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浙江西部的湖州市著名的水鄉和魚米之鄉，湖州自唐宋以來就是全國的主要產糧區，並有“蘇湖 熟，天下足”的說法。清末民初湖州府(今湖州 市)出現了一個新興的商人群體，他們以上海和蘇 杭為商業活動中心，是兼具中國傳統和近代商業文 明特徵的區域性商人集群，這個團體曾輝煌一時 被人們稱為湖商。崛起於眾商之林的湖商，在經濟 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有著突出的貢獻和地位，他 們不但使太湖南岸的湖州富甲江南，更使自己成為 那個時代的弄潮兒。
絲綢之府商貿繁盛
湖州地處長江三角洲中心地帶，地傍太湖，毗鄰杭、微、蘇 嘉 ，部近滬、寧、甬、溫，京杭大運河過境，河港水網交錯，古代 時交通就非常便捷。這裡氣候溫和，湖河港漢，縱橫密佈，水質清 潔，土質豐腴，適宜蠶桑，自古便有“絲綢之府”之美譽。境內遠 古日石器文化與新石器文化積澱豐富，是迄今為止蠶桑絲綢文化最 早的發祥地。唐宋時，湖州更是東南奧區(腹地、深處),國之倉 康，故諺日：“蘇湖熟，天下足”,同時又是蠶絲重要產區，這一 時期，湖絲及其絲織品被列為貢品。元代湖州已能繅出清白如銀的 絲，元代畫家唐棣在《上覆齊郎中》中說：“吳蠶繅出絲如銀，頭 面垢忘苦辛，笤溪矮桑絲更好，歲歲輸官供織造”。曆元至明， 湖州區區一個市鎮，經濟富饒程度可敵中原地區一個縣乃至一個府。此皆因湖州地擅人勤，加上地惟偏安，少羅兵火之故。
歷史地看，湖州在諸如漢末、唐末、兩宋之交、南宋末、元 末等亂世之隙基本上都保全了一方樂土，不僅本地安而昇平，滋發 商業，天下士、商大族也都來定居，以致郡城湖州成為“四方販夫 去留闐溢，偉哉一都會”,縣城與諸市鎮也都是“行商坐賈之所 萃”。例如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戰亂，“江南多故，獨吳興未嘗被 兵，避亂者多家焉，諺日：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作百姓 可見一斑。地方經濟引發商業，商業繁榮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 在古代的湖州表現十分顯著。所以，明嘉靖時徐獻忠在《吳興掌 故集》中記載：“吳興介在蘇、杭之間，水陸饒沃之產，實過兩 郡。”所記並不為過，而王士性所言：“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 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有兩秋也”,則 道出了湖州地區繁華的真諦。
湖商的源流，最晚可以追溯到宋代。這是緣於湖州地域經濟本身的特點，即田、蠶並舉。在宋代湖州的蠶桑生產已開始走向專業化，如“湖州村落朱佛大者，遞年以蠶桑為業”;“本郡山多以蠶桑為歲計，富家育蠶有致數百箔，兼工機織”,等。又據宋代陳 勇所著《農書》記載“惟籍蠶辦生事……每箔(蠶)得繭一十ニ 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石 四鬥，絹與米相侔也。”正如宋代談鑰在嘉泰《吳興志》中所記 “湖絲雖遍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這一局面正好說明， 湖絲、湖綢除了上供外，其餘都投入了買賣。
宋人洪邁《夷堅志》 中所記諸商販中，就有“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縑帛至溫峪”的記 載。同書還記述：“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臨安)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陳小八“商販縑帛”與吳興士子“買紗一百匹”,自然在湖州的絲綢市上所購，可見當時絲綢買賣的盛行。宋 元時“東林響鈴、普光兩橋前後皆市”,“有絹莊十座，在普光橋 東”;“當地居民溫文爾雅，衣績羅綢緞，恃工商為活”;郡城湖州的絲綢市場則更是“商賈輻輳”,“舟艎鱗集，晝夜不絕”了。
