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參加“文革” 以後的第一次高考，被北京大學哲學系錄取，成為1977級的大學生。1978年3月我正式入學。我以為我是趕上了一個特殊的好時代，1980年代的特殊背景使我不僅能在北大課堂上學習求知，而且能在課下求教於北大大師們的門下，還可以以北大校友的名義拜訪我久已心儀的北大校友名人。這種訪問如一盞盞明燈，給我的人生規劃帶來新的天地，對我的人生給予無窮的啟示。
一
季羨林在北大辦公樓前 1981年
圖片掃描自原始照片，為保原始樣貌，未做修髒及調色處理。以下皆同。
1978年9月23日上午在北大圖書館召開了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恢復成立大會。我和中文系的陳建功被任命為文學社的副社長。朱光潛、王瑤、季羨林等名教授被聘為文學社的顧問。此後我以文學社的副社長的身份多次拜訪當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季羨林和美學大師朱光潛教授，為他們拍照。他們知道我當時正在研習美學，也進行文學、攝影創作，十分支持並予指導。
季羨林先生布衣布服布帽，瘦瘦的，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好像不擅言辭。他給我總的印象像一個工人，沒有一點“大學者”的架子。
我在1981年為了解朱光潛、宗白華先生的一些情況，專門訪見過季先生，向他求教。記得當時我信步走到臨近北大西門的辦公樓，徑直來到他的辦公室門前，敲門進入。說明來意後，季老就娓娓道來，他說朱光潛先生對他影響很大，他在清華上學時曾聽過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課，在他留學德國前曾向宗白華先生請教有關德國的一些情況。
訪談後，我為他在樓前石獸旁拍了照片，這是大師的典型瞬間：季先生布衣布服，樸素平易，神清骨峻，灑脫飄逸，靜如處子，與古老精美的石獸相映成輝，一派大師風範。歷史雲煙繚繞，季老已定格在東方文化的高峰之上。
二
思――朱光潛在寓前 1980年9月
1980年初我向校學生會提議拍攝一些北大名教授的照片放到校園的櫥窗裡展示，以體現尊師重教的風尚，經研究同意，我與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孟曉蘇同學具體施行。我給朱光潛、王力、吳組緗、侯仁之、李賦寧等教授拍了照片。《思――朱光潛在寓前》就是在這時拍攝的。
那天朱先生為了拍照，特意穿上他出席會議才穿的呢子制服，並手持了菸斗。在我們的安排下，他坐在樹木花叢中的藤椅上。我們採用了側逆光，我用海歐4B相機拍攝，孟曉蘇打了一個反光板。拍了一張正面的，一張側面的。沖洗出來，還是側面的好。
朱先生對這幅照片非常滿意，他讓我放大多張寄給他安徽老家的親友。他對這幅照片作出評語：“這一幅由於採用了逆光而突出了主體人物，給人一種雕塑感，人物神態安詳，不顯衰老。背景處理也好，那株樹幹給主體人物一種支持力，後面的樹葉和花朵的虛幻亮點十分美妙。”
三
楊晦教授 1980年6月
1980年校學生會委託我編寫一本《北大人才史話》，於是我訪問了許德珩、任繼愈、李澤厚、李瑛、劉紹棠等校友和北大原中文系主任楊晦教授，併為他們拍照。
北京大學中文系楊晦教授是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那時他正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5月4日那天他直接參加了火燒趙家樓的革命行動。解放後他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併兼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
