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學，何以成為中國教育的珠穆朗瑪峰？

很多專家都說過這樣一句話：西南聯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1

聯大長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個平常日子，但因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別日子。

這一天，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接到了來自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一個多月前，“七七事變”爆發，硝煙瀰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但課桌未穩，部分教授和學生還沒到來，長沙的天空就響起了空襲警報。淞滬會戰失敗，上海淪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軍進逼武漢，長沙立成危卵。“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為了保住文化血脈，臨時大學決定西遷。“兵分三路，水陸兼進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嶺3600裡才能抵達昆明。

“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長征”路上的西南聯大師生清華泰斗陳寅恪的父親，乃著名愛國詩人陳三立。日軍打進北平後，陳三立絕食而亡。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陳寅恪到憲兵司令部做客。陳寅恪知道，若拒絕去日偽大學任教，肯定會遭到日本憲兵的迫害。於是，父親喪事還沒有辦完，他就含著悲憤悄然離開了北平，彙集到“聯大長征”的南遷隊伍之中。

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

學者聞一多拿著幾本書，帶著孩子就加入了長征。當時，日本人公開承諾：“留下來教學，照樣保證豐厚年金。”作為教授，像聞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伕，還可配兩個文書，生活舒適又體面，但他一聲“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趙忠堯，為把50毫克鐳帶到昆明，冒著殺頭危險，化裝成難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單騎。”把裝鐳的鉛筒，貼身緊抱在懷裡，坐火車時，數天數夜不敢閤眼。抵達昆明時，胸膛已烙上兩道血印，但趙忠堯卻為此雀躍不已，因為他保全了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聞一多

1937年，北平淪陷時，北大教授鄧一哲的兒子鄧稼先正讀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會上，鄧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國旗。當晚，志成中學校長趕到鄧一哲家，“開始追查了，趕快把孩子送走。”臨別之際，鄧一哲對鄧稼先說：“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為國家。”

鄧稼先逃出北平，輾轉跋涉來到昆明。“我隨後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後來，鄧稼先成為“兩彈一星”元勳。

李政道幾乎和鄧稼先有著相同經歷：高中一畢業就遇上日軍入侵，經歷九死一生，才從淪陷區逃到雲南，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師從吳大猷，195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38年2月，“聯大長征”隊伍抵達常德縣。

1938年4月28日，經過數月跋涉，“聯大長征”隊伍終於抵達昆明。這段艱苦卓絕的長途遷徙，在中國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後人將其稱為“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

這一場曠世的文人長征，不僅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精英血脈，更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壯麗探險”。

六天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西南聯大”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2

剛毅堅卓

到昆明後，西南聯大沒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為了恢復正常的教學功能，學校把大部分經費用來購買了圖書和設備。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後，校長梅貽琦請兩人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後，一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但這個一流設計方案立馬被否，因為學校拿不出這麼多經費。

此後兩月，梁思成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磚牆變成土牆。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嶽霖、吳有訓

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後一稿時，聯大建設長黃鈺生滿臉無奈地說：“除了圖書館屋頂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實驗室可以使用鐵皮之外，其他建築的屋頂一律覆蓋茅草，磚頭木料再減一半，麻煩您再作一次調整。”

梁思成忍無可忍，衝進校長辦公室，把設計圖狠狠砸在梅貽琦辦公桌上。“改！改！改！你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每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梅貽琦把圖紙一張張收好，歉疚地說：“思成，以你的大度，請再諒解我們一次。”

梁思成接過圖紙，喉嚨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喉結上下滾動，聲音顫抖：“思成，等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半年後，一幢幢茅草房鋪滿了西南聯大校園。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梅貽琦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但他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他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

1940年後，梅家常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偶爾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為了回請雲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韓詠華變賣了自己所有的首飾。為維持一家生計，她只好上街擺攤賣米糕。

有次大雨，賣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湯雞。梅貽琦接過籃子，把泡爛了的糕舀到碗裡，一邊吃，一邊抹淚：“詠華，我對不起你。”

梅貽琦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給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後來，夫婦倆小茅屋遭日機轟炸，瓦缸裡的麵粉摻滿了碎瓦片和泥沙，吳大猷只好把碎缸裡的麵粉捧起來，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與澱粉洗掉，把僅剩的麵筋留下來作為半月口糧。