明代是湖州地方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至明中葉後，轉型已基本完成。其時一方面早已摘除“國之倉廩”的冠冕，進而成為國 內蠶絲業中心(亦即後世所稱的“絲綢之府”業已形成);另一方面，“蠶絲物業饒於薄海，他郡邑藉以畢用”,湖絲“冠絕海內”,“遍天下”,湖綢亦“通行天下”,“大行於時”,因而民戶“田中所入，與染蠶各具半年之資”,這都是商品經濟發揮的巨 大作用。自然，“湖州商幫”從中起了潤滑與促進發展的作用。他 們所賴以貿易的主要商品，是當時已成為著名產品的湖州特產湖 絲、湖縐、雙林綾絹等及其它土產品。明代的這些湖州地產著名商 品的生產，除了家戶所為外，已經有僱工如養蠶、剪桑、繅絲等短工參與，而且“男婦並工”。可見商品經濟思想已經漸趨濃厚，以至清代發展到“吳興士人好貿絲”。
此時的湖州郡城、縣城及眾多市鎮已經是“閭閻輻輳，商旅舟車”了，本地坐商與外來行商交 織“輻輳”。但其時商旅於外的湖商早已出現。比如舊志記載： “(烏程)縣南暨西少讀書，讀書類見東境，北多商於外者” “商賈惟湖濱及南淂、烏鎮之人往楚、豫間貿易”。這裡，“多商 於外”、“往楚、豫間貿易”,就是到今天的湖南、湖北和河南地 區去經商。此外在諸如馮夢龍的《三言》、淩濛初的《二拍》以及 《金瓶梅》等古典文學名著中，也多處可見湖商的人物形象，又如 《品花寶鑑》四十五回中的“湖州王客人”、《狄公案》中的“湖 州客人”等等，可以說都是當時眾多新興湖商的縮影。
明代的湖州除了絲綢業興盛外，湖商中經營雕版印書業與販 書業在中國商業經濟史上也佔有輝煌的一頁。這一方面是文人珍 書、藏書的延續，更主要的是明中葉後漸漸興起的經商風氣影響。 作為刻、販書業的中心一一湖州晟舍、織裡一帶，本來“向以讀書 為恆產”,即使窮困的寒士，也“每以館穀(任教為生)終其身， 故夜半書聲不絕。”但當儒士們逐漸認同了經商意識以後，晟舍鎮 的網、凌二家湧現了大批刻書商人，這使他們的套版刻書業至明萬 歷後趨於繁榮。伴隨刻書業而興起的書船販書業，更是湖州一絕。書商們“購書於船，南至錢塘，東南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 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客之末座，號為 書客”。據清代戴璐《吳興詩話》及別的筆記小說提到，明嘉靖、 萬曆後隨著書船版書業的興旺，遠至金陵(今南京)、北京都出現 了湖州人開設的書鋪，結成銷售網絡，參與當地書籍出版銷售的競爭。
至清代，尤其上海通商後，湖商的發展更趨於成熟。清代湖 州“比戶養至”,而且質量居全國之冠。在明代已初露頭角的南潯 輯裡絲，此時更因質優而“名甲天下"”,輯裡絲成為浙江優質絲的 代名詞。粵緞粵紗，山西路綢及江蘇、福建等省的絲織原料特別是 高級原料都須依賴湖絲，官營的內織造局更依賴上貢的湖絲為原 料，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局在每年絲季都前往湖州大量採辦生 絲。絲綢成為湖州最主要的生產事業和人民的衣食之源，成為當地 經濟支柱，“公家賦稅，吉凶禮節，親黨酬昨，老幼衣著，唯蠶是 賴”。湖州蠶絲業的發展，孕育出一批城鎮，也造就了大批專業商人。
南潯、練市、雙林、菱湖、烏青、新市等以商興市，由市而 鎮。這些市鎮是絲綢經濟的產物，又是以絲綢為主的商品經濟的載 體，既聯繫著幹百萬從事商品化蠶桑生產的農戶，又連接著全府、 全省以至全國的商業網絡。市鎮上牙行(牙行是中國古代和近代市 場中為買賣雙方介紹交易、評定商品質量、價格的中間商人)林立，商賈據，“各直省客商雲集貿販，里人賈他方，四時往來 不絕”,圍繞著生絲貿易，一批專事土絲買賣的絲商隨之興起。
潮漲潮了 商幫往事
五口通商後，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處得天獨厚優越位置的上海迅速崛起，很快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 易中心。近代中國的查絲及絲織品曾經在國際貿易中享有很高的聲 譽，南潯輯裡絲更是質地優良，名聲遠揚。如顧福昌於上海開埠不 久就“薄遊滬上”,在滬潯分別開設豐盛絲經行、壽泰絲棧，“首 先經理夷務”,是上海開埠後最早經營生絲出口業的華商之一。陳 熙元於20世紀50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為著名的“絲通事”,接 著邱仙槎、張頌賢等繼起。