我在北大讀書時，楊晦先生因年過八旬，已不任中文系主任，基本在家指導研究生。他那時住在北大燕東園的兩層小樓中，1980年6月去拜訪他，為他在院子裡拍了一張照片，他旁邊有個女孩，大概是他的孫女或外孫女。老與小，相映成趣，笑得都那麼開心。楊晦先生就像個老小孩。
楊先生整日在樓上的書房中，那房裡地上桌上全是書，人完全被書包圍起來，可以說楊先生是坐擁書城。由於常年的習慣，他每晚讀書到後半夜，第二天上午才睡覺，吃午飯後接著又睡到四點多鐘。我去訪他是下午時光，他的房間中光線很暗，楊晦先生瘦勁飄逸，手執一把摺扇，一邊煽，一邊自顧自地剝紅澄澄的橘子。
我當時想,這個老先生真怪，一般客人來了，主人都要把食物讓一讓客人，或者停止動作，總不能自己一個人獨吃吧？可是楊先生就是這麼一個人，幾次我去見他，都是這樣，從不講什麼客氣，這也許正是他真性的自然流露，沒有掩飾，毫不做作。
時光已過去三十多年，而一位白髮老人在昏暗的光線中瀟灑地剝著紅澄澄的橘子的情形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
四
錢鍾書侃侃而談 1988年11月23日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去拜訪錢鍾書先生是貿然而去的，事先沒有打電話，也沒有聯繫。因為聽說他恃才傲世，杜門謝客，不接受任何採訪，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門外。
那是一個暮春的下午，當我忐忑不安地叩響南沙溝錢先生寓所的門鈴時，一個高亮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來了！”隨之門被打開，當我說明來意，老人不緊不慢地說：“今天不行，我這兒有外賓，明天下午吧。不要採訪，咱們隨便聊聊可以。”他的聲音高昂，顯得底氣很足。沒想到久已心儀的先生這麼痛快地與我約定了時間，雖說不讓採訪，但總算有個長談的機會了。
第二天下午我如約而至，這次開門的是錢老夫人楊絳先生，她皮膚很白，略顯清瘦，表情平易，十分儒雅。也是淺淺的笑意浮在唇邊，但說話的聲音卻較之錢先生要低八度了。她把我讓到客廳就去招呼錢先生。
錢先生微笑著從內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起來。問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是學什麼的？聽說我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就詢問起北大的老教授情況，如：馮友蘭、吳組緗、季羨林等等，我一一作答。開始我還有點拘束，後來見他不拘形跡，談笑風生，我也逐漸變得自然了。
那天他同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和人生、社會。錢先生談鋒甚健，出語機智幽默，對晚生後輩循循善誘，使我受益匪淺。但錢先生一再叮囑我，不要宣傳他，不要寫他，談話內容不可向外傳播。
在1988年11月23日錢先生與我又有過一次長談，那也是一個下午在錢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門後，出來的仍是楊絳先生，她對我的突然造訪似有擋駕之意：“錢先生病了，正吃中藥呢。”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不想錢先生循聲出來，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尷尬：“不是那麼回事，請進！”
賓主落座後，錢先生解釋說：“我很長時間開會都不去，不見客，你今天來是‘甕中捉鱉’。”他大笑。我也笑，在笑聲中我剛才那緊張的心情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
