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大染坊裡的大佬，除了上海的林家就得說是濟南的苗家了。苗氏的曾祖叫苗啟英，桓臺縣索鎮人，祖輩兄弟2人，父輩叔伯兄弟6人。苗世厚與苗世遠共兄弟5人，另3人是苗世忠、苗世傳、苗世登，因出自長支，往往叫作“大苗家”。苗世恭、苗星垣、苗海南3人是親弟兄，與苗世厚、苗世遠（杏村）五兄弟共曾祖父，因出於次支，往往又叫“小苗家”。苗瀚東歷史原型為曾擔任山東副省長的苗海南，的確是一位和上海榮毅仁一般的著名民族資本家。可是在苗家苗海南也僅是一個小字輩，苗氏家族之崛起，首先歸功於苗世厚和苗世遠。
苗世厚在兄弟5人中排行老二。9歲入私塾，13歲五經成誦，連續兩次應縣童子試，名皆列優，後因家道貧寒輟學。當時全家10口人吃飯，父親已經年過半百，身體有病，全靠大哥苗世忠支撐。苗世厚下學後，就協助哥哥執掌家務，以農為本兼做小販，沿街串巷叫賣麵食。後來兩兄弟請人做了兩輛二把手車子，往來於淄川、索鎮之間，做起了販草、販煤的生意。在販煤賣草的過程中，索鎮大街油坊主榮仲森見他們兄弟為人實在，就請其代銷食油，於是二人推著車子下鄉串村賣油，既省力又得利較厚。1883年，苗氏兄弟用積累了20年的3500吊錢在索鎮街建了一處油店，由苗世忠掌管，這是苗家投入商業的第一筆資金 。不久又買了一頭牛，安裝一輛大車，苗世厚做代客運輸的生意。1891年苗世忠病故，苗世厚接手油店。苗世忠掌管油店時，因不善經營，坐等客戶，雖然開了8年油店，但是收入甚微，除日常開支外，所餘無幾。苗世厚接業後，大改店風，主動出擊，廣拉客源，生意興隆，獨佔索鎮大街十幾家油店鰲頭，一個旺季的營業額往往比從前一年的數量還多。苗世厚接手油店4年，紅利超過大哥8年的10倍。
苗世遠是兄弟五人中的老小，年幼時家庭多遭變故，大哥、三哥相繼去世，四哥專心業儒，父親久病不愈，姐姐出嫁，家庭雜活過多過早地壓在這個少年的肩上，因此無緣讀書。苗世遠12歲時就在索鎮街頭賣麵食，15歲時二哥苗世厚給他買了頭毛驢，外出趕腳送客。苗世遠雖然小小的年紀，但是廣交友朋，善察商機，吃苦耐勞，既跑群幫，也跑單幫，不僅賺了一些錢財，還得到了歷練，開始明白如何做人、如何經商。苗世遠除了趕腳，還和苗世厚販賣糧食。例如，1888年桓臺災荒加地震，糧食缺乏，魯南新泰、萊蕪等地災情不重，糧價便宜，於是兄弟二人在兩地之間做起了糧食生意，獲利頗豐。
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大苗家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大大提高，索鎮大油商榮仲森主動提出與苗家兄弟合開油坊。1894年，榮家和苗家各出制錢150千（吊）作本錢，開起了油坊，店名曰“恆聚”。榮衍煥任經理，苗世厚任副理，經理負責作坊設備和購料，副理提供門頭，管理生產和銷售。雖然開業時只有3部榨油機及磨碾，6名工人，但由於善於經營，恆聚油好價低，獲利頗豐，4年間兩家各得紅利多達1000兩銀子 。
