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談治學經歷：19歲自學《資本論》

餘永定按：本序言發表於2003年讀書第一期，原標題為盡志不至，可以無悔矣。但文集因技術性原因未能按計劃出版。在此期間，考慮到文集的可讀性問題，友人王巍對文集重新進行了編輯。作者理應按文章的新排序對序言進行重大修改，但因心緒變化，實在難於下筆。故保留了原序言，僅對個別字句作了調整。

自序[①]

自19歲自學《資本論》始，研究經濟學已三十有五年。數年前，朋友建議將多年來的論文和文章結集出版。然自知學術價值有限，未敢輕允。數月前被確診身罹癌症，遂萌生出版文集之念。既自視不高，如何還要浪費紙張？勉強找到的理由是：文集時間跨度三十餘年，對尋覓“失蹤者們”的足跡，或有一定史料價值。

文集中的論文和文章按寫作時間和內容（兩者基本一致）分為六部分。第一部分中的三篇文章並非真正經濟學之作。它們分別寫於1970、1974年和1995年。在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一些乳臭未乾的少年執拗地要去揹負歷史的十字架。他們崇拜拉赫美托夫、牛虻和保爾·柯察金；卻又相信“自我意識具有最高的神性”[②]。古往今來，在無“罪感”[③]的汪洋中，“平庸的邪惡”[④]或毋寧說“邪惡的平庸”永遠是勝者，理想主義和理性主義相結合的結局必定悲慘。這些輕狂少年大都已隨時間而湮滅，現在已無人知道他們,更無人想知道他們。最悲哀的是：他們犧牲一生最美好時光所換來的，不過是恢復了“對普通事物的常人見解”。但這又怪得了誰？金聖嘆嘲笑得好：“誰叫你赤膊？”[⑤]1970年的《關於學習的幾個問題》一文意在呼籲大家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用全人類的知識財富豐富自己的頭腦。然而， “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要你信仰你就信仰，誰叫你思想。正如中世紀經院哲學中的荒謬派對那些千方百計試圖證明上帝存在的思想家的抨擊所顯示的，任何證明上帝存在的企圖都是對上帝的褻瀆。難道你的理性高於上帝不成？為了這篇現在看來完全無害的文章，我理所當然地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對中國歷史沒有任何專門研究，1974年的《關於秦末農民起義的若干問題》一文的價值僅在於它的弦外之音：一個年輕人對“專以天下自適”，“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⑥]的獨夫思想的反抗以及對文人幫閒的憎惡。這麼多作為中華文明傳承者的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爭先恐後地為虎作倀，而現在又心安理得地將這一切統統忘掉。實在可悲、可嘆！重讀文革期間僅存的兩篇幼稚之作，我感到一種淡淡的悲涼。“悟以往之不諫，知無來者可追”。將它們收入文集就權且作為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罷。進入“而立之年”之後，我不再專門研究、更不發表純經濟學之外的問題。寫於1995年的《我們自己眼中的中國》是唯一例外。當時回國不久，對國內的進步歡欣鼓舞，對洋人的說三道四深感不快，有感而發。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一篇與conscience與justification有關的文章。一個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職業經濟學“家”本不應破壞自己遵守多年的規矩，就專業領域之外的問題發表意見。但悔之晚矣。只好收入文集，以“立此存照”。

文集的第二部分為20世紀80年代初所作有關馬克思《資本論》的三篇文章。從1967年到1970，我用了兩年半時間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寫了一本又一本的讀書筆記。以後又多次重讀《資本論》。坦白地說，我對馬克思《資本論》經過了多個“不懂-懂-又不懂”的“螺旋形循環”。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以範疇的辯證運動為特徵的思維方法和他所喜歡使用的“實體性”概念等等都是十分難於把握的。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辯證法做過這樣的描述：“我們採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係出發……既然這是一種關係，這就表示其中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我們分別考察每一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於是出現了需要解決的矛盾。……我們研究這種解決的方式，發現這是由建立新關係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係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在又需加以說明，等等。”[⑦]在學習《資本論》的初期，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追蹤“範疇的辯證運動過程”，並希望從中演繹出對當代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的必然性解釋。就我自己而言，這種努力當然是失敗的。後來，我不再關心“正題”和“反題”如何產生“思想”，對立的思想如何產生“思想群”，“群的辯證運動”如何“產生系列，”“系列的辯證運動” 又如何“產生整個體系”等等。 [⑧]我感到，由“範疇的辯證運動”所構成的“辯證邏輯”不是一種與形式邏輯相對立並高於後者的邏輯。換言之，兩者是屬於不同種屬的概念，不能構成對立的統一，並不存在一種不同於形式邏輯並與之對立的第二種邏輯。如果說形式邏輯是思想的語法，辯證邏輯就是一種安排思想素材的框架和體例。於是，我把注意力轉到研究《資本論》中的具體問題，並依照形式邏輯的規則（如“無矛盾性”的規則）來解讀《資本論》。在這個過程中，把《資本論》中的個別(individual)理論用數學語言重新加以表述，並通過數學演繹發現其中可用於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內涵成為我當時最感興趣的工作。

