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孫中山兩次青州之行初探張國新 青州民間資料及言傳最早披露孫中山兩次青州之行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負責採編《益都縣誌·人物篇》的同志，採訪青州興中會員魏嵋後人時，魏嵋之女魏復麗等多次提到，孫中山...
孫中山兩次之行初探
張國新
民間資料及言傳最早披露孫中山兩次青州之行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負責採編《益都縣誌·人物篇》的同志，採訪青州興中會員魏嵋後人時，魏嵋之女魏復麗等多次提到，孫中山兩次來青州與其父會晤。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編寫的《青州商業志》，有孫中山1912年在青州火車站演講的記載。2006年出版的《魏嵋傳》，有孫中山1901年秘密來青州的描述。孫中山1901年和1912年的兩次青州之行，雖尚無官方檔案可考，但隨著魏嵋家族史的公開，孫中山兩次青州之行以及與魏嵋關係的神秘面紗被揭開。筆者經過多年的走訪調查，對孫中山兩次青州之行作了以下初步的探究。供專家同仁參考，並歡迎提出寶貴意見。
一、孫中山與青州魏嵋的關係
魏嵋，字蜀峰，1852年10月19日出生於益都(青州)東聖水村一富戶家庭，清末進步知識分子，光緒元年(1875年)考取舉人，因組織遭災農民抗糧抗捐運動被革去功名入獄，出獄後從事藥材生意。1893年，魏嵋到廣州購銷藥材時生病，去孫中山開辦的“東西藥局”就醫，倆人相識，並結為至交，後加入孫中山創建的興中會，1903年在青州桑蠶學堂任教，宣傳無神論和民主革命思想，帶頭剪去辮子，令女兒和兒媳放腳，被譽為“魏門新風”。1905年，魏嵋與子女俱入同盟會。1911年9月，率子女赴上海參加淮泗討虜軍。1913年，組織桃園(討袁)軍討袁失敗遭禁閉。1916年，組織護國軍並招募本村40名農民參加護國戰爭，被日本軍警逮捕，經孫中山多次與日方交涉獲救。
孫中山與魏嵋這種同志加兄弟的關係，可從魏嵋寫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呈文和《山東青州第一中學校史》得到印證。魏嵋在呈文中寫到：“民國五年，袁氏改元稱帝，(吾)又與同志在青島組織護國軍，同志劉季佔、方剛二人被日人所賣引渡殉難。(吾)與子魏子莊亦被捕。三次蒙總理(孫中山)打電交涉得釋”。一中校史“山東省立第十中學”篇，有“1925年3月15日，王盡美來青州參加孫中山追悼會，四師、甲種農校、師範講習所等各校師生和聖水村農民2000人到會”的記述。參加追悼會的除了師生，就是聖水村的農民。追悼會上，聖水村打出兩幅分別寫有“革命先驅不朽”、“逸仙好走”，落款分別為“城東聖水莊勞力農民”、“東聖水村魏嵋”的白布標語。這還可從《山東通史》所載1929年5月26日，孫中山靈柩從北京南移南京路過濟南時，魏嵋率其子女在濟南火車站跪拜靈柩得到驗證。
二、孫中山1901年青州秘密之行
孫中山來青州時的處境。1895年10月，孫中山於廣州起義後逃亡香港，被港當局驅逐，(五年內不得入港居留)赴日本。 1900年10月，流亡日本的孫中山，在臺北指揮惠州起義失敗後，又回到日本。早在惠州起義前，孫中山對在華南舉事感到絕望，想親自在山東等中央地區掀起波瀾。這年7月，孫中山對日本支持者宣佈停止行動，解散同志。8月，曾秘密潛入上海，擬會晤英駐上海領事及官商劉學詢，尋求政治上經濟上的支持，因走漏消息，差點被上海道臺逮捕，遺憾地回到日本。由於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願予協助，赴臺北指揮發動惠州起義，結果不出所料，又以失敗告終。孫中山曾致函菅原傳，懇求他說服時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暗助一臂之力，借我以士官，供我以兵械，則迅日可以掃除清朝腐敗，而另設漢家之新猷也”，未果。此時，孫中山面對的是軍事上慘敗、經濟上拮据和行動上無助的困境。
