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在原始先民的觀念裡是遙不可及的，原始時代的信仰屬於典型的泛神崇拜，在崇拜系統之中，神抵的地位大多平等，而且最初是對日月星辰等具體天體的崇拜，並沒有誕生凌駕於－一切的至上天神，但是伴隨著文明進程的推進，社會等級化的傾向日趨嚴重，信仰系統也逐漸有了層次的區分，凌駕眾神之上的至上天神的出現，就是典型的神抵階層化的表現，“上帝崇拜的出現，是原始自發宗教向早期人為宗教成熟過疲的重要分水嶺，也是社會形態變革和人間關係在宗教領域的反映”飛天神信仰是自原始社會形成後便綿延不絕的信仰系統，天神祭祀也是歷代王朝重要的祀典之一。翻檢先秦兩漢典籍，至上天神有諸多神名，如帝、上帝、天、吳天上帝和五方上帝等。華這些紛繁的神名之中，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和傳承。
“上帝”這一觀念大概起源於夏代，深化於商代。《墨子·明鬼下》所引《虞夏書·禹誓》言大禹征伐有僱氏為“天用剿絕其命飛言大禹征伐三苗為“用天之罰”，可見夏代己有稱天神為“天”的雛形。到了殷商王朝，至上神和祖先神的祭祀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甲骨卡辭中多半卡辭與祭祀相關就是明證，《尚書》中也有商人言“天”的記載，如有夏多罪，天命延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番汝．《尚書·湯誓》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予過續乃命於天，予豈汝威？肆豐帝將復我高祖之穗，亂越我家．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夭夭民，民中絕命。 王司敬氏，罔非天鼠。天子，天既記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豐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既然夏代己有“天”的觀念，為何在商代要構造出“帝”或“上帝”的稱謂，而不沿襲夏代的觀念，我們認為是商王朝的建立，要體現出一種重構，並建立一種新的權威，如果沿襲則容易混同，也不利於王朝的統治。作為新的國家政權及統治者，商代統治者期冀與上帝對應，在統一的王國中展現出權威，如此一來，神也全能權威，“當國家的強大的統治者出現時，人們看是把神想象為高高在上的全能的東西了”。
作為至上神，“帝”有著高於其他神棋的至高神位，主宰著天庭及人間的一切，其神性必然是多重的。董作賓先生歸納上帝的五種權能：令下雨、陣以飢健、授以福佑、降以吉祥和陣以災禍。胡厚宣先生則歸納上帝的主宰包括風雲雷雨、農業收成、城邑建築、方國征伐、人間福禍和作害殷王等。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看到，作為至上神，其權能遍及商王朝生活的各個方面，商人祭祀“帝”之時，雖然只是戰戰兢兢地卡問，但其析福避禍的期許是清晰可見的，上帝多重的權能和商人的多重擔憂，使得商人在祭祀時表露出多重的祭祀動機和期許，這使得至上神“帝”具有了多重神性。也正是基於“帝”的多項權能和多重神性，以及對風雨雷雲等自然神的支配，我們才將其視為至上神，“帝”的神性也無疑是最具典範意義的多重神性，而我們論證“帝”具有農業神性並作為商王朝的農神，當然也建立在“帝”多重神性的前提之上。
在其他民族之中，至上天神的神性也較為複雜，不盡相同。有的民族的天神與漢族一樣，屬於至上神，主宰一切。有的民族則認為天神為普通神，如羌族認為天神與其他神靈沒有大小強弱之分，布朗族認為天神次於山神，但天神主宰風雨雷電。雖然各民族並沒有一致地將天神作為至上神，但各民族均認為天神主宰風雨雷電，這樣看來，司掌風雨的天神，其農業神性還是十分顯著的。
