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紅軍在陝甘地區的會師，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重大戰略決策。紅軍廣大指戰員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下，排除張國燾的破壞和干擾，終於在1936年10月勝利會師陝甘，實現了黨的重大戰略決策，完成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這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的偉大事件，意義十分重大。
紅一方面軍舉行東征戰役
為了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推動紅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紅一方面軍按照黨的瓦窯堡會議決定，舉行東征戰役。
紅一方面軍舉行東征戰役，是毛澤東大膽而又具有遠見卓識的一著絕妙好棋。1935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已經明確指出：目前，陝甘晉三省是我們發展的主要區域。他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獨佔華北，反帝運動高漲，反帝革命在全國醞釀，這些地區的人民急需革命。因此，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領導全國大革命”。
毛澤東為什麼要把山西作為紅軍發展的主要方向呢？
第一，他認為，東征山西接近抗日前線，可以推動全國抗日救國形勢的迅速發展，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贏得全國各階級各階層人士的擁護和支持。
第二，山西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黃河防線，在山西擴大紅軍、補充給養、籌措糧款、徵集物資，不但可以減輕陝甘根據地在經濟上、兵員上的壓力，而且可以鞏固擴大陝甘根據地。
第三，有利於推動國民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同共產黨和紅軍率先在西北地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就是說，紅軍選擇親日反共的閻錫山晉綏軍為主要的作戰對象，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國民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在正面發生衝突，率先為在西北地區實現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新局面創造條件。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執行‘抗日聯軍’的策略，把敵人營壘中間的矛盾與破裂組織到民族戰線上去，把我們營壘同‘第三營壘’結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民族營壘”。
第四，進攻山西可以把入陝的晉綏軍調回山西，減輕陝北根據地的軍事壓力，乘機恢復和發展陝北根據地。
1936年2月20日，毛澤東親自與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東渡黃河，舉行東征戰役，至5月5日，歷時75天的東征戰役結束，並取得重大勝利。
首先，紅一方面軍在山西20多個縣播下了抗日的種子，發展了革命力量，壯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並給閻錫山的封建統治及其推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以沉重的打擊，受到山西乃至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其次，殲滅晉綏軍7個團，俘其官兵4000餘人，繳獲各種武器4000餘支(挺)、火炮20餘門；迫使閻錫山將其入陝“進剿”紅軍的晉綏軍5個旅撤回山西，減輕了陝北根據地的壓力，恢復和鞏固了曾經失去的陝北根據地；8000餘名青壯年積極參加紅軍，壯大了紅軍的力量，並籌款30餘萬元，繳獲了大量的軍用物資，緩解了紅軍抗日經費的困難。
再次，紅一方面軍經受了鍛鍊，提高了戰鬥力，尤其是取得了渡河作戰的寶貴經驗。
第四，推動了華北乃至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剝奪了蔣介石、閻錫山的政治資本，把建立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使陝甘革命根據地成為領導全國抗日救國的大本營。
上海的許多抗日團體以及魯迅、茅盾、宋慶齡等都紛紛寫信給中共中央，堅定地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1936年3月29日，魯迅、茅盾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
讀了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國共產黨《告全國民眾各黨派及一切軍隊宣言》、中國紅軍為抗日救國的快郵代電，我們鄭重宣言：我們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的號召，我們認為只有實現中共、中蘇的抗日救國大計，中華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這時，李濟深也發表擁護抗日的通電，馮玉祥主張抗日與不打紅軍。在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內部，也分成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兩派。上海，擁護中國共產黨主張的各種刊物達30多種，其中《大眾生活》銷量達20餘萬份，蔣介石亦無法制止。馬相伯、何香凝等帶頭在上海街頭舉行抗日示威遊行。許多外國記者也贊助反日運動。
總之，紅一方面軍東征，打了勝仗，喚起了人民，擴大了紅軍，籌措了財物。這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確定的新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正確的。
紅一方面軍舉行西征戰役
紅一方面軍東征回師後，中共中央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向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放棄“反蔣”口號，呼籲“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並希望“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
但是，蔣介石仍然不顧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無視中國共產黨提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倡議，頑固地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著手建立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指揮入晉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晉綏軍各一部，以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等共16個師另2個旅，對紅一方面軍發動新的“進剿”，企圖首先奪取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為中心的陝甘根據地。
經營以陝西、甘肅、寧夏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據地，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北後所採取的重大戰略決策。為了鞏固擴大以陝西、甘肅、寧夏為中心的陝甘寧抗日根據地，推動國民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甘的戰略計劃，開闢西北抗日新局面，中共中央決定以紅一方面軍主力為基礎組成西方野戰軍，舉行西征戰役。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革軍委以紅一方面軍第1、第15軍團和第81師、騎兵團共1.3萬餘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舉行西征戰役，向國民黨軍兵力薄弱的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發動進攻，首先打擊堅持反共的馬鴻逵、馬鴻賓部，開闢新的抗日根據地，策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