孫中山來青州時的國內外形勢。中日甲午之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加快了瓜分中國的步伐。《馬關條約》的簽訂，清政府成為列強的稅吏，從而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繼太平天國革命(反清)之後的又一革命(反帝)浪潮，即義和團運動的興起。1900年，清政府承認義和團並對外宣戰。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清廷西逃西安。最後，義和團被中外反動勢力剿滅。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當時曾有人提出將首都遷往內地(西安)、繼續與聯軍作戰的建議。但此時的清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可靠的軍隊了。義和團已經戰敗，山東以南省份的總督們早在義和團期間就已經與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東南互保)，違抗清政府支持義和團的決定。外敵入侵、國內民眾武裝鬥爭、政府權利真空交織在一起格局，為孫中山秘密回國提供了可行的環境。
孫中山來青州的真實動機。鑑於當時國內外形勢和革命面臨的窘境，先前依靠日本、英國等外國實現其宿志已不可能，從而激發了孫中山回國(山東)的衝動。其真實動機有三。一是山東作為近畿地區，戰略地位重要。這從1900年8月孫中山與宮崎謀劃起義地點和平山反對意見上得到證實。“據聞此次彼等計劃之目的，不在華南，而在山東省挑起事端……。”平山認為，“孫逸仙的計劃若在義和團暴動之際，多少有希望。而在北京陷落後之今日，已喪失良機。”他堅決反對不在華南而在山東附近起事的意見，認為：“如此時在北清起事，忽惹列國干涉，貽誤國事，殊難逆料。”二是因為青島、青州地位特殊，便於開展革命活動。青島當時由德國掌控，未簽訂互保協議，是由海外進入內地的最佳切入點；青州當時是府治單位，下轄十多縣，地理上是東西、南北交通樞紐，軍事上地處咽喉地位。相比濟南府、萊州府和青島更利於革命開展，況且可以奪取清朝駐紮此地旗兵的武裝充實革命。三是因為青州有自己的同志和朋友，(魏嵋等興中會員等)便於鼓吹革命，籌集革命經費。
孫中山來青州的主要佐證。佐證一，魏嵋家族史記載：“1901年春夏之交，孫中山由廣州秘密來青，與魏嵋會晤，瞭解山東情況，由魏嵋率人保護。赴日時，資助現洋三萬餘，以備在日活動經費。由子莊(魏嵋四子)在青島預定船隻，送其赴日。”佐證二，根據日本密探報外務省檔案，孫中山於1901年4月9日乘“日本丸”由橫濱赴檀香山。“據說該人在檀香山與其妻子會面後，由該處去新加坡。預定兩三月回日本。”6月5日孫中山乘“亞美利加號”輪船離檀返日。6月16日上午8時抵達橫濱，入山下町住宅。從時間上看，孫中山去回共68天；從行程上看，孫中山從日本-檀香山-新加坡-檀香山-日本。這樣的行程安排不符合常理，也沒有實際意義。因為孫中山1900年被新加坡英殖民當局驅逐，且五年內不得入境的禁令尚未解除。這從新加坡“晚晴園”紀念館所記孫中山八次新加坡之行沒有1901年得到證實。筆者以為，這並非是日本密探沒有用心，而是孫中山巧施障眼法來迷惑密探，以避免重蹈孫中山1900年回上海時險些被逮捕的尷尬。上海之行之所以為上海道臺所知，乃因內田對本派的平山周在(福岡)千歲樓洩露了其歸國路線。平山乘飲酒時告訴當地《九州日報》主筆白河次郎，並在該報加以揭載。由此看來，孫中山此行的目的地不是新加坡，而是另有所指-青州。佐證三，孫中山1912年被袁世凱授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乘專列考察膠濟鐵路時，“在青島德華大學禮堂，面對那些敬仰他的莘莘學子，孫中山並未譴責德國的侵略，相反卻作了意味深長地演講：‘這兩天看到的，使我認識到中國儘管有數千年的古老文化，卻沒有創造出與德國在青島短短12年間所做出的相媲美的業績。所有這一切都顯示出德國人的超常勤奮和努力精神。’”