我拿出自己收藏的先生的著作《七綴集》，請他簽名。他用墨筆在扉頁上題寫了：“士方同志覽存 錢鍾書”，並加蓋了名章。他說：“臺灣最近出我七種書，《七綴集》這是第一版，臺灣版我本來加了一些內容，並改了許多錯。但他們說錯字可以改，加文不行了。還有一個錯字我還記得，我來給你改。”說著，先生翻開書後註釋部分，在一頁上改了兩個英文字母，說：“兩個字母印錯了，意思就錯了。”他嚴謹的作風令我欽佩，他驚人的記憶力又令我驚異！
在先生談話和鈐章時我為他拍了6幅照片，從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可親可近的長者。也許是先生久未見客，心中鬱悶，欲一吐為快，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兩個小時。
臨走時，先生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暖意盈人地說：“今天你來了，我很高興，謝謝你！”又囑我：“今天我們不過隨便聊聊，不要同別人談這些內容。”我連連承諾。先生一直把我送出大門外。為此我感動了好幾天。
五
馮友蘭在北大燕南園三松堂 1986年
哲學大師馮友蘭是我們哲學系的教授，雖然已經不再授課，但順理成章，我在1980年5月還是慕名拜訪了他，與他聊天，為他拍照，有一張他爽朗大笑的，他非常滿意。以後我每年都去拜望他一兩次，聊天、拍照。1986年我在三松堂書齋拜望馮先生，他在我的冊頁上書句，我拍照。背景是他所書自撰聯：“何止於米相期以茶，心懷四化意寄三松”。他表情專注，大筆縱橫，現場氣氛十分凝重。於是有了這一幅《馮友蘭在北大燕南園三松堂 》。1987年夏天我又為馮先生在家裡拍了一張低調照片。在深色背景襯托下，白髮白髯白衣的哲學大師一派仙風道骨，氣定神閒。
六
宗白華 1981年春節
1980年11月我開始為撰寫《宗白華評傳》做準備工作，以後的7年一直頻繁出入宗白華先生的居所，請教，聊天，也拍過許多照片，春夏秋冬各個季節的都有。但只有在冬天為他拍的照片比較成功，他滿意，我也滿意。
1981年春節我為宗老拍過一張他與案上朝夕相處的石雕佛頭的照片，他微笑著，一頭銀髮，寬敞安詳，心凝神釋；佛頭低眉瞑目，秀美慈祥。
記得宗老曾對我講過，這尊隋唐的佛頭是抗戰前從南京夫子廟古董店裡偶然買到的，他十分喜愛。他曾對學生說：“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麼煩惱都消散了。”抗戰時他倉促赴渝，行前別的東西顧不上，但沒有忘記把佛頭埋在院子裡的小棗樹下。在渝期間，談話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勝利回寧，他家中的一切蕩然無存，只有佛頭猶在，他感到由衷的喜悅，逢人便講。為此他在南京文化界得了個“佛頭宗”的雅號。這件事很可以說明他那美學家的出神入化的藝術情思。宗先生的小姨、著名女作家方令孺曾在她的一篇散文中專門提到此事。
我把我的這幅照片命名為 “佛頭宗”。宗老也十分滿意，欣然在照片上題字。
宗老喜歡照相，每次照完都讓我給他看小樣。看完小樣，大都選擇幾張他滿意的讓我給他放大，放大照片他都預先付款。朱光潛先生則不是。照完不聞不問，我有時放大幾張給他，他也從不付款。兩位美學大師兩種性格。
七
鐵骨錚錚梁漱溟 1986年
1982年1月我從北大畢業，分配到全國政協學委會辦公室工作，在此期間，結識了梁漱溟、溥傑。
儒學大師梁漱溟先生，他不苟言笑、做事認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組織全國政協直屬委員學習組學習，每週一次，梁漱溟是這個組的成員之一。有一次學習他沒有到，特意讓人送來親寫的請假條。用鋼筆豎寫，工工整整，一絲不苟。其實他讓人打個電話也就行了。