5月14日，西方野戰軍在陝北交口大相寺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彭德懷等出席會議。毛澤東作形勢與任務的報告，總結紅一方面軍東征戰役的經驗，進行西征戰役的動員，使紅軍指戰員明確了西征戰役的任務和有利條件，增強了勝利的決心和信心。會後，彭德懷領導西方野戰軍迅速投入西征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
按照中革軍委下達的西征戰役命令，西征野戰軍兵分左、右兩路軍，向陝、甘、寧邊界地區發動進攻，至7月27日勝利結束。
西征戰役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首先，它給予堅持反共的馬鴻逵、馬鴻賓部以沉重打擊，開闢了陝甘寧根據地。從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西方野戰軍對馬鴻逵、馬鴻賓部予以大量殺傷外，還俘其官兵2000餘人，繳獲各種槍2000餘支(挺)、戰馬500餘匹，佔領了環縣、定邊、鹽池、豫旺4座縣城，開闢了縱橫各400裡的陝甘寧新根據地。後來，這一根據地發展到北迄長城，南至淳化，西鄰固原，東到黃河，全區連成一片，總面積約1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00萬。1937年5月，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陝甘寧根據地改稱陝甘寧特別行政區(簡稱陝甘寧特區，9月改稱陝甘寧邊區)，下轄36個縣和神府特別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指揮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戰略基地和指揮中心。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
奪取寧夏戰役計劃，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為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甘，鞏固和發展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重大戰略舉措。
這時，張學良十分希望紅軍主力會師，壯大陝甘的抗日力量；也希望儘快與蘇聯溝通聯繫，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和支持，以便紅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共同抗日。因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1936年6月16日正式與共產國際溝通電訊聯繫後，開始著重考慮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和奪取寧夏、打通蘇聯的問題。6月29日，他致電彭德懷指出：“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為此的任務。”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12日，毛澤東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要求他們繼續北上，共取寧夏。
8月25日，中共中央將這一戰略計劃報告了共產國際。9月11日，共產國際書記處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批准了這一戰略計劃，並表示紅軍佔領寧夏區域後，給中國以幫助。同時強調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
這時，蔣介石為阻止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分化瓦解東北軍，命令其嫡系胡宗南部重新進駐甘肅。為此，中共中央於8月30日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明確指出：我們的基本方針是“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
8月31日，紅一方面軍主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從豫旺堡南北地區向西出動，至9月14日，先後佔領了七營、王家團莊、高崖子、將臺堡、興隆鎮、界石鋪、同心城等廣大地區，為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甘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紅二方面軍按照《成徽兩康戰役計劃》，發起進攻，至9月21日，在成縣、兩當、徽縣、康縣先後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組織了隴南抗日遊擊隊、“兩當縣義勇軍”和東河、東北、東關口、東柳溝四個抗日委員會和一支擁有1000多人的徽縣工農遊擊大隊。紅二方面軍在地方政權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下，僅在半個月時間內，擴大紅軍2000名，籌集了大批抗日資財。
但是，張國燾再次公開向黨中央發難。8月22日，他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提出紅四方面軍主力準備在永靖渡黃河西進，襲擊永登，控制蘭州北岸，一部出中衛援助一方面軍奪取寧夏，一部控制渡口，其餘在臨潭、岷縣吸引胡宗南部。
8月27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及各方面軍首長，明確指出：“四方面軍應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爾後向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鉗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並號召“一、二、四方面軍首長應領導全體指戰員發揚民族與階級的英勇精神，一致團結於國際與中央路線之下，為完成偉大的政治任務而鬥爭。”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強調指出：向西行動須求得蘇聯協助。9月至11月三個方面軍的行動，應照商定辦法執行。並指出：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不要抗日反蔣並提，我們從2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相反地提出“聯合抗日”口號，請依此方針改進自己的宣傳工作。但是，張國燾仍然不相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夠建立。9月9日，他命令紅四方面軍準備以兩個軍先西渡黃河，接著主力跟隨西進，遂行其“西進計劃”，偏安於青海、新疆、甘西地區。
這時，各路國民黨軍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正陸續向西蘭大道中、西段和甘南地區集結，企圖切斷三大主力紅軍會合的通道，各個擊破紅軍。中革軍委為打破國民黨軍的企圖，於9月13日決定提前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並制定了《靜會戰役計劃》，以紅一方面軍一部向西蘭大道靜寧、會寧段挺進，直接配合紅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部，一部確保定邊、鹽池、豫旺縣等要地於手中，為下一步奪取寧夏創造有利條件；紅四方面軍主力迅速佔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德、靜寧、會寧、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佔領該線，此是最重要一著”；紅二方面軍在甘南和陝西西南地區活動，以一部兵力直出寶雞以東地區，鉗制與側擊胡敵，配合紅四方面軍先機佔領西蘭大道之隆德至定西段。
