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好人的一生起起伏伏到底是因為理性決策還是命運安排？我覺得都有，整個社會大的環境就是命運安排，比如我出生在90年代就比出生在建國時期好，因為現在國家穩定，經濟高速發展，人人都有飯吃。我覺得這就是命好。
回到具體的生活場景，很多時候還是理性決策在起作用，經過謹慎思考和沒有經過謹慎思考的決策的結果往往大不相同。比如，分析一支股票，你閉著眼睛瞎買和仔細研究市場然後再買，賺錢概率是不一樣的。這是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到底對我們生活產生多大影響，今天我們一起來探討探討。萬維鋼老師的一篇內容分享給你。
理性決策的學問，對我們的生活到底能有多大的幫助？
這可不是我一時興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11月25日的文章，Does Decision-Making Matter? （決策有用嗎？），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知道，《思考，快與慢》的作者丹尼爾·卡尼曼，因為研究人的偏見和理性決策的心理學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他還有一個終生的合作伙伴，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 特沃斯基之所以沒有得獎，大概是因為他已經先去世了。
最近有本新書，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 （解構生涯：改變我們大腦的一段友誼），作者是邁克爾•劉易斯 (Michael Lewis)。這是一本傳記，說的就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二人合作研究心理學的故事。而布魯克斯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閱讀此書的一個讀後感。
布魯克斯產生了一個疑問。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終生研究決策科學，他們似乎假設我們每個人都好像國際象棋大師那樣，每天都要對各種局面做決策和選擇 —— 可是布魯克斯讀完傳記，他發現這兩人一生之中，並沒有做出過多少決策。
卡尼曼一家是猶太人，在納粹德國曆經危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運氣好，才幾經輾轉到了以色列。卡尼曼參軍之後，完全出於偶然，被指派對入伍的新兵進行心理測試，就此對心理學產生興趣。後來巧遇特沃斯基，兩人一拍即合，開啟了傳奇般的研究合作。這整個過程中，並沒有哪一次命運轉折是因為他們的主動決策起作用，幾乎就是在一系列偶然事件中隨波逐流。
特沃斯基甚至還說過，“ 生活中的重大選擇，基本都是隨機的 ”。特沃斯基做出的唯一一項重大決定就是移民美國。
所以，決策學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
布魯克斯總結，真正決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命運的，是四個方面：
歷史事件的影響，比如猶太人遭到納粹迫害；
一系列隨機的巧合，比如兩人的相遇以及因為偶然的契機接觸心理學；
個人愛好，對心理學的強烈興趣，並願意付出巨大的努力；
各種感性衝動。
在哪裡用到決策和選擇了？當然，布魯克斯並不是說理性決策的學問不好，他說的是你很難有機會用到這些學問！
布魯克斯說，決定我們命運的並不是你做出了多少正確決策，而是你對什麼東西的熱愛和努力。可我想說的是，運氣也很重要。
我們先回到前面說的The Undoing Project 這本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傳記，這本書正好今天（12月6日）剛剛上市 —— 不過我並不打算解讀這本書，估計這書將來會被拍成電影盡人皆知。我要說的是這本書的作者，邁克爾•劉易斯 (Michael Lewis)。
可能你對這個名字還有點陌生，但是他寫過的幾本書，你也許聽說過：《大空頭》、《點球成金》、《弱點》、《將世界甩在身後》，等等。這些書的眼光洞徹金融市場和現代世界，人說劉易斯是天才作家。
可是劉易斯2012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可不是這麼說的。
劉易斯說，他當年在普林斯頓上大學，把畢業論文拿給一位教授，想讓教授評價一下自己的寫作水平。教授想了想，跟他說了一句話 —— “你最好別指望靠寫作謀生”。