一次在全國政協禮堂梁老同我談美學大師宗白華，說他們相識，我說宗先生是我的老師。由此我與梁老的關係又進了一步。
梁老是一位重感情，很有人情味的人。1986年8月21日他將自己的著作《人心與人生》題款簽名贈我，1988年1月又題款簽名贈我他的《憶往談舊錄》。更使我感動的是他為我的著作《宗白華評傳》題詞：“宗白華評傳 充實之謂美 鄒士方著 一九八八年一月 梁漱溟”。那天我告辭向外走時，他細心地提醒我：“你的衣服還沒穿好。”好讓我感動。
我為梁老在他家中還拍過一些照片，有黑白，也有彩色的。彩色的一張是側面，他左手放在藤椅扶手上，表情深邃。背景是書櫃和牆上懸掛的《百壽圖》。這一張黑白的，時間在1986年。他臨窗而坐，背後是層層垂拂的吊蘭。梁老雙眉緊索，表情嚴肅，93歲高齡的梁老的倔強性格和“猶自帶銅聲”的風骨由此可見。
梁老那些可驚可嘆的往事，我都是後來才知道的。
八
“皇弟”溥傑在寓中 1984年
溥傑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十分謙恭和隨和，無論老幼尊卑他都一視同仁。同時他對一切都很淡泊，我想就是那種“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淡泊”。但這不是與生俱來或修養成的，這與他的經歷有關。他享過帝王家的榮華富貴，又當過“戰犯”，被關押多年，獲得新生後，對一切都無所求。
溥傑先生很“健忘”。
1982年我的同事汪東林熱心地為我向溥傑先生求一幅字，當我從老汪手裡拿到這幅字後，又收到溥傑先生轉來的贈我的另一幅字，我想這可能是他忘記已經給我寫過了，不過這也看出他的認真之至。溥傑先生對於別人求他字，是有求必應。
但溥傑先生也有忘卻不了的事情。
1988年我把我在香港出版的著作《春天的問候》送與他，他看到書前有一張冰心老人與我的合影，就認定照片上的老太太是他的日籍夫人嵯峨浩。那時浩夫人故去不久，生前他們夫婦感情很好，難怪他仍眷眷於舊情。我告訴他，這不是浩夫人，是冰心老人，可他說什麼也不信。過了幾天我又到他家，他拿出自己剪貼的一本個人照片資料給我看，居然把這張冰心的照片也剪貼在內，我真是有點哭笑不得，但我能說什麼呢？我確實有點感動了！
溥傑先生客廳牆壁上總是懸掛著浩夫人和他們的愛女慧生的遺像（她已在日本自殺身死多年）。由此可以看出溥老的一片真情。
溥傑先生曾贈我浩夫人著作《流浪王妃》, 他在書的扉頁上題寫了：“懲毖前車”。他在贈我的溥儀著作《我的前半生》扉頁上題寫了：“懲毖半生留自傳，滄桑一變紀新生”。
我為溥老在家裡拍過一些照片，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表情，反映了他的多個側面，很有意思。
九
李澤厚在寓中 1981年2月
1981年2月12日我應邀來到李澤厚先生家。他那時住在北京和平里的一處舊樓裡。
那年他50歲，可算是“人到中年”，但在我國美學界中能戴上“美學家”桂冠的，他大概是年紀最輕的了。老一輩的美學家朱光潛、宗白華已是八十開外，蔡儀、王朝聞也是年過花甲。
這個架著一幅方框眼鏡的湖南人，眼中閃著機敏的光，談起話來時時揚起頭開心大笑，那“一邊倒”的頭髮就遮在他寬寬的前額上，披散開來，顯得瀟灑、自信，很有點詩人和藝術家的風度。
他風趣地眨著眼睛對我說：“不熟悉我的人，不論是國內的青年朋友，還是國外的學者們總認為我是一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子，他們給我來信十分尊敬，豈不知我不到50歲。”
那天我為澤厚夫婦拍了一張合影，十分成功。照片上澤厚的夫人站在他的身旁，秀美的雙手分別放在他的雙肩，表情有些矜持。而前面的澤厚則是爽朗地笑著。伉儷情深，溢於相外。背景處堆積很高的書籍和世界地圖增添了文化氛圍。我又為澤厚拍了幾張單人像。這張背景牆上是夫人年輕時的小照，俊俏亮麗，一幅梅花掛曆恰如其分地襯托出人物的品格（而且標出了時間——2月）。澤厚靠牆而坐，優雅地雙手相搭，左手持一冊書，表情深邃而活潑，一付大才子的模樣。牆上簡陋的牆圍子帶著那個時代的特點。
