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厓山之後無中國”，是流傳已久一句話。
陸秀夫抱小皇帝跳海
這句話的出處，尚無確考。有一種說法是由錢謙益的《後秋興之十三》詩中 “海角厓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一句衍化而來。至於是如何衍化的，也無從可考。
但這句話的意思，卻是很明確的，是指1279年，南宋最後的抵抗力量覆沒於厓山海面，這不僅是南宋的滅亡，也是中國文化的滅亡，這不僅亡國，而且是亡天下了。
說到亡國與亡天下，人們都會想起顧炎武的那句名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雖然亭林先生的亡天下是政治哲學問題，強調士大夫的學理修養和處世行為，認為不堅持儒家正道，而如魏晉士人一般去“清談”，如去信奉孟子所斥的“楊墨之言”，那就是“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但後世的人們還是更願意將亡天下視為文明的中斷和文化的湮滅。
如以此來看，歷史上確實有過“亡天下”的事件。比如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國滅亡薩珊波斯帝國，波斯曾經的國教瑣羅亞斯德教（祆教）被毀滅，波斯人被迫皈依了伊斯蘭教，古波斯文明被打斷，從此成為伊斯蘭文明之一部分，這對波斯人來說，算是亡天下。公元1532年，西班牙開始入侵南美洲的印加帝國，到1572年，最後一任印加皇帝阿馬魯被殺，印加滅亡，而與之一起滅亡的，還有古印加的文明，連印加人也因瘟疫的傳入幾乎滅絕，這也是亡天下。
元朝代替南宋之後，是否是這樣的“亡天下”？
忽必烈
有關元朝是亡天下的論據，常見有這些：第一，人口大滅殺，天下戶口減半且始終未能恢復；第二，儒學遭到譭棄，不開科舉，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說；第三，種族壓迫，人分四等；第四，專制加深，打斷了宋朝走向憲政的可能。
讓我們看看，這些論據是否站得住腳。
先說人口問題。每次朝代更迭之際，都有大量的人口損失，元朝也不例外，但要說人口未能恢復，則並不是事實。一般認為，元代人口高峰期有一千四百餘萬戶，五千餘萬口。而宋、金時期，南北方人口則是二千餘萬戶，九千餘萬口。也就是說，元代鼎盛時期的人口也僅有前代的68.8%。
不過，這個數字是有問題的。惟一具體記載元代戶口的《元史·地理志》本身存在極大缺陷，其對戶口統計的範圍很不完整。在全國十一個行省中，僅記有八個行省的戶口數字,其中遼陽、陝西、甘肅及四川四行省，以及中書省多有殘閡，不足以反映全貌。已有學者考證，元朝在極盛時，達1831萬戶，倘按《地理志》平均每戶4.47口計，則為8185萬人。
八千多萬人口，不算少，但與宋金時代近億人口相比，還是少了一千多萬。不過，這只是隸屬戶部管轄之內的戶口數字。元代不隸戶部管轄的還有幾類人戶，比如嶺北行省及中書省北部的蒙古部民，雲南諸路行中書省的人口，山澤溪洞之民也就是西南少數民族，宣政院轄地也就是西藏及甘、青、川藏族地區人口，蒙古諸王貴族私屬人口中的“投下戶”以及奴婢、遊民等。這些人戶，總數達720萬戶。尚按《地理志》全國在籍平均每戶4.47口計,則有3218萬餘口。
所以，元朝極盛時的人口數，是2335萬戶,11408萬口，已經超過了宋金全盛時代。
再說所謂對儒學的譭棄。元朝確實科舉不盛，這其實是前朝反思科舉的思潮在元代的反應。科舉自隋代開始實行六百多年以來, 已經流弊眾多。廣大讀書人潛心於科場學問, 疲於仕途競奔，竭心費神，卻並不著意於經世致用。而權貴借科考私授官位、結黨營私，科場舞弊之風橫行。在宋代，有識之士對科舉制度便已經有了激烈的批評：“今奔競之風大熾，請託之弊公行，監司郡守以權勢高下為論薦之先後，孤寒之士無所求知，或賄賂以於義私，或曲諂以阿其意，僅而得舉。”大儒朱熹便認為“科舉之弊極矣！”
朱熹畫像
所以，宋元之際的儒者，鮮有對科舉有好感，學者胡祗遹便認為：“記誦章句、訓詁、註疏之學, 聖經一言, 而訓釋百言、千萬言, 愈博而愈不知其要, 勞苦終身而心無所得, 何功之有!” 曾經和文天祥一起並肩作戰，失散後隱居鄉里的宋末詞人趙文在其《學蛻記》中也認為沒了科舉實在是對讀書人的大解放: “四海一, 科舉畢。焉知非造物者為諸賢蛻其蜣螂之殼而使之浮游於塵埃之外乎?”元世祖忽必烈曾為開科舉之事諮詢大儒許衡，許衡直截了當的回答：“不能！”
而對儒學本身，元朝不但沒有譭棄，反而極為尊崇。孔子的尊號是“大成至聖先師”，“大成”的尊號就是元朝第三任皇帝元武宗所加封。到第八任皇帝元文宗時，更是對儒門先賢集體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孔門十哲之五