孫中山演講時，距1897年德國武裝佔領青島15年之多，距1898年清政府與德國政府簽定《膠澳租借條約》14年之多，而距1901年剛好12年。這證明1901年孫中山來過青島。佐證四，1929年，青島接收專員公署將青島前山東路(德佔時稱斐爾街，北連青島港)改為“中山路”。命名緣由有二，一是因為該路地處青島最繁華地段；二是1901年孫中山乘船到青島港下船後走的第一條路。筆者認為後者更貼切。這可從以下資料得到證實。據青島大事記，1901年2月，朱淇在斐爾街(今中山路南端)右側創辦《膠州報》傳播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朱淇是孫中山1895年在廣州建立興中會分會時第一批填寫誓約者，此時與孫中山同在青島，絕非巧合。朱祺是孫中山深入山東腹地的第一接頭人。不難推斷，孫中山當時從青島港下船，沿原山東路向南到《膠州報》社址與朱淇接頭(青島革命者知情)，由於是在青島走過的第一條路，又是繁華路段，故1929年將此路命名為“中山路”。這與青島檔案館周兆利所查德國弗萊堡軍事檔案館檔案寫的《1912年孫中山的青島之行》記載的孫中山1912年來青島(青島大事記記載僅此一次)時，是乘德式四輪敞篷馬車從火車站由西向東前往下榻地“沙灘賓館”(Strand—hotel今匯泉灣的第一海水浴場)，並沒有走山東路相吻合。
孫中山在青州的活動及影響。孫中山與朱淇沿膠濟線陸路秘密前往青州，住在與自己有著同志加兄弟關係的魏嵋家。魏嵋家大業大，有土地和桑田近200畝、宅院7處，還有自衛武裝。在魏嵋保護下，孫中山考察了青州社會狀況、勘察了清政府駐防青州八旗兵營，並與青州興中會會員、基督教會中的外籍牧師等秘密會晤。孫中山此次青州之行，對日後反清革命的走向以及國內革命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孫中山回到日本後，於1905年依託留日學生將興中會改創為同盟會，徐鏡心、丁惟汾、謝鴻燾、齊樹堂(齊芾南)等一大批山東學生參加。青州成為當時山東同盟會會員最多的地區(山東現已公佈的700多名辛亥革命志士中，原青州府轄區就有290人之多，接近佔一半)，他們回國辦學堂，發展會員，培植革命骨幹力量。武昌起義爆發後，青州是繼煙臺之後山東第二個武裝起義地。青州革命黨人分兩路作戰。一路以趙魏(象闕，壽光人)為首集聚青島，決定先打青州城，奪取旗兵營武裝，擬定於12月1日宣告獨立。未想到，革命黨人的行動被駐防在北城的清軍察覺。當趙魏行至青州火車站南夏家村時，被旗兵瑞增殺害。王長慶、鄧天乙等決定執行先前制定的第二方案，即奪取諸城。1912年2月3日進入諸城，宣佈獨立。一路以魏嵋為首的青州革命黨人到外省與清軍作戰。農曆辛亥年8月，魏嵋率四子魏子莊、女兒魏復麗等青州同盟會員，經青島赴上海組成“淮泗討虜軍”。從上海到南京，克安徽。經固鎮、宿州、夾溝和徐州之戰，打敗清兵及張勳所部。不久，南京下令停戰議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三、孫中山1912年青州考察之旅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離任三天，就開始環遊各省，宣傳民主主義。先後到過上海、湖北、福建、廣東等地，所到之處，主要會見軍、政、商、學和同盟會等界的人士。7月北京政局屢現危機，袁世凱為營造誠心與孫中山合作的假象，並借孫中山的威望來調停黨爭，穩定局勢，多次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是。8月18日，孫中山應邀北上，從上海坐船，途經煙臺、天津，從天津改乘專列到北京。在北京，袁世凱授孫中山籌劃全國鐵路全權。隨後，孫中山到河北、山西、山東考察鐵路。