澤厚很喜歡這兩張照片，讓我放大送給他。30多年風風雨雨，不知澤厚兄是否還存有它們？
十
茅盾在病中 1980年8月21日
1980年8月21日我到茅盾先生家中拜訪他，併為他攝影。他住在北京東城交道口的一條小巷內，中央戲劇學院就在他家附近。他的住所是很大的四合院。敲門進去，他的兒媳出來接待。我自報了家門，她引我到北房。我終於見到這位文學大師。
房間裡靠牆處都是高高的玻璃門書櫥，書櫥裡裝滿古今中外的各種書籍。一個書櫥上面還擺著筆筒和毛筆。
他那時在病中，身體不好，臉頰清瘦，面容憔悴，鬍子老長。他坐在靠背椅上不停地咳嗽。但他還是伸出顫抖的手，緊緊地與我握手。他已經不能多說話，當我提出為他照相時，他先是不肯，我提起他給北大五四文學社覆信的事，他突然來了興趣，問起五四文學社的情況。這樣經過交談，距離拉近了，親熱了許多，答應讓我拍照。於是有了這幅《茅盾在病中》。
臨走時他在我的本子上寫了：“謝謝你們，我的手抖不能多寫。”
茅盾先生於1981年3月27日逝世，距拍攝這張照片也就7個月。
這幅另類“偉人”像《茅盾在病中》曾得到朱光潛老師的讚賞，他有評語曰：“這是一張新聞照片，拍於茅盾逝世前不久，很有史料價值。由於作者不是專業攝影師，所以被攝者未作任何修飾（鬍鬚都沒有刮），很隨便，完全是書生本色。因此片子拍得自然 、真實，把文壇巨匠的病中之態，病中之情抓取得恰到好處，照片具有了藝術感染力（儘管在病中，但茅盾眉宇間仍顯露出他那頑強的氣概）。像茅盾解放後這樣樸素真實的生活照我是頭一次見到，以往見到的多是一些正襟危坐、衣冠整潔、魁梧高大的‘偉人’像。”
十一
1986年3月6日，一代美學宗匠朱光潛老師逝世。
在朱光潛先生最後的日子裡，他有兩個願望：一個是惦記那部自己翻譯的《新科學》出版；一個是想再去看看老友葉聖陶和沈從文。但這兩個願望在他生前未能實現，實為遺憾。
在朱光潛逝世後，《新科學》終於出版了，朱師母特寄我一冊留念。這部四十萬字的意大利美學家維柯的著作耗盡了朱先生晚年的心血。為了實現朱先生的另一個遺願，我決定代他去看望一下葉老和沈老。
雙目失明的葉聖陶在寓中 1987年冬
1987年冬天我來到葉聖陶先生的住處，看望了他。葉老那時雙目幾乎失明，只有極微弱的一點視力。我向他轉達了朱先生生前對他的問候，葉老十分高興，同時又有些激動。我利用室內自然光為他拍了一張照片並請他在我收藏的茅盾誕辰90週年紀念封上簽字。
過去在許多公共場合見過葉老。1985年3月27日上午我曾隨葉老的兒子葉至善先生去北京醫院採訪巴金看望葉老的情況，拍了幾張照片。
巴金（左）在北京醫院看望葉聖陶 1985年3月27日
當時91歲的葉老因病住在北京醫院，那幾天心情有些煩躁。他仰望窗外明媚的春光，憶起前兩年春天在自家的庭院中與兩位九旬老友章元善、俞平伯共賞海棠花的情景，3月25日寫成《病中吟》一首：
廊外春陽守病房，今年又負滿庭芳。
章俞二老冰心姊，仍歉虛邀看海棠。
他思念章、俞二友，思念冰心，思念許多文壇舊友。
3月27日上午巴金的到來，驅散了他心頭的惆悵。
巴金緊緊地握著葉聖陶的手，激動地說：“我三年多沒來北京了，我很想念你。”白髮蒼蒼的葉聖陶手在顫抖，他說：“我也很想念你。”
當巴金問起葉老的身體狀況時，葉老滿有信心地說：“春天來了，我的病也好起來了。”
葉至善先生說，昨天現代文學館開館了，巴老他們都去了。巴金對葉老說：“那門口的牌子還是你題的呢。”他告訴葉老，他們從現代文學館出來後，去看了冰心。葉老臉上浮現出微笑。
葉老叫葉至善將《葉聖陶散文乙集》取出送給巴金。巴金說，我每次來你都送我書，我家裡有不少你送的書，將來捐獻給現代文學館。巴金安慰葉老：“這裡很安靜，你多住幾天，不要急。”又說，你講話很好。葉至善說，他平常講話很少，今天講得格外多。