浙江的生絲之前都經廣州公行出口，上海開埠後，“輯裡絲乃 運滬直接銷與洋行”。湖絲就近轉至上海出口，運輸路程較前縮短 9/10,且僅需花五六元就可僱一條小船運80到100包生絲到上海。 在上海市場的生絲售價中，運費只佔0.2%這微不足道的比例，湖 絲出口價遂較前廣州時期下降35%。因此以輯裡湖絲為主的中國生 絲在上海開埠不久就佔據歐洲市場，外銷量急増。當時英國對華貿 易報告說“中國出口生絲幾乎全部產於浙江北面的三個府：即杭州 府、湖州府、嘉興府”,其中“湖州府的產量較其他兩府為多”。上海開埠的最初四年，經湖州絲業中心南潯運住上海出口的帽裡絲 在上海生絲出口中平均佔55%。
大利所在，趨之若鶩，一批湖州絲商以上海開埠為契機，利用 地緣和業緣優勢，販絲滬上，崛起上海灘，其中南潯崛起者尤眾， 如潯商的代表人物劉鋪，於1860年6月南潯被太平軍佔領前已攜 家並“盡運資裝於上海”,在上海購地建屋定居業絲。龐家也是如 此，龐芸皋於太平軍進攻湖州時與其父“避之上海”,並因此在上 海經營絲業。
至19世紀六七十年代，湖州商幫已初步形成。1872年，著名 旅滬湖商王一亭、楊信之、黃佐卿、謝子楠等在上海集資購地創設 同鄉公產壽聖庵，湖州商人定期到該庵集會，進行宗教朝覲活動， 藉此敦睦鄉誼，討論商務。壽聖庵的建立增強了同鄉間的凝聚力， 是湖州商幫形成的主要標誌。湖州絲商已成為上海絲商群體中的主 體，並基本掌握同業組織絲業會館。1876年上海共有絲棧、絲號 75家，其中湖州絲商開設的就達62家之多，在當時最大的出口商業 中穩居執牛耳地位。1860年，湖州絲商陳熙元等為“聯同業之情 而敦異鄉之好”,通過浙江絲綢捐局總辦湖籍趙炳麟稟呈，發起成 立了行業團體上海絲業會館。湖州絲商在會館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 位，在1879年的10名董事中，有湖州絲商陳熙元、劉鋪、周昌熾、黃佐卿、徐鳴達等5人，絲業會館成立了業綠與地緣統一的組織。
從19世紀七八十年代到20世紀初是湖州商幫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的生絲出口雖因各種原因有所波動，其出口 量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絕對值總體呈增長之勢，如 1870年為4.9萬擔，1880年為8.2萬擔，1890年為8萬擔，1900 年為9.7萬擔，1910年為13.9萬擔，而且在1909年日本生絲出口超過中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生絲出口國。而絲業是湖州商 幫的支柱行業，絲業的發展為湖州幫注入了強勁動力。這時，構成 湖州商幫核心的南潯絲商出現通常所說的“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 絲商家族群，這是當時湖州民間用動物的名稱，來表示南潯商人財 富等級的一種說法，即家產白銀逾100萬兩為“象”,50萬兩之 上為“牛”,10萬兩以上為“狗”。四象為首者劉家，家產超過 2000萬兩，排行第二的張家也達1200萬。
照此估算再加上其他商人，這一絲商群體的資產總額當近六幹萬，相當於1894年中國產 業資本總額。當然，這只是根據口碑資料估算，無法核實查證，但也並非是無稽之談。20世紀初東南名土湯壽潛在劉鋪家傳中說，“南潯之富，與通奉(劉曾封通奉大夫，官為二品)埒者，凡十 數家”。中國近代實業家張賽在《南潯劉公墓誌銘》中也說，南潯絲商“累鉅萬之家，以十數計，鉅萬百計，萬者不可勝原”。湖 州商幫顯然繼續壟斷著絲業，確如美國學者李明珠所說：直到約1911年，上海最主要的絲商集團是浙江商幫，尤其是湖州商幫。 這一時期湖州商幫的經營領域大為拓展，除士絲業外，很多湖州商 人還在上海、蘇州、南通、南京、北京等地設莊開行，經營湖絲 綢緞、湖筆、開設繅絲、染織廠，或投資電力、鐵路，或經營鹽 業、房地產等其他行業。
湖商在近代的盛況一直延續到民國前期，進入民國後，特別是 20年代後，湖州商幫趨於衰微，抗日戰爭爆發後趨於下坡看，湖商 走向衰落。據1930年7月16日《湖州新報》稱：“吳興的商業 誠說一年不如一年”。這一時期不但湖州商人和企業的數量銳減， 甚至在湖州商幫長期居壟斷地位的絲業，其地位也一落幹丈。而湖 商的再度振興，則是在二十世紀80年代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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