劉易斯說，根本不是天才不天才的問題，他的成功主要是因為運氣好。
劉易斯念研究生的時候，偶然被邀請參加一個晚宴。宴會上坐在他身邊的女士是華爾街最厲害的投資銀行之一，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公司CEO的老婆。也不知是什麼原因，這位女士就是覺得劉易斯這孩子行，幾乎是逼著他老公給劉易斯在所羅門兄弟公司安排了一個職位。
劉易斯就去上班了。當時華爾街正好在經歷一場劇烈的變革，所羅門兄弟正好是處於變革的中心，而公司隨意安排給劉易斯的職位，正好又特別適合觀察整場變革。
他在這個職位上待了一年半，公司就讓他專門給客戶提供金融衍生品的諮詢，他的年薪達到了好幾十萬美元。
要知道劉易斯在普林斯頓學的可不是金融，而是藝術史。
劉易斯對華爾街的情況熟悉以後，就有一種想把華爾街的老底給寫出來的慾望，於是辭職寫了《說謊者的撲克牌》（ Liar's Poker ）這本書 —— 此書1989年一出版就是暢銷書，賣了100萬本。當時的劉易斯才28歲。
世人說這叫天才，劉易斯說這叫運氣。
在演講中，劉易斯提到了一個心理學實驗。受試者被每3人分為一組，而且每組的3個人是同一性別的。實驗者讓每個組都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裡討論一個什麼無關緊要的道德問題。在討論之前，實驗人員在每個組的三人中“ 隨機 ”指定一位，算是組長。可是組長到底有什麼責任和義務，實驗者也沒說。
討論半小時之後，實驗人員回來，給每個組端來一個盤子，上面有四塊餅乾。實驗者真正想知道的是，這三個人，怎麼吃四塊餅乾呢？
每個人肯定都會先吃一塊 —— 問題在於誰吃第四塊餅乾。結果在幾乎所有組裡，都是之前被指定為組長的這個人，吃了最後那塊餅乾。而且組長沒有做任何謙讓，他大大咧咧地、捨我其誰地拿起盤子裡最後這塊餅乾就吃。另外兩個組員，則對此毫無異議！
可是別忘了，組長都是隨機指定的！他們並沒有比別人厲害，也不見得在討論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難道僅僅因為名義上是組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比別人多吃一塊餅乾嗎？
劉易斯說，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華爾街那些公司的CEO能心安理得地拿著比別人高出幾百倍的工資。他們並不比別人厲害多少，主要是運氣好而已！
劉易斯在演講最後，說得非常精彩，我乾脆給翻譯過來 ——
作為普林斯頓的學生，你們是非常幸運的極少數人。 你們應該為你們擁有這樣的家長而感到慶幸，為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而感到慶幸，為有普林斯頓這麼一個地方把你們聚集在一起而感到慶幸 —— 把你們聚集起來，把你們介紹給幸運的人，你們還有機會變得更幸運。 你們也非常幸運地生活在了有史以來最富裕的社會，而且在這個時代，沒有任何人會要求你們為了任何事情去犧牲個人利益。 你們每個人面前，都有一塊多出來的餅乾。而且你們將來會面臨很多很多這樣的餅乾。 你會很容易認為自己配得上吃這塊餅乾。 但是哪怕你假裝謙虛一下，說自己其實配不上這塊餅乾，你也會更幸福一點，而世界會因此更好。
不過，我們不能說劉易斯的成功全是因為幸運。他的文字非常漂亮，難道說一點天賦都沒有嗎？他接二連三寫了好幾本書，難道都是因為某位女士的垂青？而且他的確在關鍵時刻做出了了不起的決策和選擇。
回到劉易斯從所羅門公司辭職那年。當時那份工作給他的年薪超過了100萬美元，而辭職寫書，出版商承諾給他的預付版稅只有4萬美元。
劉易斯打電話給父親，他父親問他是否能再等等，先掙十年錢再寫書。劉易斯說他不能等 —— 他感覺到了一種智力上的熱情（intellective passion），非寫出來不可！
所以怎麼能說決策學沒用呢？放棄百萬年薪，這就說明劉易斯沒有“損失厭惡” —— “損失厭惡”恰恰就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課題。追求自己的passion，這不就是我們之前在《表現出熱情，別人才相信你是真幹》這篇文章裡說過的“人一定得找到的passion所在”嗎？
看完以後，我覺得人都是朝著一個目標再走，當你接近這個目標時，一定是你的理性決策在牽引著你，但是這個目標卻是感性萌生出來的。既要相信自己的命，相信自己的感覺，但更要理性決策。
我覺得一流的高手，理性決策和感性決策應該是統一的，這就是矛盾思維裡面的平衡點。
閱讀更多 元細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