臨別時巴金對葉老說，我今天專門來看你。怕你講話多了，我要走了，望你多保重，健康長壽。
葉老手拉著巴金的手，一直送他到走廊中，兩人久久地握手惜別。巴金向前走去，又幾次依依不捨地返回來向葉老道別。葉老目送巴金走到走廊拐角處。巴金回過身來，久久地揮動著手臂。
十二
離世前三個月的沈從文 1988年1月28日
自1985年3月28日我陪同巴金先生訪見沈從文先生後，已經將近三年沒有見到沈老了。這期間聽說沈老因病幾次住院，又聽說他遷進了新居，享受到副部長級的待遇，我心底暗暗祝福他健康長壽！
沈老的新居我只去過一次，那是1986年冬天去看望他的夫人的妹妹——美籍華人作家、崑曲家張充和女士，那時沈老正在住院，當然無緣相見。
1988年初，聽說沈老已經康復，我就萌生了訪見他的念頭。但又聽說他杜門謝客，於是我就請沈老夫人的姐姐，著名崑曲家張允和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
1月28日上午10時，我來到沈老的新居——崇文門附近的高層公寓。
雖說近三年未見，沈老的夫人張兆和還記得我，他看到姐姐允和的介紹信，連連點頭。
她把我讓到客廳，沈老正坐在藤椅上，精神甚好。他還是三年前印象中的那一副謙和大度，平易慈愛的神情，只是顯得瘦了許多。
我向兆和提出為沈老照幾張像，兆和說：“我得跟他商量一下，他自從病了以後，不願意照像，也很久沒照了。”兆和同沈老商量，他先是不肯。兆和說：“你再同他商量商量！”沈老聽完我的話說：“我這麼醜，謝謝你，不照了吧！”“您既不醜也不老，特別精神。我給你照了，不發表，留作資料。”“那也是醜的資料。”在我的一再請求下，他終於應允了。
於是我十分迅速地為他拍了幾張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一邊照，沈老對我說：“照側面，側面還好。”我會心地笑了。兆和對我說：“他還真對你不錯，一般人他根本不讓照。而且他今天精神特別好，眼睛也睜得挺大。往日他10點半就要睡覺了，今天他好像並不困。”
照片沖洗出來，我發現黑白的一幅背景上可以看出整齊排列著沈老的著作和他的藏書，特別是沈老的代表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清楚可見。典型的環境襯托出人物的身份，十分難得。一束陽光照射在深色背景上使得畫面凝重中顯出幾分活潑。病中的大師並非東倒西歪，愁容滿面（只有雙手的姿態暗示著他的病情），而是穩坐如山，神情莊重，眼神中透露著獨立、倔犟、孤傲。
沈老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離拍這張照片只有三個多月的時間。想來，他拍照時真是到了暮年。
十三
冰心為鄒士方題詞 1988年春
仁愛慈祥的冰心先生也是朱光潛先生的老朋友。
她家的客廳牆上長年懸掛著兩位名人的字畫，中間是藝術大師吳作人贈給他的一幅《熊貓》中堂，上面有題：“冰心先生正腕 一九七二作人圖”。兩邊是梁啟超書贈她的一副楷書對聯，內容是：“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上款是：“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書”，下款是：“乙丑閏浴佛日梁啟超”。
我在1984年7月27日第一次拜望冰心老時，為她在這副對聯和吳作人的《熊貓》圖前拍了一幅照片。當時她隨意地在沙發上坐著，一頭灰白的頭髮短短的，向後梳得整整齊齊，臉上溢出真誠的笑容。短袖的中式白衫、黑色寬鬆的褲子，十分合體。身體硬朗，清瘦爽潔，慈祥可親。
老人給我題過四次詞。三次題的是“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語出自諸葛亮《誡子書》。據我所知，她給幾個朋友都題過這個詞。這大概是老人最喜歡的一句名言，反映了她淡泊寧靜的本色。她還給我題過集句聯（集李商隱詩和蘇東坡詞）：“夕陽無限好，高處不勝寒”。