索鎮不僅商業、手工作坊、過載棧（代客運輸的棧房）十分興隆，而且與濟南經濟聯繫極為緊密，尤其是清末民初以來，桓臺人進濟南經商者越來越多。據民國初期統計，共有46家，從事13種行當，因此有“桓臺幫”之謂。苗世厚之所以能在濼口開糧棧，得益於鄭金聲。鄭原系山東督軍署官員，曾任新城（桓臺1914年之前稱新城縣）兵工廠廠長，後棄官就商，在索鎮設立過載棧，自任經理，聘楊育軒主持棧務。苗世厚與之交往甚篤，成為摯友。在鄭金聲的建議下，鄭、楊、苗三家各出白銀1000兩作為資本，在濟南濼口開設恭聚和糧棧，苗世厚任經理，鄭金聲任副理，苗世遠在店裡當夥計。開業後，鄭金聲利用自己的關係，不僅宴請鄉紳，為苗世厚架橋鋪路，而且讓他“納粟入監”，捐錢買了官銜，列為貢生，授六品銜，候補直隸州州同，以便在社會上立足。
恭聚和糧棧主要由苗世厚、苗世遠兄弟二人打理，他們苦心經營6年，到1900年共盈利7000兩白銀。1906年春，索鎮恆聚油坊合夥人榮仲森來濟南，看到恭聚和糧棧買賣興旺景象，向苗世厚提出願將兩家6年的紅利4000兩作為資本，在濼口建一新糧棧，這時苗世厚正有擴大生意的意向，於是在濼口東側設立了恆聚和糧棧，苗世厚任經理，榮仲森、苗世遠任副理，苗世遠主持棧務。當時新棧（恆聚和）以收糧為主，老棧（恭聚和）重點銷售，兼做代客運輸。從此，苗家糧棧生意越做越活，利潤直線上升。到1909年年底結算，老棧三股分紅各得銀3000兩，新棧兩股分紅各得銀2000兩，苗家共分紅利5000兩。1910年，苗世厚以分得的紅利為資本，在濼口開設了公聚和糧棧，這是苗氏兄弟獨資開辦的第一家企業，苗世遠任經理。
此時，苗氏兄弟3家糧棧雖在濼口形成了龍形結構：恆聚和居東為龍頭，恭聚和居中為龍腹，公聚和居西為龍尾，收購和銷售均可搶得先機，但是因為1904年濟南開埠，以及後來膠濟、津浦鐵路相繼通車，商埠發展迅速，濼口有衰落之虞。為了搶佔商機，苗世厚在濟南西站（今火車站西側）購置地皮，開設了恆聚成炭棧，為日後進軍濟南打下了基礎。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政局不穩，人心惶惶，恆聚和糧棧與恭聚和糧棧合夥人擔心資金安全，提出退股，苗氏兄弟同意了他們的要求。商討的結果是索鎮恆聚油坊劃歸榮家所有，濼口恆聚和糧棧歸苗家，算清本利，結束了苗、榮合營，隨後恭聚和糧棧又退清了鄭、楊兩家股本。3家糧棧均為自己所有之後，苗氏兄弟採取收縮戰略，重點向商埠發展。於是在1911年撤銷了恭聚和、恆聚和兩處糧棧，只保留了公聚和糧棧，苗世厚的長子苗永蔚主持棧務。1912年，恆聚成炭棧改為恆聚成糧棧，並在濟南經一路緯四路建營業樓一幢，苗世遠任經理，苗世厚次子苗永芝（苗蘭亭）任副理。此後，苗世遠以字苗杏村知名於當世。
苗杏村頭腦清晰，有膽有識，對商業行情有獨到之遠見。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濟南，謠言四起，人心大亂，市場物價下跌，許多糧棧急於拍賣。苗杏村認為戰爭不能馬上打到濟南，恰是存糧的好機會。他審時度勢，果斷地作出了“你拋我收”的決策。很多糧棧以讓利三成把糧食轉讓給恆聚成糧棧，到1912年1月恆聚成糧棧庫存糧食達200萬市斤。中華民國成立後，市面依然如故，津浦鐵路很快通車，南方糧商雲集濟南購糧，恆聚成的糧食很快售出，盈利8000銀元。後恆聚成糧棧生意越做越大，在濟南商埠經一路緯四路北首，蓋起了富麗堂皇的營業樓，樓外高懸恆聚成糧棧大字牌匾，在濟南市糧食行業中名列榜首。