但是，張國燾拒絕執行軍委頒佈的《靜會戰役計劃》，並於9月13日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我們大計以快向西北進為宜。”同時，命令紅四方面軍部隊由臨潭、洮州舊城西進，經循化、永靖西渡黃河，向青海、甘西、新疆實施戰略退卻，企圖搶先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繼續與中共中央相對抗。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佔領寧夏”。並要求紅四方面軍迅速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斷，不妨礙爾後紅一、紅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至於佔領甘肅西部，候寧夏佔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略取之。
9月16日至18日，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鋪舉行會議，討論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傅鍾、曾傳六、李卓然、何畏、蕭克、劉少文等。會議否定了張國燾西進青海，繼入甘西、新疆的錯誤主張，決定繼續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並於18日命令紅四方面軍向靜寧、會寧進軍。
但是，就在制定靜會戰役計劃具體方案時，張國燾與中共中央鬧獨立的故態又惡性發作。這時，陳昌浩第一次公開與張國燾唱了反調，主張北上，與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爭論十分激烈。朱德耐心地勸說張國燾要維護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要個人推翻集體決議。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
9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為爭取張國燾放棄其西進錯誤主張，率部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再次致電朱德、張國燾並任弼時、賀龍，指出，“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陝、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後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
為了加強對三個方面軍的領導和指揮，中共中央採納了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嚮應的意見，決定組織軍委主席團。21日，毛澤東等致電朱德、張國燾和紅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統一指揮十分必要，我們完全同意任、賀、劉、關意見，以六人組織軍委主席團，指揮三個方面軍，周恩來因準備去南京談判，此間軍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線與朱、張、陳三同志一起工作”(即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和朱德、張國燾、陳昌浩)。
但是，張國燾仍然堅持其西進的錯誤主張。21日，他在漳縣前敵指揮部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推翻了中央西北局的決定，命令紅四方面軍各部隊掉頭西進，“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機佔領永登、紅城子一帶”。
與此同時，張國燾為封鎖消息，命令紅軍總司令部第1局局長周子昆、第1局第1科科長潘同、第2科科長曹廣化：“所有未經我簽字的電報一定不準發出，請兄等絕對負責。”並繼續玩弄兩面派手段，於2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並轉任弼時、賀龍：“我們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實現紅軍主力進到寧夏及甘肅北部的計劃。”朱德雖盡力勸阻卻無濟於事。9月24日，紅四方面軍在通渭的部隊按照張國燾的命令，轉向西進。
9月2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聶榮臻，指出：“四方面軍決心向西，從永靖渡河，謀佔永登、涼州，其通渭部隊二十四日撤去。據云渡河後，以一部向中衛策應一方面軍佔寧夏。此事只好聽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部西進仍屬重要，界石鋪仍應確保於我手中。此外，請考慮是否用紅1軍團主力及第81師佔領固原、鎮原線，威脅平涼、瓦亭。
這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為了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陝甘的戰略計劃，避免紅四方面軍遭受嚴重損失，即致電任弼時、賀龍、劉伯承：“請你們向國燾力爭北上計劃之有利，西進將限於青海一角，爾後行動困難，且妨礙寧夏計劃。”
9月27日，中革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迭接二十六日兩電，敬悉一切，並有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西渡計劃行動等語。”“中央認為：第一、四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佔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佔領，有事實上不能到達任務之危險。”“如四方面軍西渡，彼將以毛軍先行，胡軍隨後，先堵擊青蘭線，次堵擊涼蘭線，爾後敵處中心，我處僻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慮。”“中央認為：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寧夏，或分途並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仍在外翼制敵，則萬無一失。”
經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耐心說服教育和朱德、任弼時、賀龍等的勸說，加上由蘭州附近難以西渡黃河，張國燾才被迫同意停止西進，繼續北上。9月28日，他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已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先頭一師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號可到介(界)石堡(鋪)”。與此同時，他們下達《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從9月30日起，紅四方面軍由岷縣、漳縣等地，向通渭、會寧前進。10月7日，紅四方面軍先頭第4軍到達會寧，同紅一方面軍第73師和第1軍團會師。隨後，會寧城防務交於紅四方面軍第4軍，第1師主力移駐城郊，紅一方面軍其他各部均相繼撤離。9日，朱德、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會寧城，受到紅一方面軍部隊的熱烈歡迎，並贈送了紅四方面軍大批毛衣、毛襪、毛手套和肉、菜等慰問品。
與此同時，紅二方面軍按照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命令，於10月4日開始北移。至10月22日，到達靜寧以北的將臺堡(今屬寧夏西吉縣)，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陝甘，標誌著歷時兩年的紅軍長征勝利結束。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紅25軍、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長征出發時，總人數共20.6萬餘人，途經14個省，總行程共達6.5萬餘里，翻越雪山21座，進行重要戰役戰鬥600餘次(其中師以上規模的戰役戰鬥120多次)，犧牲軍以上幹部9人(其中有原紅8軍團政治委員黃甦、紅3軍團參謀長鄧萍、紅25軍政治委員吳煥先、紅5軍副軍長羅南輝、紅6軍團政治部主任夏曦、紅28軍軍長劉志丹等)，犧牲營以上幹部432人，沿途補充兵力6萬餘人，長征結束時，紅軍共保存3萬餘人。紅軍的人數雖然減少了，但這是經過千難萬險鍛鍊和考驗的民族精華，是全國同胞團結禦侮的核心。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了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存下了樹身和樹根。”毛澤東也滿懷豪情地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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