費孝通的女兒是在凌晨寒風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飛機埋葬了他所有的家產。身無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裝裹著孩子，從農民家裡乞來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孩子是穿百家衣長大的。”

後來，費孝通女兒讀大學時選擇了農業，費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西南聯大遭日機轟炸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後，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

每天很早，華羅庚就拖著瘸腿，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伏案於牛棚潛心研究學術。

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樓棚地動山搖，人坐樓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裡更是蚊蝨成群，咬華羅庚充飢。

但就是在這樣的牛棚裡，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華羅庚一家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中國知識分子素來清高，以談錢財為恥。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為維持一家生計，聞一多不得不掛牌治印，其內心之糾結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衝衝地責問：“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好半晌，末了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淡淡一句話裡，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聞一多治印

不少學生從淪陷區兩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幾乎一貧如洗，只靠學校發放的一二十元補助金維生。

學生潘琰總是最後一個去食堂，因為可用飯費一半價格買到鍋巴，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豬都害怕。潘琰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然後再用鹽巴水泡著吃。

那時候，聯大師生就是這樣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連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聯大校訓：剛毅堅卓

雖然清苦，但師生們一片剛毅堅卓。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里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劉文典說：“我寧願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但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兼行政職務的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但25位名教授聯名致函拒絕：“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嚐，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臺，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這就是剛毅堅卓，這就是文人風骨。

3

精誠合作

戰亂年代，執掌一所大學，都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痛的事。要執掌三所名校組成的聯合大學，更是難上加難。聯合大學，究竟該怎麼管？

一開始，三校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三人輪任主席。但三個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個和尚。

聯大成立後，一系列矛盾開始顯現。

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最大的矛盾，就是職位配置。各校教授為此爭得面紅耳赤。情況嚴重時，甚至“群議分校，爭主獨立”。

這時，北大歷史系教授錢穆站出來，說了一句：“此乃何時？”

一聽這話，教授們立即安靜下來。北大校長蔣夢麟接著站起來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

從此，再沒有教授出來爭搶職位。

西南聯大校徽

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戴）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後，他去重慶開辦了南開中學。

不久，蔣夢麟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然後，他也去重慶另兼他職。

就這樣，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張蔣兩人把權力“讓”給了梅貽琦。

後來，傅斯年責怪蔣夢麟不管聯大事。蔣夢麟說：“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長，好比一條褲子三人穿，如果三個人都去搶這條褲子，來回拉扯，什麼都幹不了，所以只能讓一個人穿褲子。”

二排左起：

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

遊國恩，羅庸，許駿齋，餘冠英，王力，沈從文

“蔣夢麟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曾想組建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合大學，但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合後分，只有西南聯大成功堅持了下來，這既得益於蔣夢麟、張伯苓的讓，也得益於梅貽琦的“公”。

“自從聯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聯大，沒有清華。”

清華有庚子賠款作後盾，設備經費遠勝其它兩校，但三校共用之。清華工學院建立了學生服務社，對外承包工程、建設房屋、開辦工廠。

當時三校在財務上各有各的“房頭”，這筆錢本算是清華的“私房”收入，但梅貽琦卻拿出來補貼其他兩校。

左起：朱自清、羅鏞、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在課程設計上，為了公平，聯大開放性地放寬了口徑，同一門課程，大家可以同時講授，清華聞一多和北大羅庸都研究《楚辭》，觀點截然不同，但兩人都可講《楚辭》。

有一年，聞一多、遊國恩和羅庸開講《楚辭》，青年教師唐蘭和彭忠鐸也開了這門課，老師之間有如“擺擂臺”一般，各自拿出絕活，吸引學生去聽。這樣的安排，不但體現了公平，而且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

不僅是課程設計開放，思想把關也開放，“校方從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進步的、保守的，還是中間的，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派，雖各有所執，但都能以大局為重，互相包容。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聯大師生間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為“兼容”，各方大師才紛紛投奔聯大。因為她“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

西南聯大的教授夫人們

4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學院教授聞一多，為研究生王瑤畢業事宜致函梅貽琦（字月涵）——

