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案”被稱之為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第一案，現在很多文字都指向其在抗戰期間，“會見汪精衛”成為他後半生飄零的最大的桎梏。可是，掠去歷史的塵埃，我們再度重新審視這一段隱秘的“刀尖歲月”，翻看“潘漢年案”的審判書，發現作為第一“重罪”的內容，還不是抗戰往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所列的三項“罪名”，第一項就是認定潘漢年“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黨”。（《潘漢年的一生》，第267頁）這項內容明確界定的時間就是“1936年”。
其實，也就是用只有潘漢年才心知肚明的語言，告訴他判刑的理由。至於這一理由從何而來，和眾所周知的來自最高層的“震怒”，很多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往回鋝一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後期風雨飄搖的中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少帥張學良和絕大部分東北軍將士失去了家園。“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歌聲響徹中國大地。
九一八後日軍橫行中國東北
1935年底，中央紅軍剛剛歷經了千難萬苦，到達了陝北，為了站穩腳跟，向當時駐紮陝北的東北軍發起了攻擊，取得了勝利。但站穩腳跟尚需很多必要的條件。其中，在中共內部，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要馬上和失去聯繫許久的遠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取得聯繫。以來確認彼時領導班子的正確性，合法性。並且，雖然與張學良部交戰取得了勝果，但要建立根據地蘇區，裝備和兵力遠優於紅軍部隊的東北軍仍然是最大的對手。而東北的境況，讓中共領導人開始嘗試統一戰線的秘密聯絡，化干戈為玉帛，共同對外。這首先對中央紅軍在陝北的生存是重要的基礎。
林育英（張浩）烈士
恰與此時，同樣歷經千辛萬苦的張浩（林育英）帶著莫斯科的指示到達了陝北（不久，中共中央就與上海的宋慶齡建立了電訊聯絡）。這是中共歷史上又一個關鍵的時刻，由此確立了以領導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及黨務的領導層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
這裡，要說明的是，除了張浩，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還派出了一位密使，他就是潘漢年。不過，他是在隔年的春天奉命回國的。
潘漢年
1935年12月初，張學良秘密探監會晤因《閒話皇帝》一文開罪日本天皇，卻被國民黨下了大獄的著名報人杜重遠，杜向他轉達由中國著名社會學家，報人胡愈之提供的中共《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勸他下決心聯共抗日，張為之心動。胡愈之獲此重要信息後，卻因無法與當時的中共中央取得聯繫，便決定親赴莫斯科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彙報此事。
胡愈之
1936年初，胡愈之去共產國際彙報張學良聯共抗目的情況，他在《我的回憶》中說：“我估計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但到了火車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漢年同志。”而當時潘漢年的直接領導正是彼時炙手可熱的王明。
1936年2月9日，當胡愈之尚在赴蘇聯的途中，身在莫斯科的王明就給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寫了封絕密信：“我們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記者胡愈之已於1936年1月20日離開香港前往巴黎，以便來蘇聯作短暫逗留並考察蘇聯。”“我認為允許他到蘇聯來是合適的。。。從他那裡瞭解中國的具體情況，特別是與近日抗日事態的發展和抗日統一戰線的有關情況。”“因此請您通過聯共（布）中央的有關機構取得讓他來訪的許可。”
王明
為了掌握張學良的動態，王明親自寫信請求季米特洛夫批准，可見其對胡愈之到來的重視。
胡愈之完成任務後，王明要他陪同潘漢年回國。
1936年4月中旬，潘漢年與胡愈之以旅遊者的公開身份，告別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國的國際列車。他們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後從巴黎乘車至馬賽，再從馬賽乘船直達香港，時間已經是5月中旬。
《潘漢年傳》，這部公安系統編撰的專著在其前言中說：“本書以確鑿的第一手資料，真實、具體、生動地記敘了潘漢年一生的豐富、奇特和坎坷曲折的經歷，首次披露了大量過去鮮為人知的材料。”
