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大會致悼詞
1976年是驚心動魄的一年，也是歷史大轉折的開始。這一年的元旦，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人生中的最後一個新年，而鄧小平則處在與“四人幫”鬥爭的政治漩渦中。
毛澤東發表舊詞
元旦當天，全國各大報刊都刊載了毛澤東十年前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標題下方，印著筆跡顫抖的“毛澤東”簽名。
同時發表的經過毛澤東圈閱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寫道：發表這兩首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集中反映”。
在這前一天，上年歲末，毛澤東在書房裡會見兩位美國客人——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年輕的夫婦是為其父親尼克松下個月再次訪華打前站而來的，兩人拿著尼克松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毛澤東伸手從翻譯唐聞生手中將信拿了過來，他竟然能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念出信中的日期：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３日。
交談中，講到毛澤東將發表的兩首詞。毛澤東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使兩位客人感到出乎預料的是，毛澤東談話的主題仍是“鬥爭”。他說：“我們這裡有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階級鬥爭）!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他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宣告：“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面前的毛澤東儘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鬥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眼前的事實使這對年輕的夫婦不由得感嘆：“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
周恩來生命垂危
1976年元旦，已處於病危之中的周恩來，在似睡非睡中隱約地聽到了電臺的廣播聲，當他知道發表了毛主席的兩首詩，他讓身邊人員趕快將《人民日報》找來。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習慣，在周恩來清醒時，若見到他精神還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讀《人民日報》主要版面的重要新聞。他就讓讀毛主席的“鳥兒問答”這首詩。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周恩來的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可是，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雙唇緊抿。秘書收起詩詞，他雖然疼得額上沁滿汗珠，仍然堅持示意讓秘書把詩詞放在他的枕邊。
元旦前夕，多年來給周恩來理髮的朱師傅，又一次託人捎來口信，要為總理理一次髮，乾乾淨淨過個年。周恩來不忍讓朱師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樣而傷心流淚，始終不同意朱師傅到醫院為他理髮。
元旦過後，周恩來病情惡化，生命垂危，1月8日逝世。
鄧小平苦撐危局
鄧小平主持工作後，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指揮的“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筆名炮製反革命輿論，寫了大量所謂批判文章。其中直接誣陷鄧小平的文章即達60多篇。
他們無中生有，誣衊鄧小平是“翻案”、“復辟”的“總根子”、“總代表”。“黨內至今還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江青指示“北大、清華寫作班子”編造了《鄧小平言論摘錄》，《鄧小平是怎樣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與機會主義頭子言論對照》、《批判鄧小平投降賣國路線參考材料》和評所謂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種誣陷材料。其中僅《評三株大毒草》就印發了八千萬冊，散發全國。這些材料，把鄧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個反動派代表人物相類比，編造了上百條罪狀。
對這種極其反常的情況，鄧小平十分惱火，但又無可奈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汪東興打電話給鄧小平，要他過目一下“兩報一刊”的1976年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這篇社論中充滿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對“促生產”卻談的很少。鄧小平問：“誰搞的？前幾天政治局討論過的社論，為什麼不用？政治局還要不要？”
汪東興告訴他說：“這篇社論主席已經圈閱了。”
鄧小平聽了以後，放下電話，不言不語，陷入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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