關於“帝”的農業神性，郭沫若先生提出“卡辭中的帝便是高祖壁”，並認為帝的神性是“以至上神兼宗祖神”。當我們梳理帝令風、令雨、令雷、降早等主要神職工作之後，便不難發現帝的神性為“許多神的全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轉移到一個萬能的神身上”，這樣一個“萬能的神”，重要的神性之一即農業神性，陳夢家先生總結道“上帝之令風雨將禍福以天象示其恩戚，而天象中風雨之調順實為農業生產的條件，所以殷人的主帝雖也保佑戰爭，而其主要的實質是農業生產的神。”陳來先生也明確指出：“殷人已經有至上神的觀念，而且這個至上神明顯是一個早期的主掌農業的自然神。”
商代的至上天神“帝”有著極強的農業神性，而且就連帝的使臣也具有一定的農業神性，典型的代表即為帝史風。帝史風為上帝的使臣，名為風，或曰“帝史鳳”，商人常以犬、牛來對其進行祭祀，如於帝史風二犬”、“燎帝史風一牛”。卡辭所載帝使共有四位，各處東南西北四方，是商人禱祭及求年的對象之一。商人向帝使求年，其實質應是通過帝使間接地向至上神“帝”求年。
農業為主的社會，對雨水的渴望是非常強烈的，所以上帝在自然屬性上最大的權威就是對於降雨和不降雨的控制權。當持續乾旱，向至上的上帝求雨成了當務之急，這種當務之急體現的也正是以農業為本的民族的強烈需要，在這裡，對於風雨的命令權與對農業的支配權自然地合二為一。雨水決定農作物的豐歉，所以，年成好壞自然由帝控制zu足年”、“受年”指莊稼豐收，而“吉年”則指危害莊稼，二者正好相反。卡辭中所見“受年氣“吉年”的記載正反映出在商人心中，“帝”是農業豐歉的主宰。需要注意的是，卡辭中出現的帝令雨或不雨，通常都是商人小心翼翼地進行提問，而並非堂而皇之地向“帝”析求下雨與否以及雨量多少。而且雨神要昕命於“帝”的命令，所以商代也祭祀雨神，但屬於小祭，這種思維到周代仍有所沿襲。
在商人心中，上帝掌握打雷的權力，商人同樣不析求上帝打雷，仍然是佔卡貞問。殷歷歲首的十三月、一月和二月均為春季，春季農耕企盼雨水，而打雷和下雨又通常是兩個連續性的活動，雷聲陣陣後往往雨水降臨，適量的雨水，有益於農作物的成長，並在收穫季節獲得良好收成。在這樣的農業思維指引下，商人貞問甚至期望上帝命令打雷，並寄託著析求萬物萌生、大獲豐收的農業觀念。春季打雷，月令類文獻多載。
“帝”作為至上神，並不直接降雨、佈雷，而是命令打雷，這種掌控打雷權力的思維，與“帝令雨”完全相同，“弘令雷”意思是雷多且大，而且通過“弘令雷”和“不其弘令雷”正反兩面的卡問，更加真切地展現出基於農事期許的雷雨期盼。
帝能命令風神颳風、雹神降雹、雲神積雲一一帝令風、帝令電。“燎於帝雲”是對擁有興雲能力的至上神“帝”的祭祀之辭，“燎”即積木而焚燒，以煙氣達於天庭，是自商周以來祭祀天神最常見的方式，“帝雲”則正是強調帝司掌興雲以至於布雨的權職。卡辭這種表述充分體現出因“帝”被歸入天神體系，故而接受燎祭的方式，且燎祭的目的在於帝對雲的掌控，這種支配能力則在農業生產方面極為重要。上述卡辭中，至上神“帝”對風、雲、雹、電的掌控，與雨、雷的情況完全相同，而這些與氣象相關的卡問正是基於農業生產的考慮，以及對作物豐產的期冀，風、雲、電、雷都是雨的前兆，適量的雨水最適宜農業生產，而雨量不適、風災、雷災、旱災、雹災等災害，都是對農事生產的破壞，即“古年”。
從朦朧宗教意識的出現到體系嚴密的天神體系的建構，甚至以“五”為帝廷官員數量的說法，無不透露出商人有意識地建構天神系統，這個天神體系中的諸神以“帝”為核心，各自然神靈受其統帥、指揮和管理。在商代帝宗的天神體系中，至上神“帝”無疑是擁有最高權威的天神，特別是在農業生產領域，“帝”司掌風、雨、雷、雲、雪、雹，使其成為農作生產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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