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8月11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印度裔作家 V.S. 奈保爾去世，享年 85 歲。奈保爾的名氣顯然大過吉卜林，他估計是目前世界上最紅的幾個作家之一。
和吉卜林一樣，奈保爾的身份讓人著迷，他也是一個英國人，和吉卜林不一樣，前者是一個生長在印度的英國人但最終卻去了美國，而奈保爾是印度裔，出生在中美洲的特立尼達小島，屬婆羅門家庭，接受英式教育，最後成為英國公民。
奈保爾被稱為天才作家和生活混蛋，有兩件事證明了他的混蛋。
一是他的感情，奈保爾的髮妻是和上劍橋大學時認識的帕特，兩人1955年結婚時，奈保爾甚至沒有準備戒指，41年婚姻裡，帕特一直默默充當他的助手、編輯，而奈保爾除了和阿根廷姑娘瑪格麗特保持了24年的情人關係，還經常出門嫖妓。
當帕特因癌症去世，瑪格麗特並沒有成為他的妻子，因為，只過了兩個月，奈保爾就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巴基斯坦新聞記者納迪娜。
第二件事是他獲得諾貝爾獎時的發言。2001年，在煌煌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上，保爾發表獲獎感言說，他對在婚姻出現危機時他經常光顧的妓女們表示“感謝”。隨後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奈保爾說：“她們給予我安慰，我知道，當我需要時她們樂意效勞。”尷尬的瑞典的評獎委員會主席聽到奈保爾居然感謝妓女，趕緊聲明：我們評獎只看他的作品，不管他的人品，我愛他的作品，但決不跟他交朋友。
這事兒放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停發的背景下看很有趣，因為從生活上看諾貝爾評獎委會會的一些成員是應該可以和奈保爾交朋友的。。。
混蛋的奈保爾卻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身為印度裔，他的印度情節強烈。奈保爾曾說過，印度是他的祖先之邦，他曾先後三次前往印度尋根，並在1964年到1990年16年時間內，發表了《幽暗國度》、《受傷的文明》、《百萬叛變的今天》的印度三部曲。（寫到這裡，我們可以順便吐槽一下國內對這三本書的翻譯，只有一個字可以概括，爛。）
奈保爾的印度有兩個，一個是屬於他個人的，是他要尋找的精神家園，另一個則是他從旁觀者角度觀察印度後給出的實錄，而這正有別於吉卜林筆下的印度傳奇，也不同於《項塔蘭》充滿激情的筆觸。
印度三部曲是奈保爾對自己祖先之邦的探尋過程，也是他內心的變化過程，他不斷的刨著印度這個根也不斷的刨著自己內心。這個漂浮在世界上的人，這個用混蛋外衣包括下的敏感靈魂，在面對印度時，揭開了自己的所有血脈，表達了他的所有困惑。
奈保爾在書寫印度時，拋開了殖民主義，他更多的指出了他眼中的問題，而且他認為這大部分都是印度文化本身的問題，與那些殖民者無關，這似乎從某個方面也代表了奈保爾對印度文化的一種堅信，因為只有自信的文明或文化才會把所有問題放在自己頭上，而不是總是給自己找外來的藉口。但這種堅信也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來自於奈保爾自身對印度文化的某種隱藏的不信任，也帶著某種來自東西方（包括今天很多國人）對印度的誤讀。
在得到邀請寫這篇文章時，我原本想清楚的描述或解讀一下奈保爾和印度的關係，但真到寫的時候，才發現這幾乎不可能，這應該是一本學術書籍承擔的責任，因為關於奈保爾有太多可以分析和講述的，這樣一個一兩千字的文章顯然不夠格也無法完成如此重任。
我們拋開後殖民主義、跨文化這些名詞，輕鬆的看奈保爾對印度的描述時，也會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他對印度人大便習慣的痴迷。
奈保爾的書中寫到，他在印度的城市或者鄉村，隨處都可以看到印度人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隨處大便，而一位英俊的北方邦小夥還對此進行了解讀：“人世間最美好，最詩情畫意的活動，莫過於黎明時分迎著朝陽蹲在河岸上”。奈保爾還描寫了德里機場的廁所，當然，那是六十年代的德里機場，而不是今天繁華現代整潔乾淨的德里機場。
印度學者對此反彈非常強烈，最有趣的回應來自旁遮普大學的一位毒舌教授，他說“奈保爾對此問題太過於痴迷，使人納悶，他是否真的也患有便秘”，更毒舌的說法是，《黑暗國度》的成名完全基於印度人的大便。
大便的問題只是側面，但這同樣也反應了奈保爾作為海外印度人和印度本土人士在印度文化認知上的區隔。
奈保爾在自傳體小說中《抵達之謎》中寫道：
我感覺時間在變。
最初來到這裡，時間是如童年時期那樣被拉長的。第一個春天包含了太多清晰的東西：苔蘚玫瑰、孤零零的藍色鳶尾和我窗下的牡丹。
我期待季節更迭，新的一年到來。接著記憶開始混雜，時光開始飛馳，歲月開始交疊，使我難以分辨回憶中的時間。我看到世界在流動，人的生命是一系列偶爾交織在一起的輪迴。
大抵奈保爾對於印度也是這種感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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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胡笳繼續 ——
狂熱的電影愛好者 行走的人肉圖書館
似乎沒有我不感興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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