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城縣的姚氏家族
史話襄城之七十二名門望族 少年從吾嶄露頭角
2016-07-05 16:20
名門望族 少年從吾嶄露頭角
留學德國 西風薰染史學新星
襄城縣的姚氏家族，原本是從外地遷入襄城的移民。最早是在明朝初年，姚子寬從山西落戶襄城，居住在首山南麓，並逐漸繁衍成一個以姚姓為村名的村莊——南姚村。
姚子寬五傳至姚汝皐，姚汝皐科舉入仕最後官至四川布政使參議，以直諫敢言聞名於朝野。姚汝皐兒子姚繼可也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最後做到了萬曆皇帝的工部尚書，是“襄半朝”之一，襄城姚氏家族進入了最輝煌時期。
這之後，姚氏家族的子子孫孫，仍然秉承先祖的精神，讀書求學，從無懈怠。有清一代，姚氏家族中不斷有名德顯宦，層出不窮。其中有一支後裔，在襄城城內購買地產，修建宅邸。南大街有姚家的高門深宅，宅院內殿堂相連，後院內有太湖石砌築的假山，周圍植有松柏、冬青，迎春等名木佳卉。西大街有姚家花園，湖水漣漪、亭榭點綴四周。姚姓已經成為襄城縣有聲望有影響的名門望族。
到了清朝末期的光緒二十年。公元紀元這一年是一八九四年。這一年清朝最有影響的事件，就是發生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戰。這一年的公曆十月七日，農曆九月初九。南大街姚家宅邸中，姚福同的兒子姚從吾出生了。
姚福同雖然也終生讀書，卻沒能進入仕途。兒子出生後，他取名為士鰲，寓意為必佔讀書人之鰲頭，對兒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姚士鰲，字佔卿、又字存吾，號從吾。姚士鰲後來讀書求學，不斷接受新思想，逐漸對自己原名所顯露出來陳舊的寓意厭惡起來。中年以後，便捨棄了本名，把自己的號“從吾”作為名字，“士鰲”兩字便漸漸地塵封在了姚氏家譜之中。
姚福同對兒子寄予了很深的期望，母親黃老夫人對兒子管教很嚴，姚從吾少年時就潁銳異常，卓犖出眾。七歲時就被父親送入私塾學校讀書，成為同學中的佼佼者。
就在幼年的姚從吾在私塾學校中，努力接受私塾先生儒家思想的薰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科舉取士制度正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質疑和反對。興辦新型學堂的呼聲越來越高，清朝政府不得不順應潮流，頒佈號令，讓省府州縣興辦各類新型學校。
襄城縣城內西北隅曾有一片空隙之地。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貴州人劉子章出任襄城知縣後，曾在這塊荒草蔓生的空閒之地，建造房屋，砌壘圍牆，興辦了一所義學性質的“希賢書院”，免費供一些貧寒子弟讀書學習。以後，“希賢書院”成為襄城縣三年一次文武科考試的地方。一九0四年七月，襄城縣響應朝廷的號召，也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興辦了有史以來襄城第一所新型學校——襄城縣高等小學堂。校址就選在希賢書院。籍貫羅山縣的留日師範生海春任首任堂長。
一九0九年，十五歲的姚從吾離開了私塾學校，進入了襄城縣高等小學堂讀書，畢業後進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學讀書。
一九一四年，二十歲時，姚從吾自省立第二中學畢業，同年，考入北京中華大學預科。在此期間，姚從吾刻苦攻讀，成績優異。
一九一七年，姚從吾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史學系。這一次考試和被錄取，奠定了姚從吾的終身治學方向。
姚從吾出生於書香世家，幼年接受了深厚的國學教育，加上苦心攻讀，進入北大之前，已經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基礎。進入北大後，他所拜讀的老師有張相文、陳漢章、朱希祖諸位先生，都是學貫古今的飽學之士。在這樣的環境中，姚從吾更是如飢似渴地吸吮著知識的甘露和瓊漿，學識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和提高。
張相文號沌谷居士，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位著名的地理學家。一九0一年出版了中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一九0八年出版中國最早的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一九0九年在天津發起成立中國最早的地理學術團體——中國地學會，次年創辦中國最早的地學刊物《地學雜誌》，由於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張相文在民國二年被當選為眾議院議員。陳漢章是著名的經史學家，世稱一代鴻儒，國學大師。朱希祖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學家。這些學界大師不僅是知識淵博，而且對品學兼優的學生是垂愛有加。姚從吾刻苦的求學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史學天賦，引起了他們特別的注意和關注。張相文的兒子張星烺也是知名學者，在他為父親張相文編纂的《沌谷居士年譜》中，在民國六年（1917年）條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秋，國會解散，蔡先生（蔡元培）聘請為北京大學國史館編纂，兼北大講師，授中國地理沿革史。高材生有廣西藤縣蘇甲榮（字演存），襄城姚士鰲（字存吾），鹽城蕭鳴籟（字化賓）等”。
