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號小史:1300年來日本年號多出自中國典籍,哪本出的最多?

今天,4月1日。日本經歷了2019年中的一件大事——新年號“令和”公佈,也是1300年來日本首個出自自家典籍的年號。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對日本民眾生活的影響,不亞於1個月後的新天皇登基。特別是科技部門更是“如臨大敵”。因為新年號一旦施行,日本需面對皇曆與公曆之間進行切換、軟件系統中的年號更新問題,而新年號的代碼和字體都必須重新創造。

日本年號小史:1300年來日本年號多出自中國典籍,哪本出的最多?

“年號”關係的不僅僅是時間,還有金錢,日本納稅及銀行存取記錄採用的也都是年號

那麼作為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繼續使用帝王年號紀念的國家,日本的年號究竟源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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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第一個不出自中國典籍的日本年號


年號:起源中國

說起帝王年號,世界歷史上也只有四個國家使用過,分別是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進入21世紀後,仍在使用帝王年號的國家就只剩下了日本一國。

關於起源,年號最早源於中國漢代,起始於漢武帝“獲麟之事”。公元前122年,漢武帝前往雍縣祭祀武帝及中途狩獵時,捕獲一隻毛色純白、頭頂有一隻角的“怪獸”。詢問來歷時,群臣猜想這可能是麒麟,於是作《白麟之歌》記述。由於天降祥瑞,這一年便被定為“元狩元年”(之前的建元、元光、元朔是倒推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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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仇英《子虛上林圖》(部分),是單靠司馬相如獻漢武帝的《上林賦》所做

雖然說“年號”的傳統從迷信而來,卻是歷史的一把尺子。如周代出土的鼎中常有年份記載,如《膳夫克盨》銘文:“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宮。”但僅憑此卻無法斷定是哪一位王,這一年具體是指哪一年,有了年號之後自然也就清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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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夫克鼎,一般稱為西周大克鼎,被譽為“海內三寶”之一,是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到了唐代,日本多次向中國派出遣唐使和留學生,學習中國先進文化,引進唐朝先進制度,年號便是隨此引入到日本的。公元645年,孝德天皇掌權開始學習唐朝律令制度推行改革,同時仿照中國皇帝的年號傳統,定這一年為“大化元年”,這就是日本年號的開端。而那次改革則是著名的“大化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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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時代曾向中國派遣了多達十幾批的遣唐使和眾多留學生,當中著名者如阿倍仲麻呂還曾中過進士


出處:中國典籍

日本年號既是起源自中國,自然也與中國傳統文化密不可分。事實上日本確實大都取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如孝德天皇的“大化”年號,源自《尚書》中“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和《漢書》中“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而之前明仁天皇的“平成”年號,則源自《史記》中“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和《尚書》中“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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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小淵惠三宣佈“平成”年號

從公元645年“大化”年號開始至“平成”,1300多年來日本共出現248個年號(南北朝時期有兩個年號相同,所以不重複的有247個)。它們源自約106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其中最多的是《尚書》,達到37次;其次是《周易》為27次;第三是《詩經》為15次。此外,《禮記》、《孝經》和《周禮》等典籍中也多有產出日本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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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本年號不僅僅是出自典籍的紀年符號那麼簡單。當中還包含著選擇者的理想,這點當然也是跟中國學的。如孝德天皇的“大化”,意為“偉大的教化”。這點體現了他們學習中華文明,教化日本民眾的願望,也符合統治者推動革新的理想。而明仁天皇的“平成”,取的是“內外、天地能夠和平”的意思。雖然後來日本政府不總是那麼安分,但天皇一家總歸還算低調。而本次的“令和”則有美好而和平之意。

如今的日本年號選擇,一般會遵從幾個特點:由兩個漢字組成、易於讀寫、之前未曾使用過的、非一般民眾使用的,且符合國民理想美好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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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號誰來選?

給國家象徵選象徵,自然需要慎重選擇。那麼日本的年號是怎麼選的?這大致需要分為兩個階段來說。過去,日本天皇在選擇年號時,首先要由公卿大臣推薦中國傳統典籍。然後從中選擇年號,並連同出處和寓意一起上報,供天皇選擇。這些公卿人數少則1人,多則7人。在反覆琢磨與推敲後,還會再提出若干備選年號,以便在更大範圍內討論年號的文字、音韻和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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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受中國影響至深,如成書於1828年、出版於1918年前後的《本草圖譜》使用的仍是漢字

戰後,日本天皇不再掌握實權,成為了單純的國家象徵,選年號歸日本政府管。根據1976年的《元號法》規定:新年號的選擇需日本首相欽點數名中國史、中國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的專家,提出2-5個候選方案;之後在經過參眾兩院的討論後,由內閣作出決定。而且在年號的選擇中有一個“見光死”的原則,即只要被曝光過的年號就不會被選擇,最著名的莫過於“光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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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大正天皇死,日本政府尚未公佈新年號時,日本媒體就已經通過特殊渠道獲悉了皇室選定的新年號


從“頻繁改元”到“一世一元”

日本的年號並非一開始就實現制度化的,孝明天皇的子孫們如第37代齊明、第38代天智和第39代弘文等天皇就沒有年號。之後的時期內有的是“一世一元”,也有“一世數元”,在日本南北朝時期還有過“二元並行”,即兩個年號並存的時期。

日本史上也有“南北朝”,出現過兩位天皇並立的局面


日本年號小史:1300年來日本年號多出自中國典籍,哪本出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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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個皇帝多個年號,這在中國史上並不少見,很多皇帝在遇到一些“祥瑞”或重大事件時就會改元。如公元前116年,有人在汾陽掘得一個大鼎獻給漢武帝,漢武帝認為是祥瑞便改元“元鼎”。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封禪泰山,又改元“元封”。到了唐代如高宗等也多次改元。

受中國皇帝改元的影響,日本也會在遇到“祥瑞”或“災禍”時改元。如大化6年(660年)有人進獻給孝德天皇一隻白色野雞,由於認定是祥瑞便改元“白雉”。元正天皇時(715年),有人進獻一隻尾巴長毛的烏龜,被認定為祥瑞,於是改元“靈龜”。總之祥瑞要改元,災禍也要改元;天象有變要改元,地理發現也要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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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靈龜”的元正天皇是日本史上第五位女天皇,實際上由於年代久遠沒人知道具體相貌

直至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一世數元”現象始終存在。如孝明天皇一共有6個年號,而他的兒子睦仁(明治天皇)開始就只有一個年號,即所謂的“一世一元”。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當時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傳入,很多所謂“祥瑞”有了合理的解釋;人們受教育的水平逐漸抬高,再做類似宣傳也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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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明治開始,日本的年號不再隨各種外界影響隨意變動,日本文化受西方影響也越來越大。但在年號方面,至少是美好寓意上,它仍受中國傳統典籍的影響。明治之後無論是大正、昭和,還是目前仍在沿用的平成。它們無不出自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雖然,本次年號選擇中日本政府更加傾向使用自家典籍,且年號最終的出處也確實出自日本古典《萬葉集》(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但追根溯源《萬葉集》終究也是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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