對於傳播儒學的書院，元朝“學制尤備，郡若州邑，莫不有學”，即使對元朝成見很深的錢穆也承認：“書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學術方面黃東發、王厚齋、胡三省、馬端臨、吳澄、劉因、許謙、鄭玉、蒙卿、柳貫、虞集等等大家群星璀璨。民國史學大家，《元西域人華化考》的作者陳垣先生便感嘆：“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至於“八娼九儒十丐”之說，是宋遺民對元朝的牢騷之言，清代便有學人考證“知其為不然”。及至近代，一些元史大家，如陳垣、姚從吾、邵循正等先生也都曾指出“九儒十丐”說出於南宋遺民詆詞，不足為據。元朝設立戶計制度，無論什麼職業都要編戶，比如匠戶、獵戶、軍戶等等，士人也被編戶，稱為“儒戶”。各個戶計都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儒戶的義務是“就學”，也就是在書院裡教書學習，並且在國家遴選吏員的時候參與考試。而儒戶履行就學備選的義務，便享有免除兵役、勞役以及領取獎學金性質的“廩金”的權利。在元朝諸戶計中，儒戶的地位與僧、道、也裡可溫（基督教）、伊斯蘭教信徒等戶計相同，僅次於皇族和官員。
人口和文化問題說完，可以說說“人分四等”了，所謂人分四等，是說元朝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漢人（北方漢人及契丹、女真等）第三，南人（南方漢人）第四。這是最讓今人痛恨的制度，也是“亡天下”最有力的證據。
可惜，這也是不存在的。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任何元代的法令和規制上有過人分四等的證據。
最早提出元朝人分等的，是清朝咸豐三年（1853年）魏源提出的元朝用人“人分三等”。之後，日本學者箭內亙於1916年寫出《元代社會的三階級》，提出“蒙古、色目、漢人三階級”。到1934年，史學家屠寄於1934年出版的《蒙兀兒史記》中才正式提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人分四等，可也並沒列出來源。
元朝繼承了兩宋以來對繁榮發達的工商業的扶植與參預，也繼承了唐宋以來持續發展的海外貿易事業，鼓勵經商，便會促進社會流動和階層變動。那麼，所謂人分四等只能在官場上表現明顯，但這也是古代皇權制度的通例，即按照征服的次序給予信任，例如唐朝時，朝廷任官便有著關隴、山東、江南的區別，金朝任官則依次是女真、渤海、契丹、漢人。而在社會上各色人並沒有被這種等級所影響，漢人、南人富甲一方，權勢赫然的大有人在，而蒙古平民因為窮苦賣身為奴者也比比皆是。正如《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中所言，因為“元代政治之粗疏放任”，所以“漢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發展，財富之數量日增，潛在之勢力日大”。
最後，可以辨析一下元朝專制加深，打斷宋朝的憲政進程的問題了。
不可否認，宋朝有“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者”的“祖宗之法”， 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看似很有走向君主立憲的可能。但是，皇帝不願意濫權與不能濫權是兩個問題，宋代皇帝大多數寬仁懦弱，權力慾不盛，但在制度上宋代皇權是比前代大為擴張的。中書、樞密、三司分掌政、軍、財三務，宰相之權為樞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樞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權不相上下，不相統攝。宰相之權既已分削，又設參知政事互為牽制，相權日益減弱，而皇權卻由此加強。
與士大夫治天下
同時，皇權的加強是與社會原子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兩漢時代，豪門士族勢力龐大，因此選官用察舉制，皇帝只有任命權，而察舉權卻在士族。唐朝的科舉並未完全實現“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設想，士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體系。待到宋朝，經過黃巢之亂與五代十國，士族徹底衰落，科舉才能真正大興。官員的選舉和任命都在皇帝手中，官員對皇帝的依附性加強了。
宋以尊行“祖宗之法”著稱，在宋仁宗這樣的皇帝治下，自然可以維持，而到了宋徽宗時，便是“祖宗之制墜廢殆盡”，宰相在皇帝面前，也是“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至於“虛己納諫”的祖宗之法，也成為“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了。
而元朝因為保留著濃厚的草原貴族封建制的“漠北舊制”，皇帝權力受制於貴族勳戚，集權皇權未能真正建立。在地方上，採取的又是間接統治，社會控制力也僅浮於上層，統治粗疏，崇尚放任，以至於被推翻它的朱元璋總結為“失之以寬”。
當然，即使如此，元朝的政治也不可能走向君主立憲，但皇權比元朝更大、社會控制力更強的宋朝，也無可能。所謂打斷憲政進程云云，借古喻今則可，考察歷史則大謬不然。
總之，宋元易代，只是“亡國”而非“亡天下”，僅是一次易姓改號而已。唐朝皇帝即是皇帝又是天可汗，統治中原江南草原西域，元朝皇帝即是可汗又是皇帝，統治草原西域中原江南。所以，元代宋，何談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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