孫中山專列時速及在膠濟線停留地。孫中山乘坐的專列於9月26日早5時從天津出發，在德州火車站停留30分鐘，到黃河鐵路大橋北端，孫中山及其主要隨從走下專列考察，專列及乘務人員駛往濟南(約12時左右到濟南用餐)。孫中山等從黃河北岸換乘小火輪船抵達南岸，步行走上黃河大橋，仔細視察了黃河大橋工程。之後，乘山東都督周自齊的專車赴濟南。期間專列行程357公里，用時少於6.5小時(除去德州及黃河大橋停留時間)，專列速度大於55公里/小時。而孫中山專列28日早晨7時，從濟南出發，傍晚18時到青島，行程393公里，用時10.5小時(除去高密停留半小時)，專列速度37.4公里/小時。假設專列沒有在濟南青島之間除高密以外其它站點停留過，前後時速相差近18公里，差距如此之大，不符合常規，故假設不能成立。
上表列舉了專列7：00從濟南出發，以45—60公里/小時的速度行駛，到青島的時間在14：06—16：12之間，與專列實際到青島的時間18：00，相差1.8—3.9時。這說明專列在高密以外的站點停留過。筆者根據青州民間資料記載，以為這個停留地點是青州。由此，孫中山專列在膠濟線上的活動軌跡應是：濟南——青州——高密——青島。
孫中山專列停留青州的主客觀因素。1、客觀因素：一是青州作為區域性政治中心，在1912年之前，是山東十個府之一的青州府所在地，下轄益都、諸城等十多縣。青州府當時西與濟南府，東與萊州府、登州府並列。但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文化積澱，在政治、經濟、軍事、交通、文化等諸多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民國始，撤府改縣，但青州的優勢未改。二是青州作為革命聖地，與青島(原屬萊州府)、煙臺(原屬登州府)是同盟會會員最多、革命活動開展最活躍的地區。三是青州火車站作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補給站，處在濟南與青島中間，西比張店、周村，東比濰縣、高密都重要。專列由蒸汽機提供動能，需要中途補充煤和水，車乘人員需用午餐。2、主觀因素：首先，孫中山是以“在野黨”身份、“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之職考察鐵路的。孫中山作為職業政治家和革命家，當時認為：“在目前局面下國民黨只能轉為在野黨，深入到實業界和各界民眾中去，注重民生，培養人才，壯大組織，掌握輿論，監督政府。需要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然後通過選舉，取得組閣之權，以達到建成真正三民主義社會之目的。”因此，時時處處不忘“鼓吹”民主主義，青州這塊重要陣地更不能不佔領。其次，青州有一大批同盟會會員，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巨大犧牲，鼓勵號召同志是領袖的職責，同時，向青州府舊官員、原清朝駐軍、新上任益都縣知事以及參政不久的革命黨人等社會各界宣傳民主建國思想。再次，對孫中山個人來說，魏嵋既是兄長(親戚)，又是同志；對革命來說，魏嵋是元老級成員。孫中山此行偕原配盧慕貞拜訪魏嵋，於情於理都在意料之中。
孫中山在青州的活動安排及影響。9月28日早7：00，孫中山乘坐的專列從濟南出發，濟南至青州的距離為153公里，按55公里/小時的速度計算，需要2.8小時，專列到青州的時間為9：48。有了專列到青州的時間，再根據已知專列到青島的時間，倒擠推算出專列從青州發車時間，那麼專列從青州發車時間減去專列到青州時間，就是專列在青州停留的時間。青州至青島的的距離為240公里，專列到青島的時間是18：00，按55公里/小時的速度計算，專列運行時間為4.36小時，加上專列在高密火車站停留的0.5小時，專列實際耗時4.86小時。倒擠推算專列從青州的發車的時間是13：09。那麼，專列在青州的停留時間就是3.35小時(13：09—9：48)。這樣，孫中山於9月28日(星期六)上午9：48到青州火車站，向前來歡迎的益都縣知事、青州府的舊官員、北城旗兵營副都統及當地同盟會員等各界發表演講後，攜夫人盧慕貞、秘書宋藹齡等部分隨從乘馬車，在地方官員及警衛人員的護送下，從火車站沿北關馬路——萬年橋——北門街——估衣市街(現偶園街)——東門街——東關街——到東聖水村，11：00到魏嵋家，男女主賓分宴招待。12：30原路返回車站，13：09，孫中山乘坐的專列駛向青島。孫中山此次考察之旅，通過宣傳三民主義和治黨方略，將“民主”、“共和”的種子播撒在齊魯大地，為日後“萌發”做好了準備。