前些時候，她跌倒在花池旁，摔傷右腿骨，由於身體原因，不能下樓活動，也無法在室內自由走動（要依靠助步器才能走動）。她不止一次地自嘆：“我成了廢人了。”但她並沒有停止手中的筆，寫出一篇又一篇有份量的醒世文章，如《我請求》《萬般皆下品》《空巢》《介紹三篇小說和三篇散文》等，她為人才流失而焦慮，為爭取改善中小學教師待遇四處呼籲，她對社會上的特權現象深惡痛絕。她的文章表現出老一輩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
她給我的題詞恰恰反映了她晚年的心境。她為無法下樓而苦惱。對於一個熱愛生活、童心未泯的老人，沒有什麼比陽光、清風、新鮮空氣更重要的了。高處不勝寒，不僅在身而且在心。她對自己居高不下的聲名和地位視之為“寒”，大概也是詞中暗含之意吧。
在她給我題詞時，我拍過幾張照片，此為其中一張，時間在1988年，是在給我題 “夕陽無限好，高處不勝寒”的時候。
十四
駱賓基 1987年5月
解放以後，有兩位老作家爆了“冷門”，不是在文學創作領域中，而是在人們意想不到的領域中一鳴驚人。一位是沈從文先生，他終止了文學創作，寫出了煌煌鉅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另一位就是駱賓基先生。
駱賓基是著名的東北作家，生於1917年，原名張璞君，吉林琿春人。著有長篇小說《邊陲線上》《幼年》，專著《金文新考》及《駱賓基短篇小說選》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文學創作受到限制，自身也受到審查的情況下，他開始作札記，準備轉業，以解除精神上的痛苦。他寫道：“既然要生存下來，未來這隻筆還要為人民做點什麼吧！而古代典籍與金文，正是我的躲避政治風暴的一個僻靜的港口……卻不想我從這港口駕著思想生命的小舟駛進去，卻發現了天高地闊的一個人跡未到的天地，我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發現了在殷周金文的幕布下，遮蓋了一、二千年之久的古文字創作之始的五帝金文與唐虞金文，中國古代史——有文字記載的古代史——據此前推千年以上，它們都是屬於公元前2300年到500年之間的象形文字。”
對於他的改行，許多朋友感到“很吃驚”並“同時覺得可惜”，如聶紺弩、姚雪垠、秦似等都對他作過懇切的“談話”，尤其是雜文家秦似對他說：“我真不理解你為什麼丟掉了文學創作去研究古金文的考證，彷彿你有那麼一個漂亮的忠於你的妻子，你卻丟掉了她，卻追求一個還遠無把握且不知是醜美的一個女人一樣，我真不理解，你怎麼丟掉了文學創作，多可惜！”
但文壇巨匠茅盾以及馮雪峰同志熱情支持著他的“冷門”。他們為他看稿，推薦發表。最終這部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50萬字的《金文新考》終於問世，茅盾為此書題簽。
1987年我在我主持的報紙副刊上編髮了駱賓基先生關於《金文考證》的長篇通信，使我有機會結識他。5月7日我來到他的寓所，他贈我以他的著作《詩經新解與古史新論》。那天我為他拍了幾張照片，在此發表頗有特色的一張，背景牆上是托爾斯泰像，這是駱先生推崇的前輩大師。駱老給我的印象是嚴謹、堅韌、樸實，此照反應了他的個性和作風。
1988年我又在報上編髮了駱老的《再說“龍觚”》一文，以後又通過幾封信，也去他寓中拜望過兩次。
我保存有駱賓基的書信原件7封，另有複印件一封。駱先生的字龍飛鳳舞，張力十足，鋪天蓋地爬滿了格子，還上下左右地越出邊界，像一個大人爬在嬰兒的床上，不容他人以插足之地，個性色彩十分突出。
十五
李可染（右）與鄒士方之女在李寓 1984年