該書中記述，潘漢年回國前王明給他下達了任務：“要他單獨回國去執行和國民黨南京政府直接聯絡談判的任務。同時向他交代了另一項使命，要他回國後設法找到在陝北的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機關，以便恢復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自長征開始後就已中斷的秘密通訊聯繫。”為此，“潘漢年特地在羅鏡如的陪同下到‘國際’的有關部門專門學習了一段時間的新編密碼辦法，用強化記憶的方法準備回國之後提交給陝北的黨中央機要部門使用。”但是，這兩項任務的輕重緩急一目瞭然，前者只是雙方在莫斯科的繼續，需耗時日久從長計議；但後者卻是火燒眉毛，當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都在竭盡全力建立雙方的電臺聯絡，中共中央更是隻爭朝夕。因此，按照常識和邏輯，潘漢年回國後無疑應該直奔陝北向中共中央傳達密碼以免夜長夢多，更何況當時宋慶齡已經建立了上海與陝北的秘密交通（聯繫），並開始不時向紅軍提供各種援助。
中共老資格的情報人員，曾任宋慶齡秘書的李雲回憶：“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馮雪峰見了宋慶齡，首先感謝她的幫助，使得黨中央很快與上海黨組織恢復了聯繫。”
1936年5月28日，馮雪峰給中央寫信說：“未知國際方面已通電否？此地可設法打通。”當時上海局還沒有建立電臺，馮雪峰顯然已經知道宋慶齡的電臺可以“打通”共產國際。
此時間段裡，潘漢年卻一直盤恆在港滬兩地，《潘漢年傳》說：“在香港逗留、等待南京方面的回信和上海方面的情況反映時，潘漢年不失時機地拜訪或約見了在港的各方面人士，積極向他們宣傳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與實踐的步驟。”但潘漢年在約見的人裡面，顯然沒有宋慶齡先生。
宋慶齡先生
那麼，不找宋慶齡也不去陝北，卻耗時費日地展開根本不是其回國任務的宣傳工作。因此，考據潘漢年在港滬所費的時間這一基本事實，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潘漢年的回國其實還肩負著一項只能由其“單獨”執行的秘密任務，而且必須在港滬地區限時完成。這就迫使潘漢年不得不展開各種其實無關緊要的宣傳以掩飾他在港滬的真正目的。潘漢年究竟要完成什麼樣的秘密任務，竟然比向中共中央傳達密碼與國共談判更為重要？
再回到張學良和中共之間的統戰默契，翻閱資料，也許，這個佔據了優先的任務是那個“護送”任務，關於張學良的私人代表秘密赴莫斯科事宜。
張學良
1936年4月10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今天的延安）達成的協議中，有一條是允許張學良“派代表赴友邦，他的由歐洲去。”
1936年5月12日，周恩來應張學良要求到膚施再次會談，表面看是進一步協商雙方的合作，實質是張學良催促中共中央讓其代表早日赴莫斯科。因此，第二次膚施會談對張學良而言最重要的一項協議就是“立即由張學良負責送中共代表鄧發，經甘肅、新疆，前往蘇聯彙報一切，安排援助事宜。”作為對等條件，中共中央也必須立刻讓張學良的代表從歐洲赴蘇聯。
1936年5月中旬，即第二次膚施會談後不久，上海隱蔽戰線負責人馮雪峰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他護送李杜（張學良代表，後為中共特別黨員）赴蘇聯。據馮雪峰迴憶：“李杜的關係怎樣交到我手裡，我總追憶不起來。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這裡來的，但也可能是從沈鈞儒、章乃器或宋慶齡處轉來的。我記得我到上海後不久，大概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經同我聯上關係。”時間上節點就發生在此，幾乎就在同時，潘漢年與胡愈之也到達香港。
李杜將軍
1936年5月28日，馮雪峰向張聞天、周恩來發出第一份報告，說“李杜赴俄轉滿洲聯絡義勇軍”，“他本週即動身，介紹他到莫後，由那方給他任務。”1936年的5月28日是星期四，也就是說李杜將在兩三天內動身，而且馮雪峰根本沒有提到有孩子（楊開慧烈士的二個兒子）要一起前往。
1936年5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蘇聯情報機構外國情報部負責人莫斯柯文給斯大林一份專門報告，說李杜“化名王原華，一行6人，3個孩子，要求來莫與蘇方商談援助東北抗日等問題。”這份報告由蘇聯情報部門操作，由斯大林親自批准，李杜的出行因此被緊急叫停。
馮雪峰當時沒有電臺，只能以信件的方式報告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叫停的指令來自於莫斯科，只能來自潘漢年。
馮雪峰
在這裡，只是一種推斷和猜測，最大的可能，也是比較合乎常理的，就是潘漢年已經通過宋慶齡與馮雪峰取得了聯繫。畢竟，潘漢年在香港與上海的宋慶齡電信聯絡相對快捷。
李杜赴蘇臨時中止，張學良照理不會高興，但事實恰恰相反。
1936年6月10日，張學良親自駕機送中共代表鄧發到蘭州準備進入新疆，併為他辦理了一切手續，其積極態度令中共中央驚奇不已。張聞天在致王明的電報中說張學良“又打電報並寫信給盛世才，其熱心程度尤為引人注目。”張聞天也許不知，張學良的積極和對李杜被拒絕入境的釋懷其實是他即將赴滬秘密會見潘漢年。
確實，李杜之行的變化不僅要給張學良一個交待，而且隨後的行動還必須要張學良配合。當時能夠擔當這一任務的，也只有來自莫斯科，當時在莫斯科的王明，其直接下屬潘漢年。
因此，張學良送罷鄧發後立刻直飛上海。（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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