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是馬克思《資本論》中最有實踐意義也是一般讀者感到難於掌握的部分。《馬克思再生產模式的數學推廣》發表於1987年，但實際上是在1981年完成的[⑨]。在這篇論文中，我把馬克思的再生產模式表達成一個差分方程。通過對方程的求解和分析，進一步演繹了馬克思再生產模式中所蘊含的內容。事實上，馬克思的再生產模式就其內容的豐富性和推導的複雜性來說，大大超過了後來的哈羅德－多馬模型。實事求是地說，《資本論》包含了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和增長理論的豐富素材。《論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問題》一文發表於1985年。這篇文章給出了列寧的再生產理論的數學表達式。列寧的《論市場》一文發展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列寧通過假定第一部類可以以高於第二部類的速度增長，論證了俄國貧困這一事實並不能阻止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列寧的這一思想後來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的理論基礎。列寧在寫《論市場》時只有23歲，其邏輯思維的嚴密性使我深感吃驚。我用一個差分方程組概括了列寧《論市場》一文中所包含的重要思想，我的學生則對兩大部類的增長路徑和平衡關係進行了數字模擬。這篇論文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澄清了當時學術界在討論兩大部類增長速度之間關係的一些邏輯問題(僅僅是邏輯問題！)。

勞動價值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中最基本、最困難，同時也是爭議最多的部分。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結晶”，並不是一個容易把握的概念。而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衡量的價值量顯然是一種用可變尺度衡量的量。俄國經濟學家鮑爾特基維茨於1907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論馬克思第三卷的基本理論結構的正確性》的論文，他提出，在馬克思的“轉化程序”中，作為生產結果的產品是按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的，但是作為生產前提的那些相同的產品卻是按它們的價值出售的，而這在邏輯上是不允許的。長期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圍繞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關於“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理論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而我國理論界則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一問題。在《論轉化問題》一文中，我實事求是地介紹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轉化問題的研究，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資本論》也不是《聖經》。正如康德所說的：當宗教想要躲在神聖後面，法律想要躲在尊嚴後面時，它們恰恰引起人們的懷疑，而失去人們的尊敬。因為只有能夠經得起理性的自由與公開的檢查的東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我以為，正視《資本論》中的邏輯問題，並對這些問題做認真與誠實的探討正是對馬克思的最大尊敬。

文集第三部分的文章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把馬克思再生產理論和西方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結合起來以回答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的嘗試；而 “速度與比例”的關係則是當時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社會主義再生產模型初探》寫於1981年，是為參加第一屆全國數量經濟學討論會準備的論文。在一個經濟系統中，各個經濟變量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繫，一個經濟變量的變化會程度不等地引起其他所有經濟變量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反過來又會影響到最初發生變化的這個經濟變量。研究任何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確定任何經濟變量的數值，都不能脫離經濟關係的總體而孤立地進行。在分析經濟問題時不僅要從整個經濟系統這一總體出發考慮在一定時期內各個經濟變量的直接和間接的交互作用，即看到它們之間的橫向聯繫，而且要考慮到某一時期各個經濟變量的變化對以後各接續期的各個經濟變量的影響，即看到它們的縱向聯繫。這就是說，不僅要看到一種經濟決策的短期後果，而且還應預見到它的長期後果，經濟變量間的這種橫向聯繫和縱向聯繫交織在一起，形成更為錯綜複雜的關係。換言之，對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幾乎都離不開對聯立方程組或聯立微分方程組的求解。基於這種認識，《社會主義再生產模型初探》參照西方經濟增長理論、把屬於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範圍內的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如國民收入、積累率、生產基金、生產基金佔用係數、積累基金、積累基金佔用係數、消費水平和價格水平等聯繫起來，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宏觀經濟模型。這個宏觀模型反映了我從總體上把握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所涉及的各種關係，為從總體出發研究個別經濟關係提供一個框架的最初嘗試。由於改革進程的飛速發展，經濟學家很快對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失去了興趣。但是，用聯立微分方程組來描述和解決宏觀經濟問題卻成了我後來最喜歡使用的研究方法。