1913年3月，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孫中山號召討袁。青州魏嵋與同志組織“桃園”(討袁)軍，張同普任支隊司令，指揮部設在青州宏遠(文)書院，並積極籌備糧餉器械，以備聽孫中山電令。不料，因司令部的曾廣生叛變，省署密探李玉標獲得情報，山東都督派兵到青州清剿，張同普被捕犧牲，魏嵋被捕後經營救出獄。1916年袁世凱改元稱帝，魏嵋又與同志在青島組織護國軍。居正在濰縣主持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自任總司令。是年春，孫中山派飛行員從日本經青島到達濰縣，蔣中正(介石)參謀長親加點閱並督促演習，後派飛機轟炸山東將軍府。5月，薄子明率東北革命軍第一支隊(後改稱山東護國軍)攻佔周村，魏嵋派四子魏子莊參加了戰鬥，勝利後宣佈獨立。5月4日居正在濰縣起事，張香坡(回族)任青州司令，64歲的魏嵋與同志積極配合，在當地招募兵員，僅在本村就動員40名青壯年農民，並親自送往濰縣參加討袁。5月8日佔安邱，10日佔高密。6月4日，革命黨人攻山東將軍府，未克。6月6日，袁世凱病死。7月4日，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和山東護國軍改編，山東討袁戰爭結束。
孫中山此次青州之旅的佐證。佐證一，魏嵋家族史記載：“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到濟時，魏嵋派復(子)莊、復中、復麗兄妹去迎接，並接至青州下車，派馬車將孫中山先生接入城東聖水村，設宴招待，促膝深談，臨行前拍照留念，並贈以豐厚川資，以(供)孫中山沿途之用”。佐證二，原益都縣黨史辦主任張文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編寫《青州商業志》過程中，走訪了大量的老工商業者。其中，在向東關老經紀張新生(已故)徵集資料時，這位當時已過九十歲高齡的老先生，思路清晰，也很健談。他講了他小時侯到火車站看迎接孫文大總統的經過。其大意是：聽說孫文來青州“鼓吹”革命，自己跟著商界等迎接的代表(當時東關商業發達)來到火車站。站臺周圍用鐵柵欄圍擋，有警衛把守。自己和北城旗兵營著滿族服裝的兒童，從柵欄空隙鑽進。站臺上人很多，大家都在聆聽孫文演講，由於他小不懂國事，沒注意孫文講的是什麼，只見這種場面持續了半個多小時。
張文星先生憑自己多年從事史志工作的敏感和責任感，將其寫入《青州商業志》。
四、孫中山青州行沒留下史料的原因
由於孫中山1901年青州之行，是在複雜環境裡的秘密行動，無權威典籍佐證當在情理之中。至於孫中山1912青州之旅無考，也與政府頻繁交替、時局動盪有關，即所謂“亂世無考”。究其原因，一是由於孫中山此行的身份和職責，不便帶隨身記者，加上青州當時已撤府改縣，青州沒有發行範圍較大的報刊。公眾不知道孫中山在青州活動的詳情，外地報刊也很難報道其活動細節。二是由於孫中山這次入京及考察北方諸省，由北京袁世凱政府撥款。孫中山倡導節儉，輕車簡從出席有關場合，儘量不讓地方政府招待，以節省開支。這樣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知情的範圍和數量。三是由於火車站地方小容納不下很多人，學生沒有參加。若有學生歡迎，即使少部分，由於學校學生多，轟動效應大，當時年齡小，在孫中山來青州後的大半個世紀裡，應該有人健在並提及此事(指撰文)。四是孫中山來青州之後的近40年裡，中國社會大都處在動亂的環境裡。民國期間曾修過《益都縣誌》，因日本侵華等戰亂原因未能成書，導致民國青州史出現斷檔和空白。建國初期對史志工作的不重視以及爾後極“左”思想的干擾，錯失了徵集史料的良機。1960年雖修過益都縣誌，最終也未成書。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事人、見證人都已作古，還原歷史的本真，已變得非常難。