從這段記述中，可見姚從吾當年在老師心目中的位置。一九二0年四月，正在北大讀書的姚從吾，奉老師張相文之命，兼職任《地學雜誌》編輯。在《沌谷居士年譜》民國九年條中有如下記載：“民國九年四月，地理學會編輯事委之餘誠武、蕭鳴籟、姚士鰲”。這以後，姚從吾一方面在北大讀書當學生，一方面任《地學雜誌》編輯。
一九二0年夏季，姚從吾從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隨即參加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的招生考試，當年秋，順利通過招生考試，進入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學習。在此期間，姚從吾仍兼任《地學雜誌》編輯的職務，並在該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有關沿革地理方面的論文。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姚從吾撰寫的《論大興劉獻廷先生之地理學說》一文。
劉獻廷是清朝初年著名的地理學家，今北京大興縣人。曾參與《明史》的撰修。他主張做學問要經世致用，利濟天下後世，並要注重實地考察。在地理學研究方面，對古今氣候變遷，各地物候的異同，河流侵蝕的作用，地理位置對城市發展的影響都有獨到的見解。清末著名學者梁啟超在撰寫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對劉獻廷的評價有遺闕之處。姚從吾的《論大興劉獻廷先生之地理學說》補充了梁啟超論著中的不足。
姚從吾很佩服劉獻廷的做學問要經世致用的思想，反對理學家那種虛無縹緲、於世無補的思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姚從吾在寫給張相文的一封信中，自述其志：“鰲雖生嵩洛間，若試言其志，寧為顧寧人、劉獻廷，不願師程門立雪人，一切胥託諸空談，除獨善其身外，對自然對人生毫無辦法”。
嵩洛之地是理學思想的發源地，程頤程顥就出生在嵩山腳下。程門立雪說的是宋代著名學者楊時拜謁理學家程頤，天上飄著大雪，此時程頤正在室內打個小盹，楊時就站立在門外院落中，程頤一覺醒來時，院中的積雪已經有一尺多深了。
顧寧人指的是顧炎武。顧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並參加崑山抗清義軍。兵敗後，漫遊南北，堅決拒絕康熙皇帝的徵召。在學術上，他繼承了明末學者的反理學思潮，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己，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從姚從吾對顧炎武的崇拜上看，青年時代的姚從吾即有志於經世致用之學，不願做空談心性義理的玄學家。經世致用，本是我國史學之優秀傳統，姚從吾終身從事史學研究，不僅繼承了這個優秀傳統，而且在其學術研究與生平踐履中也都體現了這個傳統。
一九二二年夏，姚從吾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生畢業。隨即參加了北京大學選拔學生赴德國深造留學的考試。在等待考試結果的這段時間內，姚從吾從北京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襄城家鄉，並在家鄉小住了將近半年。
此後不久，姚從吾以優異的歷史學成績，被德國柏林大學錄取。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初，姚從吾離開襄城，途經開封，姚從吾在開封盤桓十幾天，對開封的挑筋教和穆斯林教的情況，進行了實地訪問勘察。
挑筋教是猶太人摩西創造的猶太教。至於“挑筋教”名稱的來歷，是因為居住於開封的這些猶太教徒，為紀念祖先雅各，在宰殺牛羊時，要先挑除牛羊的腳筋，並且棄之不食，故稱其教為“挑筋教。”
據史料記載：十二世紀初，有一支失去國土的猶太人來到我國定居，在我國古都開封建築猶太教堂，並集中居住在教堂附近的一條衚衕中，這條衚衕也被俗稱為“挑筋衚衕”，今改稱為“教經衚衕。”
猶太人被羅馬帝國強行驅出自己的國土，流放世界各地後，都遭到了歧視和慘酷的鎮壓屠殺，幾至亡種。但這些猶太人卻以頑強的生命力，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連猶太文化，甚至於體貌特徵都保存了下來，並且終至於一九四八年建立以色列國。
但是，流落在中國的這支猶太人，卻受到中國官民的寬容和禮遇。無論他們在中國建寺經商、趕考做官，全都波瀾不驚，可以說享受完全公民待遇。而這支在世界各地堅持獨立自存的宗教，進入中國後，在中國寬鬆的環境中，逐漸接受儒學思想逐漸疏遠了猶太本教，連姓氏也都取李、趙、艾、金等漢姓。到晚清時已無人能夠出任拉比（猶太教負責執行教規、律法，並主持宗教儀式的人），五經不傳，寺毀櫃失，自然消亡，最終融合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另外，猶太教與伊斯蘭教自古水火不相容，但進入中國的挑筋教（猶太教），自始至終與回教關係極近，寺稱清真，人稱藍帽回回，最終還有一部分融入了中國回教。最終的開封挑筋教寺，於一九一二年被教督教會購買。
自從開封的猶太人在明朝被世界發現後，研究“開封猶太人”成了一門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學問。這次姚從吾在開封停留了十幾天，勘察挑筋教寺舊址，走訪挑筋衚衕，拜訪開封城內研究挑筋教的學者，將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思，編纂成篇，撰寫了一篇記述挑筋教的淵源，在開封的發展過程，與漢族儒教，尤其是與回教之間的關係，以及最後的消融等史實的論文，寄給北京大學的老師張相文先生。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姚從吾離開了開封，二十二日到達上海。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自上海乘坐法國安德來朋號輪船赴歐洲，二月初到達柏林，進入柏林大學學習。
