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江湖再起風波。
近日，美團創始人王興在接受彭博社專訪時意外提到馬雲。“我仍然認為他有誠信問題，”王興表示，馬雲在未獲阿里巴巴董事會批准的情況下剝離了其數字支付業務支付寶(Alipay)，此事對中國商界領袖在全球的聲譽造成了持久傷害。
美團創始人王興。視覺中國 資料圖
這樁舊案激起了互聯網上的爭吵。3月28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市場官王帥公開回應：“阿里巴巴為當時的支付寶決定感到驕傲和自豪，同時也贏得了新老股東和董事的尊重和支持。”“企業領導人的境界格局決定了企業的未來，也減輕不了自己競爭的困局。”還別有深意地配了一張餓了麼的照片，暗指是餓了麼下沉三四線城市之後對美團形成硬碰硬的競爭，才引發王興的這番言論。
把雙方吵架的事放在一邊，支付寶分拆事件的確是中國資本市場、互聯網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雖然發生在8年前，但對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江湖來說已經是前塵往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阿里巴巴創業初期得到了孫正義的軟銀等公司的投資。2003年阿里創辦淘寶，軟銀單獨注資6000萬美元，成為淘寶最大的股東。此時，美國eBay在收購了中國易趣網後，在國內C2C市場上大舉進攻，和淘寶打得難解難分。2005年，eBay突然逼宮，向軟銀要求收購淘寶，打算用資本徹底封印淘寶。在這個十字路口，馬雲權衡再三還是接受了雅虎的入局，雅虎以10億美元現金外加雅虎中國的資產，換取了阿里巴巴40%的股份，成為阿里的第一大股東，這為矛盾爆發埋下了伏筆。
在楊致遠主政雅虎期間，基本上沒有干涉馬雲團隊的管理，但是等到2009年雅虎的業績頹勢明顯，楊致遠卸任CEO之後，雙方的矛盾日益突出。就在這個時候，基於淘寶交易的支付寶日長夜大，作為商業支付公司的模式運行清晰，也使阿里集團得以進入之前是民營企業禁區的金融支付業。
2010年，人民銀行出臺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2號令），其中對於外商投資的支付機構做出了限制性規定，這意味著有外資背景的阿里無法持有支付牌照，這也成為剝離的契機，在2009年6月、2010年8月份馬雲團隊分兩次成立全內資公司，將支付寶的資產從集團剝離出來。
當初，資本方是想通過VIE結構對支付寶公司進行實質控制，這樣迴避了有關限制外資的法律，形成“真外資，假內資”的局面。所謂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又被稱為“協議控制”，境外的資本實體通過協議方式控制境內的運營實體。協議控制模式，最早是由新浪登陸納斯達克時創造的，後來被應用於互聯網、出版等外資限制進入的領域的資本操作。
不過，在支付寶被剝離出來之後，馬雲宣佈斬斷VIE協議，這就是最有爭議的地方，這是王興指責馬雲“誠信”問題的由頭。當時《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Kara Swisher當面詰問馬雲“偷走”了支付寶，胡舒立也發文指責馬雲違背了企業精神。
其實當初的局面非常微妙，2011年一季度支付寶收到了央行的函件，要求支付寶對做“協議控制”做出說明，這成為決定支付寶生死存亡的時刻。所以斬斷VIE協議成為馬雲口中“不完美，但唯一正確”的決定。
之後，支付寶的故事大家有目共睹，在順利解決了出生證的問題後，已經成長為中國電子支付的支柱，發展成了估值1500億美元螞蟻金服的龐大帝國。
而在2011年7月，雅虎、軟銀和馬雲團隊達成了補償框架協議。這個故事最後的結局是皆大歡喜的。2018年2月，阿里巴巴宣佈通過一家中國子公司入股並獲得螞蟻金服33%的股權，馬雲兌現了當時的承諾。這也就是王帥所說的“贏得了新老股東和董事的尊重和支持”。
江湖英雄各自沉浮，這場宏大的互聯網江湖恩怨情仇，註定被人一再評論，特別是馬雲和胡舒立有關“中國企業家誠信問題”的當面交鋒堪稱經典。
胡舒立站在契約精神的高地上“講原則”，借這起公共事件為中國人“精神補課”，用心良苦。而馬雲則站在企業家操作的層面，探索當年尚是民資禁區的電子支付領域，更多講“機變”。一個國家的企業文化是“有經有權”的：不講原則，只講計謀，必然沒有前途；只講原則，不懂得機變，會遭遇“宋襄公式的敗局”。
回首8年前的這樁公案，雖然馬雲遭遇道德指控，但本質上卻還是投資者和創業團隊的爭議，也是阿里和當時最大股東雅虎的利益之爭。
從事後看，如果當年支付寶不是及時剝離，擺脫外資的尷尬身份，第一批獲得支付牌照，也不會踩在電商發展的風口上，短短數年獲得指數級增長。剝離也符合了投資方的長遠利益。而末路英雄雅虎在2016年7月被美國最大的無線公司Verizon收購時，作價僅僅48.3億美元，最後的這把“老骨頭”裡面唯一有價值的東西也就是15%的阿里股份了。
而且，雅虎公司投資的“短視”是有名的，有兩大廣受詬病的投資敗筆。一是作為谷歌的早期投資者，在谷歌上市之前就急急忙忙地賣掉了谷歌的股份，去粉飾當時的報表業績，結果當真的需要業績時已沒有東西可賣。二是錯過以11億美元的低價收購Facebook的機會。
投資方有自己的訴求，創業團隊也有自己的訴求。關於股權控制之爭，中國資本市場也經歷了不少的風浪，比如當年新浪控制權之爭，致使創始人王志東辭職；娃哈哈和達能的股權、商標權爭議；中芯團隊的聚訟紛紜……爭議的各方都希望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對方。
其實，中國改革歷程激盪起伏，企業家需要對僵化制度進行“合理衝撞”，而歷史能給出的“時間窗口”並不多，同時還得兼顧投資人、創業團隊以及市場各方的利益，期間是需要勇氣、智慧和決心的。一個企業家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認為他是“老好人”，毫無爭議之處，這也就是韋伯所講的“身份倫理”。
江湖爭霸不宜直接用私德來臧否概括的，特別是對中國需要對舊體制斬關奪隘的現實而言。王興作為從校內網、飯否、“千團大戰”一路殺出來的互聯網大咖，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斤斤於這場舊聞，頗讓人意外——畢竟真要談維護股東利益，阿里還是美團的早期股東——於是，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場面：這期《彭博商業週刊》的封面報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賣公司》，為美團打足了高光；但在國內傳播時，那一句題外話“我認為馬雲有誠信問題”卻成了流量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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