1983年10月《李可染中國畫展》在日本展覽。1984年春節我去給李可染先生拜年，他將這個展覽的畫冊託我分別送與他的老友、我的老師——美學大師朱光潛和宗白華先生。他在畫冊扉頁上用毛筆書寫了“光潛（白華）先生賜閱教正 甲子春節李可染”，並加蓋了三個印：“李”“可染”“師牛堂”。他說,畫冊沒有餘書可以贈你，我給你寫幾個字吧。他立即為我書寫一張條幅 ：“金鐵煙雲”，邊寫邊向我講解“金鐵煙雲”的意思和出處。“金鐵煙雲”四個大字寫完後，他又在左邊寫了一行小字：“論家贊李邕法書語書贈士方同志正之 可染”。他告訴我，這幅書法的價值要比畫集高多了，囑我好好保存。我真是受寵若驚！
後來朱先生託我把他的文集回贈給李老。李老說，他十分尊敬朱老和宗老,他們的學問博大精深，使他受益很多。
1984年在李老家裡，我為李老和小女抓拍了一張很有趣的照片。小女拿著李老給的一個蘋果，不苟言笑，嚴肅得像個小大人。而旁邊的李老天真地望著小女笑著，倒像個孩子。由這種角色的錯位帶來的喜劇效果，倒是耐人回味。
十六
笑口常開的費孝通 1980年代
我與費孝通先生相識在1983年6月，那是民盟中央在外交學院舉辦多學科學術講座，請朱光潛先生主講美學，朱先生一定讓我做他的助手，助其準備講稿。講稿由朱先生口述，由我錄音整理。但在6月9日朱先生講課當天，他突然身體不適，住進醫院，只好由我播放錄音，代讀講稿並解答學員問題。那天費孝通、錢偉長兩位先生主持講座，給我許多鼓勵。兩人還在我的筆記本上題寫了：“1983年6月9日參予民盟組織的多科學術講座，初次相逢，以共同努力完成這次任務相勉。 士方同志留念 費孝通 錢偉長”。
費老當時同我談過一些話，主要是有關學術問題和人生問題，使我受益匪淺，回味無窮。費老臉上總是浮現著仁厚、親切的笑容，使你有如坐春風之感。
以後的七八年間，我與費老在各種場合見面，長長短短交談過幾次。儘管他後來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每次見到我仍是那麼親切，像老朋友見面，沒有一點兒“官”架子，處處顯露出樸素平易的學者本色。
費老愛好廣泛，興趣很多。年輕時愛打球，隨年齡增長，對圍棋、棋牌興趣漸濃，尤其在圍棋上頗見功力。每逢電視裡有圍棋節目，他都“不見不散”。但他很少下棋，一是沒有時間，二是對手難覓。他覺得只有同水平相當的對手下棋才過癮。聽音樂會也是他的一大愛好，每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他一定要聽。
他晚年不抽菸，不喝酒，心寬體胖，笑口常開，很少生病，氣喘病也很少發作。有人說他像“彌勒佛”，他風趣地說：“彌勒佛好啊！大肚能容，心胸開闊。”
十七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為種種機緣，我與中國當時的300多位文化名人有過交往。其中有過親密接觸的也有100多人，這親密接觸的產物之一就是拍攝了他們的人像。
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百廢待興；那也是一個崇尚理想主義的年代，充滿希望。文化名人們從“地下”走到“地上”，從“幕後”走到“臺前”。他們身上揹負著過去的陰影，心中還鐫刻著痛苦的烙印。有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大多數則面向未來，意氣風發，煥發出空前的創造力。
而我則以一個後生小子的身份做時代忠實的記錄員，記下了這些文化名人們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其中有不少是與文化名人們私人聚會的記錄，這就使這些照片具有相當的私密性。文化名人們的坦白和直率躍然紙上。我不知道我記述下的這些是否能折射出一個大變革時代的本質特徵，成為一面歷史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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