這封短箋，讓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如今感慨萬端：“從‘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一語，可以想見當時教授的氣派。”

梅貽琦接到公函，批示：照辦，琦。

“照辦兩字，可見教授地位之高。”這地位，就是聯大倡導的“教授治校”。

西南聯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爾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他在致詞中稱教授們為“僱員”，後來的諾獎得主物理學教授拉比說了一句名言：

但梅貽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說得更經典：“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梅貽琦說。

那時大學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有才有實力，不必害怕校長，覺得這所學校不爽，換一所同樣教。

梅貽琦很清楚：“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所以，他極其推崇教授治校。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

尊重教授，是辦好大學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聯大成立了教授會。教授會是聯大最高學術機構，由教授和副教授選舉產生，處理學術事務。

教授會每年選出11名代表，參加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還包括校長、學院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和總務長，大家一起商討學校大事，制定各項規章。

校委會秘書長是中國文學教授楊振聲，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

“校務委員會中絕對沒有非教閒雜人，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當年聯大每決定大事，都要先考慮教授們的反應，看看能不能過了他們這一關。”謝泳說。

教授治校，不僅體現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發了他們對教育事業的參與。

吳宓

聯大學校裡流傳著一首詩：

大概或者也許是，

不過我們不敢說。

可是學校總認為，

恐怕彷彿不見得。

這首詩說的就是校長梅貽琦。梅貽琦在種種事情上從不斷然決定，而喜歡用這些詞語來謹慎表達意見。

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但每一個“吾從眾”後，處事卻極其堅定。所以梅貽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號。

正因為梅貽琦的無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為西南聯大的標誌。陳寅恪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從文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作了一個震驚全國的決定：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為教授。

當時，西南聯大的教員，大多都是留學歐美名校歸來的名師，再差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並已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

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論學術研究，他是作家，沒任何學術著作。但梅貽琦根本不看重這些，“我看的是才華”。唯才是舉——這就是西南聯大的用人標準。

“1939年，我在西南聯大入學那年，學校又幹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聘請錢鍾書、華羅庚、許寶騄當了正教授。那一年，這三位先生都只有28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何兆武說。

年輕教授裡的“人之龍”錢鍾書

就因為唯才是舉和尊重教授，西南聯大才成為大師們的“嚮往之所”。

北大哲學系教授黃枬森，曾撰文回憶他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國文老師是沈從文，英語老師是李賦寧，物理老師是吳有訓，中國通史老師是吳晗，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

這陣容，簡直太豪華太奢侈了。

西南聯大大師雲集，

從文學院教師名單便可窺斑見豹

“教授中的教授”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學問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教歷史，上課第一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的課，旁徵博引，指點中西，內容涉及歷史、宗教、語言等多方面，能完全聽懂他的課的學生鳳毛麟角，但卻吸引了馮友蘭、吳宓等教授去旁聽。

著名學者許淵衝說：“哈佛大學也找不到陳寅恪這樣的‘四不講’教授。”

大師們極重創新，素以照本宣科為恥。正因如此，才創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唱京戲，“王帽”不是主角，大學，亦同此理，校長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師。

“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這是梅貽琦說的另一句名言。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正因如此，這所很窮很破的大學，匯聚了300多位中國最負盛名的老師。

學生們正在上課

5

思想獨立

1939年，陳立夫做教育部長後，以戰爭為由，要管制西南聯大，“做院長的人，一定要加入國民黨。”

對此，西南聯大不以為然。

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公然抵制：“如果讓我加入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教育部對梅貽琦一再示意，“要開除聞一多等進步教授。”但是梅校長一直拖延不理。聯大教授會因此撰文說：“對於大學，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要予他們研究的自由、選擇人才的自由。”

下課了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當年在聯大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

“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神聖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

針對當時把宣傳灌輸與教育混為一談的情況，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批評說：“教育者的職責是指導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麼。”沒有拒絕與權勢苟合的信念，就沒有學術與思想的獨立與進步。所以西南聯大始終堅守“思想之獨立”。