在德國留學期間，姚從吾首先選學的是柏林大學著名歷史哲學家與文化史專家布萊齊喜教授的“歷史學”與“文化史”。並參加布萊齊喜教授主持的研究班，選讀維柯、黑格爾、孔德及蘭克、班海穆等著名學者的著作。
十九世紀的德國是近代歐洲歷史學的發祥地。在此之前的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學掌握在教會手裡。神父們所寫的歷史著作，充滿了荒誕無稽的神話和傳說，與歷史真實面目相差甚遠。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隨著近代啟蒙思潮的興起和工業革命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了這種神學化史學的荒謬。這樣，在德國就產生了一個以歷史語言考證為特徵的新學派。這個學派的先驅者是尼博爾，繼之者為蘭克。他們都是著名的語言學家，精通多種語言，對所收集的豐富文獻資料，運用語言學的知識，進行精心的考證與鑑別，從中選取信而有證的資料，撰寫史籍。尼博爾的鉅著《羅馬史》，徹底動搖了古代羅馬史學家長久以來的權威，開創了史學研究的新典範。蘭克同樣運用語言學的知識，大量收集史料，考訂史料，出版的鉅著《1498年到1535年間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歷史》，用批評的方法，從語言文學的方面，追尋史料形成的來源，批評史料的可信程度。於是一種信信疑疑的客觀標準，從此建立；學者的治史態度，為之轉變；研究歷史所採用的方針，也為之改觀。蘭克就長期在柏林大學任教，他的再傳弟子班海穆出版的《歷史研究法導論》，使這一學派的治史方法更加理論化和系統化。
在柏林大學這所歷史悠久，學術思想異常活躍，學風嚴謹認真，教師功力深厚的大學中，姚從吾深受“蘭克學派”思想的薰陶和影響。在以後的治學過程中，對“蘭克學派”的治史原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姚從吾曾將其歸納為：“一、要問史料是否是第一手的史料；二、要問史料是否龐雜了後人的見解；三、原手史料不存，方許用最早的副料。副料即轉手的史料；四、史料之價值不因文辭是否優美而定高下；要注意史家之著作動機與態度”。這種力求嚴謹認真，實事求是的治史理念，就是姚從吾在柏林大學奠定下來的，並用這種方法和學風教育學生，培育出了一批海內外著名的史學專家，也同樣用這樣的方法指導自己的史學研究，寫下了幾百萬字的史學著作，並且在我國史學界倡導了一種實事求是的學風。這應該是姚從吾對我國近代史學的發展所做的一個重大的貢獻。
姚從吾在德國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蒙古史與中西交通史。蒙古成吉思汗的西征，四大汗國的建立，以及忽必烈建立元朝，不僅建立了一個地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而且把自秦漢以來就已開展的中西交通與經濟文化的交流，從中亞擴展到了東歐。這些都對世界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因而研究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也就成了世界性的學問。他研究蒙古史的初衷，是從世界文化史，或者東西文化交流史方面，來研究蒙古對於世界史的影響。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於一九二八年撰成《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此篇文章一發表，便受到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學者的重視。一九二九年九月，姚從吾翻譯德國海德堡大學柯勞斯教授《蒙古史發凡》，除翻譯原文外，姚從吾又作了許多註釋，並對原書的附錄部分，進行了許多補充和訂正。從這裡，可以看出姚從吾研究蒙古史的功力。
一九三0年，姚從吾實地考察匈牙利、奧地利、捷克各國境內當年蒙古西征的大戰場遺址遺蹟，同時將西方漢學家研究匈奴史的成果，彙編成《歐洲學者對於匈奴史的研究》，寄回國內發表，一九三三年，姚從吾又用德文撰寫《金元兩代史源之研究》，在國外發表。
在德國留學期間，和姚從吾同時留學的有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俞大維等人，他們和姚從吾雖然研究的課目和方向不同，但他們相互交流切磋，成為異鄉摯友，並且成為終生的朋友。陳寅恪後來成為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傅斯年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羅家倫回國後曾任清華大學校長、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俞大維的母親是名將曾國藩的孫女，歸國後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臺灣國防部長。這些當年的柏林學子，都成為一代精英，國家的棟樑。
姚從吾一九二三年二月初抵達德國柏林大學學習；一九二九年，應波恩大學的邀請，擔任該校東方語言研究所漢文講師；一九三一年轉任柏林大學漢學研究所講師。到一九三四年，姚從吾已經在德國留學或任教十一年多。這時姚從吾已經四十歲，年逾不惑。這年夏季，姚從吾結束德國的學與教生涯，啟程歸國。這時姚從吾已是學富五車，享譽世界的蒙古史研究專家了
閱讀更多 老家襄城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