一次通話是在2003年6月，金寧用座機打的。當時非典肆虐，北京戒嚴不讓出入。電話中，他說打算去三里屯發展，“不混個名堂就不回來”。失蹤後的幾年，我一直往那個座機打電話，中間打通幾次沒人吭聲。那次通話後，金寧再也沒給家裡打過電話。我大大咧咧慣了，安慰丈夫說男人嘛不會有什麼事。周圍同事也紛紛告訴我，說北京是全國人民都向往的地方，也是特別溫暖和安全的地方。這是我去三里屯尋找金寧的時拍下的照片。
直到2004年春節，金寧沒回家過年，也沒有給家裡電話，我開始慌了，託人找金寧的大學同學朋友詢問情況，也在敦煌七里鎮報了案，結果不了了之。2007年，一個女的終於接了那個座機電話，說這是北京寶鈔衚衕公共電話。聽到這個消息，我立馬坐2天3夜的火車抵達北京，像無頭蒼蠅一樣在寶鈔衚衕附近打聽尋找。尋子至今已有16年，我往返北京十幾次均無所獲。圖為我在北京一家麥當勞向服務員打聽情況。
有時候看見大城市寫字樓的玻璃清潔工，我會想我兒子會不會也在上面幹活啊。這些年，我和丈夫洗出2000多張金寧的肖像照，背面寫著他的信息、我的家庭住址和聯繫方式。在北京，我聽很多流浪歌手說小城市不掙錢，所以一般往大城市跑。在那以後，我尋找孩子的範圍一點點往外擴散，上海、南京、成都、鄭州……2018年，我在北京認識不少熱心人士，他們成了幫我找孩子的志願者。
這十幾年，經歷期待和失望交替。我逐漸摸清一些尋親的方法。2007年，我在北京買了份地圖，每次尋找金寧我都隨身帶在身上。地圖上的圈圈提醒自己曾經來過這個地方。如今，這份地圖因長期翻來翻去，被磨成兩截。我見過數不清的流浪漢，和他們曾在天橋、地下通道擠一塊睡覺。我聽過成千上百個他們不願回家的理由：自稱沒爹沒孃的、外出打工錢沒賺夠……看到流浪漢，想著金寧可能在外挨餓受凍，心裡更不是滋味。
在北京西站，我看見地鐵口的一個流浪漢，拿著金寧相冊怎麼問他他都不說話。最後我給了他5塊錢，他看著錢流眼淚。春節前，我和志願者在北京順義一處橋洞向流浪漢打聽情況。他們在附近工地打工，我勸他們天冷快回家吧，要被爸媽知道睡在這多心疼。他們說你不用操心，北京住房太貴了，我們只好住在這。熱心人士每次提供的線索像是一根救命稻草，有些我一看照片明知不是兒子，也抱著僥倖心理去打聽，說不準會獲得意外線索。
我每年花幾個月回家工作攢錢，存夠了再外出幾個月找孩子，如此交替。我丈夫身體不好，有氣管炎、腦梗塞等大病小痛。每次外出，他說生活還能自理，讓我放心找孩子。他說如果身體硬朗，他拉二胡我唱歌，邊攢路費邊找孩子。我在尋子路上遇到的，不全是好心人。在一個雨夜，我在後海把金寧的照片遞給一對年輕夫婦時被罵：“滾，神經病！”照片被丟在積水路面，我撿起崩潰痛哭。圖為這些年我外出找孩子積攢的部分火車票。
女兒在為人母親前，對我把生活重心放在金寧身上感到不滿。她有次坦白，讓我別成天只顧著失蹤的哥哥，忽視她這個女兒，要是因為找金寧把身體搞垮了，這個家就散了。直到小外孫出生後，她慢慢開始理解我和丈夫的苦衷和心結。把兒子養這麼大突然人間蒸發，換成誰都無法接受。近幾年，她也支持我外出找金寧，只是叮囑別累壞身體。金寧高二穿著去北京的那套衣服我還保留著。
一次和朋友交談，我被對方一句“你看起來跟70多歲一樣，孩子要現在看見你都認不出來”刺激到了，要變年輕的想法隨之愈加強烈。這麼多年我的心都被找兒子這件事情填滿了，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像個流浪漢一樣。我不甘心老去，不甘心因為衰老讓孩子認不出自己。我想通過整容讓自己變得年輕一些。為了讓兒子再見面時能認出我，五官和臉龐都不會有太大變化。圖為2018年11月9日，北京，我拿著兒子的照片站在酒吧門前。湛超越/攝
整容手術大概做了8個小時。術後幾天我雙眼浮腫，看不見東西。白天，志願者給我送飯。晚上，護工照顧我。醫生說因為我上了年齡，恢復會比較慢，大概需要半年時間。手術後我覺得很累，卻沒有感覺到疼痛，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真的不疼。只要一想到找孩子，我就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術後第10天才能拆線，可我在第5天接到熱心人士線索，對方說北京順義有個流浪漢和我兒子百分之一千像。我在線沒拆完情況下戴著口罩到順義拜訪熱心人士。可是，結果讓我又一次失望。對於整容這件事，很多親戚一開始嗤之以鼻，“都一把歲數了還整什麼，不如把時間花在找孩子上”。 西北地區偏遠，當地人接觸新事物少。後來我一再解釋原因，告訴他們我擔心因衰老而不被兒子認出時，親戚慢慢接受了。
志願者勸我說，既然又變年輕了，就拍一組寫真照留念吧。親戚朋友覺得我不止樣貌年輕了，心態也有所改變。看到我最近的狀態，女兒說她特別高興。她說我以前總是愁眉苦臉，見人就哭著說找兒子的事兒，她真的特別心疼。以前找孩子，我的衣服清一色是暗沉的，邋里邋遢的，路人都不愛搭理。現在我開始穿上鮮豔衣服，想著以後找孩子也要穿的整齊些。左圖是我年輕時候和金寧的合影，右圖是我整容之後拍的藝術照。
手術過後年關將近，我回家陪丈夫和女兒女婿過年。自從金寧失蹤，女兒成了我和丈夫唯一的依靠和寄託。我為了找兒子放棄了太多，女兒也長期見不到我，我真的虧欠家裡人太多了。在照顧小外孫這件事上，我希望儘可能幫女兒減輕負擔。圖為從北京醫院回到敦煌後，朋友請我吃飯，我和我小外孫的合影。小外孫長得有一點像小時候的金寧。有時候翻相冊，我會告訴小外孫這是他舅舅，還放金寧錄的《大約在冬季》給他聽。
金寧的房間我們一直沒有改動，他的鋼絲床、書桌一直保留。屋裡被打掃的一點灰都沒有，金寧回來了隨時都可以住。前年，丈夫在醫院昏迷了4天，搶救了半個月。我跪在病床前，在他耳邊說“老金你要撐住，要等孩子回來。”所幸，丈夫從死亡線上回來了。人沒法不服老，上年紀的我一走遠路就腿疼，已經不能再像十年前經常往外跑。接下來的日子，我一定會把生活過好，健健康康地等著兒子回來。餘生我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夠見到兒子。
去年10月，我做了個夢，夢見金寧喝醉酒坐在家裡地板上，抱著他18歲那年的吉他，嘴裡說出6個字“我還在，我活著”。我剛想問他“你在哪，為啥還不回家”時，夢醒了。這個夢太真實，直覺告訴我金寧還活在世上，總有一天會回來。這十幾年以來，我的號碼未曾改變，幻想著有天兒子會再次撥通這個手機號。【本組圖文為今日頭條獨家發佈，嚴禁轉載！如果你身邊也有動人故事，請私信告訴“自拍sel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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