五、孫中山青州行本地相關資料解析
青州“中山街、中山鎮”的來歷及解析。《青州市地名志》“偶園街”名下有註釋雲：原名估衣市街，1930年與北門大街、南門大街、萬壽宮街相連為一街，稱中山街。1938年日偽時期改稱新民大街；1946年複稱中山街；1948年解放後，南門大街、北門大街、萬壽宮街分出，以東門街定點分南北兩段，分別稱民主南街、民主北街；1987年將南北民主街合併，以南極東側之偶園命名為偶園街。這段註釋完整記錄了“中山街”命名和變更的經過，與同時期(1930-1948)社會大變革的時間相吻合，即1929年，國民黨縣黨部從閔家莊遷入青州城；1930年為紀念孫中山來青州或走過此路線，以“中山”命名此街；1938年日軍佔領青州城，為消除孫中山追求的“主權”和“民主”思想的影響，改為“新民(亡國奴之雅稱)大街”；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黨受降後，於1946年又恢復“中山街”；1948年青州解放後，改為“民主南街”和“民主北街”。《青州市民政志》有“1947年8月以後，國民黨益都縣政府宣佈廢區，擴大鄉、鎮範圍，是時全縣設一鎮：中山鎮；設29鄉······”的記載。與中山街的命名一樣，從中山鎮的命名上，也能看到孫中山到青州留下的影子。
魏大姑見過宋慶齡、鄧穎超的來歷及解析。據東聖水村民的回憶，“文革”時，魏大姑被打成“漏網叛徒”。其理由是：本來就是國民黨，乾兒杜華梓是叛徒，乾孃就必然是一個更大的叛徒！八十多歲的她，被造反派揪鬥得難以容忍時，憤憤地辯駁道：“我不是叛徒，我是革命的。我認識宋慶齡和鄧穎超，你們可以去調查，她們都可以為我作證”。作為一個被批鬥對象，在萬般無奈、氣憤至極的情況下，肯定說出自己心目中最理直氣壯的“靠山”。但是筆者以為，魏大姑認識宋慶齡和鄧穎超的概率極小。她說她認識的很可能是宋藹齡和盧慕貞。因為孫中山的夫人盧慕貞、秘書宋藹齡，1912年來魏嵋家時，魏大姑陪著二位女貴賓，由於稱呼“孫夫人”和“宋秘書”，故魏大姑不知道孫夫人的姓和名，也不知道宋秘書的名。1914年，孫中山任中華革命黨的“總理”(魏大姑印象深)，1915年孫中山在與盧慕貞離婚後，與宋慶齡結婚。事隔五十多年後，在魏大姑的記憶裡，就把宋藹齡的胞妹宋慶齡，周總理的夫人鄧穎超錯位聯繫在一起，這對一個快九十歲的老人來說，是可能的。不過，從魏大姑堅決而又樸實的語氣裡，她認識盧慕貞、宋藹齡的推斷是可信的，從而也提高了孫中山到過青州東聖水村魏嵋家的可信度。
同盟會員後人關於孫中山青州之行的言傳。筆者在調查同盟會員馬忠幫的重孫，原青州市民族宗教局局長馬家勝同志時，他對筆者講，他的曾祖父馬忠幫，同盟會會員，中醫大夫，參加過辛亥革命。祖父在世時，曾對自己說過，曾祖父在青州火車站會見過孫中山，並接受孫中山簽發的委任狀。不久，袁世凱復闢，開始屠殺革命黨人，曾祖父趁夜跳城牆逃往東北，為了生存，背起藥箱，幹了野郎中。袁世凱的地方政府不時地到家中搜查，曾祖母因此被嚇瘋。戰爭年代，國民黨的部隊加固城牆，急需強拆東門附近居民的門樓子，當一名營長帶著若干士兵來到曾祖父家，準備強拆門樓時，曾祖父急中生智，拿出孫中山的委任狀。營長一看到委任狀，打了個敬禮，帶著士兵就退走了。另外，採訪曾參加安邱起義的青州同盟會員張文卿的大女兒張一鳳時，這位九十歲的老人正在和麵。她對筆者說，她父親和孫中山、袁世凱他們，是一起的，她小時候，家裡有很多她父親與他們一起照的照片，可惜，這些照片早就沒有了。
總之，歷史是無法撼動的客觀存在，既不能輕易否定，也不能隨意塑造，唯一能做的就是沿著前人的足跡，負責任地去追尋，以還原其本來面目。
1912年9月29日，孫中山與青島專門大學師生合影。
1912年9月，孫中山考察鐵路時在乘坐的專列前合影。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興中會。圖為會員秘密宣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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