《從FMD模型到社會主義再生產模型》發表於1982年。這篇文章介紹了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費爾德曼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如何處理經濟增長速度與兩大部類比例關係的著名模型--費爾德曼模型，並以“更合乎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方式，重新推導了這一模型。《劉國光模型的數學推廣》發表於1983年。當時翻閱了不少中國學者20世紀60年代以來所撰寫的有關經濟增長速度和兩大部類比例關係的文章，劉國光教授1963年發表的《比例與速度》一文給我留下很深印象。隱約感到此文隱含著一個完整的數學模型，於是嘗試著把劉國光的語言模型翻譯成數學模型。完成這一工作之後，我吃驚地發現：劉國光教授的思想與費爾德曼以及印度經濟學家馬哈拉諾比斯的思想完全一致。劉國光《比例與速度》一文是當時我找到的既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文獻也可在西方經濟學文獻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不多的大陸經濟學家論著之一。

文集的第四部分代表了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研究西方經濟理論的一些成果。自1979年開始，我在世界經濟所理論室從事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在這一時期，我主要研究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和劍橋學派同新古典學派的論爭。同當時研究“西方經濟學說史”的同事有所不同，我並不把西方經濟學著作作為“史”而作為“學”來研究。我深信，西方經濟學有很強的實踐性，應該“學”好西方經濟學。“批判”應該建立在“學懂”的基礎上。《西方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發表於1983年，是國內當時比較系統和深入介紹西方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一篇文章。

《兩個劍橋之爭》是我1986年完成的碩士論文。1953年，羅賓遜夫人發表了一篇題為“生產函數和資本理論”的文章。她從資本的度量問題入手，猛烈抨擊了傳統的生產函數概念。她以其特有的敏銳，發現了作為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和增長理論基礎的“總量生產函數”是循環論證的產物。以此為開端，新凱恩斯學派同新古典綜合派進行了長達二十餘年的激烈論戰。這就是所謂“兩個劍橋的資本理論之爭”。這場論戰最終以薩謬爾遜承認失敗而告終。邏輯是否正確是判斷任何理論的可接受性的首要標準。我一向以為經濟學是一門對邏輯性的要求幾乎像數學那樣高的科學。但是，羅賓遜夫人的勝利對後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並未產生什麼影響，“那些被迫承認自己的觀點站不住腳的人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⑩]西方經濟理論依然在總量生產函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著。這種現象大概是需要科學史家來解釋的。不管怎麼說，通過對這場爭論的研究，我比較深入和具體地認識到，拋開其在規範性（normative）領域中的問題不談，僅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上看，西方主流經濟學也存在嚴重問題。用羅賓遜夫人的話來說“皇帝沒有穿衣裳”。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在應用西方經濟理論研究實際經濟問題時，一直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兩個劍橋之爭》這篇論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滿足於對爭論雙方的論點作一般性的文字表述，而是對爭論的各種技術細節，包括數學細節進行深入研究，在徹底搞懂每個邏輯環節之後再做自己的判斷。中國學者歷來重文詞輕邏輯；精密分析的缺乏使他們“容易限於籠統、虛浮等思維弊病。”[11]羅賓遜夫人的著作是應該像幾何學那樣來研究的。這樣做將大大提高經濟學者邏輯推理的嚴密性和發現經濟理論邏輯漏洞的敏銳性。

《索洛對新古典主要增長理論的貢獻》完成於1986年前後。在1988年作為華夏出版社出版的索洛代表作《經濟增長--一個理論探索》的附錄發表。這是一篇更詳細介紹西方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文章，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保羅·羅莫新經濟增長理論之前的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成果。

文集的第五部分包括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有關中國宏觀經濟理論的幾篇論文。1988年十月我負笈英倫，在牛津大學接受“正規”經濟學訓練，1991年始撰寫博士論文《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和穩定政策設計》。在這篇博士論文中，我運用當時最“新潮”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方法，特別是數理經濟學方法，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問題的理論框架。文集這部分中的第一、二篇論文都是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的。在文革期間，通過羅素瞭解了邏輯實證主義；通過賴辛巴哈瞭解了科學哲學。以後，又接觸了波普、庫恩和拉卡託斯等人的思想。科學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擺脫了形而上學和決定論的影響。長期以來，我一直著迷於掌握一種方法或方法體系，通過運用這種統一的方法或方法體系解決經濟理論問題。作為一個折中主義者，我相信歸納法的重要性同時又驚歎於演繹（特別是數學演繹）的威力。儘管假設－演繹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是牛頓時代的產物，但我卻始終喜歡使用這種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能夠正確地提出問題。正如波普所指出的：“所有科學討論都是從某個問題(P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科學方法都不能代替靈感，而靈感在很大程度上又來源於實踐。經濟實踐給我們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困惑。經過一段時間（有時困惑會縈繞腦際多年）之後，你會突然想到：問題應該是這樣提出的！或問題可以這樣解決！這時，也只有在這時，假設－演繹法才能幫助你以最有效、最嚴格的方式得出有實踐意義的結論。