西南聯大圖書館

1941年，教育部強制要求：“西南聯大必須開設三民主義課。”此舉遭到聯大師生的強烈抵制。

學生馬燦華撰文說：“即便三民主義是正確無誤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場上自我證明。”

1942年，陳立夫三度訓令西南聯大，要求聯大務必遵守其核定的應設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統一考試等新規定。

聯大教授會對其規定逐條予以批駁：“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從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尚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最終，聯大沒有采用統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獨立、自主與尊嚴。

化學系在做實驗

蔣介石想拉攏傅斯年做國府委員，但被傅斯年斷然拒絕。於是，蔣介石轉而想拉胡適。傅斯年便寫信給胡適，勸其保持名節：“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聯大教員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議政。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有4位：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錢端升。而這四位，都是西南聯大的教員。

張奚若常常當著蔣介石的面，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一次，蔣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當局寄來路費，邀他再去重慶，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有一個著名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這個主張在西南聯大得到很好繼承。後來，不少專家這樣總結：“西南聯大學術之所以能彪炳史冊，就在於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外界的干預和控制，保證了思想之獨立、學術之自由。”

雲南師範大學教授、西南聯大研究者楊立德寫過一本《西南聯大的斯芬克斯之謎》。他在解謎時這樣說：“聯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點是她就是大學本來的樣子，而不是衙門。”

西南聯大地質系學生在考察中

6

學術自由

1980年代，沈從文出國訪問，研究聯大的外國漢學家問他：“抗戰條件那麼苦，為何西南聯大八年培養的人才，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沈從文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西南聯大學生，著名詩人穆旦

西南聯大做學術有多自由？教師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面，幾乎擁有全部的主動權和決定權。

聯大學生、小說家汪曾祺回憶說：“老師講課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們極重創新，“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

教授之間，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如賀麟欣賞王陽明“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很受學生尊重。

旁聽，更是在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可隨意旁聽老師的課，老師之間也互相旁聽。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部分教師及家屬

聯大學生、詩人鄭敏後來回憶說：“我覺得西南聯大教育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教授所教的東西跟他所學的東西是融為一體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問題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這個問題的化身，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思想，無論什麼時候都在思考，這對我薰陶極深，這種無形的感染比具體知識的傳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種什麼東西到我的心靈裡面，以後我對藝術的尊敬、對思考的堅持，都是從這裡來的。”

吳晗在學校演講

聯大學生、後成為清華教授的何兆武，這樣評說聯大“學術自由”對他的影響，“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就行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老師的作用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聯大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比死盯一個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開闊，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

西南聯大操場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就是師生之間，存在一種平等誠摯的教學相長的風氣。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教師講義來答卷，意見與教師相左，只要有根據，也可拿高分。

曾經有個同學不同意講課教授的觀點，寧可放棄學分，也不再聽這位教授的課。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該生不聽課，“學期結束時交一份合格的課程論文就行。”後來，這位同學交了篇反對老師觀點的論文，因質量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現在大學有標準教科書，考試還必須弄個標準答案，我不認為學問需要一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去想，科學怎麼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不可能超越，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鄒承魯院士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非常喜歡聯大的學術自由氛圍，60年代，他搞出了轟動全球的胰島素。

楊振寧當年准考證

1943年，課堂休息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

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麼樣？”

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而自負的，但當時周圍的學生聽了，毫不覺得刺耳。

這兩位年輕人，後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

聯大學生就這般養成了“自由”的習慣，獨立思考在學校蔚然成風，薰陶滋養著聯大學子。

“一個好的體制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西南聯大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楊振寧說。

清華教授鄭林慶，當年在聯大讀書時的筆記

但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自由只是聯大精神的一個方面，與之對應的是考試製度的嚴格，學校、教師一點都不會容情。

聯大學生張鳳鳴回憶說：“1941年我入學時，班裡有40多名同學，畢業時僅有20多人。每學期應修學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級，1/2不及格就要退學。”

一個學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務長求情。被教務長拒絕，學生憤憤地說：“59.5分跟60分有什麼區別？”

教務長回答：“如果沒有區別，59.5分和59分也就沒有區別，以此類推，60分和0分又有什麼區別？”

聯大辦學8年，8000餘名學生通過入學考試，但最後只有3882人畢業，可見考試之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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