《中國經濟的消費函數》最初在1993年作為西英格蘭大學工作論文（英文）發表。二十多年來中外學者對中國消費函數的研究大多采用經驗歸納法。根據經驗試驗性地給出決定消費需求的有關變量，然後使用計量經濟學方法計算出消費函數的各解釋變量的係數，並對迴歸結果進行統計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增加或減去一些變量，直至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應該說，這種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是十分薄弱的。特別是，許多作者並不關心所使用時間序列的具體性質，因而他們所進行的迴歸是“偽迴歸”，他們所提供的檢驗實際上是假檢驗。基於對計量經濟學的“不信任”，我更相信理論推導，而不是經驗（數字）分析。關於中國消費函數的論文試圖從某種理論框架出發（居民跨時效用函數最大化），並把中國的制度性特點考慮進去（中國特有的預算約束），用假設－演繹法推導出了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的結果。

《中國經濟的兩部門增長模型》[17]發表於1996年東亞經濟協會第一屆年會，也是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的。這篇論文同時考慮了中國的資本積累過程和貨幣財富積累過程，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從而建立了一個兩部門增長模型。該論文還把中國宏觀經濟的瞬時均衡和經濟增長的動態過程結合起來，討論了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路徑的影響和中國通貨膨脹的發展趨勢。

《總供給函數的推導》發表於《經濟研究》2002年9月，但實際上是我1994年博士論文的一個章節的中文譯文。總供給曲線是宏觀經濟分析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構成了宏觀經濟學的最基本理論框架。在西方經濟學中，為了推出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即物價水平越高，產出量越大這樣一種關係），經濟學家必須做出各種各樣的輔助性假設。所有這些假設都存在很大任意性，缺乏簡明性。此外，在推導總供給曲線的時候，經濟學家都假設了所謂的“代表性”居民和企業。因而，把分析“代表性”居民和企業行為得出的結果簡單地推而廣之，作為整個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的行為。我的論文放棄了“代表性企業”的概念，假設不同企業勞動生產率是不同的，且服從某種概率分佈。在分析了每個企業的價格和產出的關係之後，按事先設定的分佈概率，對應於給定的物價水平，把所有企業的產出加總起來，由此推出一條斜率為正的總供給曲線。這篇論文顯示，在微觀單位（代表性居民和企業）和宏觀總量之間還存在著一塊十分廣大的“中觀”領域，對這一中間地帶的研究必將大大豐富現有的宏觀經濟理論。

發表於1999年的《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的簡單框架》從理論上回答有關中國財政的可持續性一些問題。這篇論文證明，儘管目前中國的隱性債務很高，只要中國能夠把財政赤字-GDP比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如3%）,並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如7%-8%），中國就將能維持財政的穩定。《M2-GDP比的動態路徑》的基本思路是幾年以前形成的，斷斷續續考慮了很長時間，直到最近才最終成文。在過去二十餘年中，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貨幣供應量的高速增長。由於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持續高於GDP的增長速度，中國的M2-GDP比不僅大大高於與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國家，而且顯著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通貨膨脹的潛在危險十分擔心。這篇論文在對傳統貨幣數量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正的基礎上，解釋了中國何以能夠在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大大高於GDP增長速度的情況下保持物價穩定，並進而給出M2-GDP比增長的動態路徑。論文的結論是，導致中國M2-GDP極高的原因包括：低通貨膨脹率、高居民儲蓄率、高不良債權率、企業留利水平低、資本市場不發達和企業資金利用效率低等。高M2-GDP比本身還不能說明中國是否潛伏將來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危險（也不能說明就沒有危險）。論文最後建立了一個動態宏觀經濟模型，並對影響通貨收縮形勢的因素進行了分析。

多年的經濟理論研究實踐使我深深感到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還處於十分幼稚的發展階段。經濟理論是難於對許多實際經濟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的。我以為，經濟學家充其量能夠為決策者提供一個首尾一貫的可供檢驗的思想框架，並通過不斷的“試錯”，逐步改進這一框架。

文集第六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收集了我在1994年回國後，有關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12篇文章。這些文章的題目分別是：《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和非銀金融機構的發展》、《關於外匯儲備和國際收支結構的幾個問題》、《國民收入分配、金融結構與宏觀經濟穩定》、《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宏觀經濟穩定》、《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和貨幣政策新進展》、《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新階段》、《打破通貨收縮的惡性循環》、《執行適度的貨幣政策，促進中國經濟的穩定與增長》、《中國應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汲取的教訓》、《中國當前的財政問題》、《論鑄幣稅》、和《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宏觀管理》。這些文章反映了我在90年代中期以來不同時期對中國當時的重要（或熱點）宏觀經濟問題的看法。在1994－1996年期間我同中國大多數宏觀經濟學家一樣，對中國失去對通貨膨脹的控制的可能性感到擔憂，因而堅決支持中國政府的反通貨膨脹措施。而中國經濟由通貨膨脹到通貨收縮的轉變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會發生得這樣快則是我直到現在仍感到迷惑不解的問題。自1997年夏季以來，在很大程度上受對日本經濟考察的啟發，開始對在中國出現通貨收縮的可能性感到擔憂，因而積極主張採取更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例如在1997年夏季呼籲再次降息）。在1998年上半年，同是受日本貨幣政策失效和“重整財政”失敗的啟發，積極主張在中國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1996年我對中國的“雙順差”發表了一些不成熟看法，受到某些高層人士的斥責。關於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保持貿易順差的問題，最近幾年在國際上正引起越來越多的討論。我們遲早還會回過頭來再次討論這個問題。由於儘管採取了十分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但經濟增長仍然乏力，於是開始從供給方尋找有效需求和通縮的原因。1999年發表《打破通貨收縮的惡性循環》一文，為理解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提供了一種思路。

現在回過頭來檢查我對中國宏觀的實際經濟問題所發表的文章，似乎可以說：沒有驚世駭俗的見解，大多數看法是對的，有些看法是錯的，還有些看法仍有待實踐的檢驗。就職業而言，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學應該算是我的“業餘愛好”，希望將來還有機會把我在世界經濟方面的文章結集出版，以供同行批評。[18]捫心自問，數十年來，我一直恪盡經濟學人的職守，“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19]這裡談不上什麼崇高動機，我只是對經濟學本身感興趣而已。記得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人的最大幸福莫過於有一個合乎自己興趣的工作。對於才智平平的人來說，經濟學可能是最好的職業。

最近幾年，一直在思考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宏觀經濟穩定的理論框架，以繼續我在牛津開始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和穩定政策設計”的研究。孔夫子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過去近三十年的時間裡，我一直都在作“利其器”的工作。真希望自己還有更多的時間，做出一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來。幼喜讀賈島絕句：“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時日無多，霜刃未試，不免有些悲慼之感。然“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而又何悲乎！

2002年11月20日

[①]本序言發表於2003年讀書第一期，原標題為盡志不至，可以無悔矣。但文集因技術性原因未能按計劃出版。在此期間，考慮到文集的可讀性問題，友人王巍對文集重新進行了編輯。作者理應按文章的新排序對序言進行重大修改，但因心緒變化，實在難於下筆。故保留了原序言，僅對個別字句作了調整。

[②]馬克思：《博士論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三頁。

[③]徐保耕：罪感的消亡，讀書，2002年8月。

[④]徐奔：平庸的邪惡，讀書，2002年8月。

[⑤]魯迅：《華蓋集續集》《空談》，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⑥]《李斯列傳》，《史記》，第2555頁。

[⑦]恩格斯：《卡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22－123頁。

[⑧]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頁。

[⑨]餘永定：從FMD模型到社會主義再生產模型，世界經濟，１９８２年１月。

[⑩]Robinson, Joan,1979,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5, Blackwell, Oxford。

[11]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23-724頁。

[13] Popper, Karl, 1974, “Autobiography of Karl Popper”, inSchilpp, 1974,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2 vols. La Salle, III,Open Court.

[14]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313頁。

[15]同上，第314頁。

[17]原文的英文題目是China’sMacroeconomic Stability。

[18]我所始料未及的是：我的世界經濟論文集已先於本論文集於2003年底出版。餘永定：《我看世界經濟》，三聯出版社，北京，2003年。

[19]《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8頁。

近年我的主要著作，更多信息閱讀原文可見:

《危機與轉型——對話思想者》（2009）

《中國經濟怎麼了》（2013）

《凱恩斯的中國聚會》（2015）

《印鈔者：中央銀行如何製造與救贖金融危機》（2016）

《有時》文藝隨筆（2016）

《白銀帝國》（2017）

徐瑾經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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