糧棧在津浦、膠濟兩條鐵路沿線設立分莊三十餘處，以濟南為中心，為全國各地客商代購代銷各種糧食。當時，恆聚成經常匯聚各地客商200餘家。由於在經營中堅持信譽，保證質量，服務周到，到1913年年底，恆聚成糧棧獲純利4萬餘銀元。企業職工由23人增加到46人，既代客買賣，又自運自銷。此時恆聚成已掌控了濟南生米（即花生米）市場，生米成交不在糧關（糧食交易場所）進行，而是在恆聚成開行。生米販運客商無不仰恆聚成之鼻息，恆聚成不開價，別家就不能成交，甚至博山、泰安、大汶口、滕縣、徐州等地的生米行市，也唯恆聚成坐莊人員馬首是瞻 。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糧油出口量大增，刺激了麵粉工業發展，也促進了糧食商業的活躍，因此從事糧食生意大獲其利。1915年10月，廣州部分出口客商和丹麥寶隆洋行買辦羅叔羲等人來濟南大宗採購生米、生油，運銷南洋、歐洲。苗杏村不惜重金殷勤款待，並以“回扣”相籠絡，同時又嚴密封鎖消息，使同業無可乘之隙。與此同時，他採取堅守信用、質量第一的方針，以取得廣東客商的信賴。此後，他壟斷了“廣幫”生意，每年獲純利4萬元上下，直至“七七事變”後海運中止，前後長達22年之久。
1915年，無錫茂新麵粉廠資東榮宗敬派人到濟南採購原料，苗杏村辦得既快且好，引起榮宗敬的重視。當年，榮宗敬到濟南調查小麥產銷情況，苗全力與之結交，後又赴滬訪榮，過從甚密。嗣後，榮宗敬在濟南籌建茂新四廠，苗傾力協助選址、購地、建房、裝機，使該廠得以於1920年3月順利開辦。榮力邀苗出任經理，以示酬謝，苗不願為他人作嫁衣，婉辭不就。但是，恆聚成、公聚和卻從此取得為茂新四廠代購小麥的專權，每年獲佣金2萬元，直至“七七事變”爆發，茂新廠停機。
總之，苗氏兄弟經營糧棧獲得了大量資金，黃金時期年盈利在10萬元左右，為其日後從事工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9年苗世厚去世，由苗杏村獨掌家業。隨著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社會形勢發生變化，苗杏村逐漸改變經營方針，與苗世德一起在繼續從事糧食買賣的同時，由商而工，投身麵粉加工和棉紗紡織。
1918年，苗杏村向其兒女親家穆伯仁創辦的惠豐麵粉廠一次投資1.5萬元，並任該廠董事。1919年又投資穆伯仁所辦的晉豐麵粉廠、通惠銀行和晉泰公司。後來，苗、穆之間因惠豐廠協理職位問題發生爭執，苗一怒之下撤出在穆所有企業中的全部投資，以股權和房產一舉償清通惠銀行的鉅額貸款。
1921年，苗杏村與苗星垣、王冠東、韓秀泉、車百聞等人發起，集資7萬餘元，在濟南天橋北官紮營街創辦成豐麵粉廠，其中苗杏村的恆聚成糧棧出資4.6萬元。成豐麵粉廠是股份有限公司性質，故名“濟南成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苗星垣任董事兼經理，王冠東為監察人。因資金不敷，苗杏村赴上海轉託榮宗敬向國外賒購了一批機器。該廠1922年8月投產，日產麵粉5200包。1924年再度增資，6月在北洋政府農商部核准註冊。同時新設永豐祥麻袋莊，並建築恆聚成糧棧倉庫，一面辦理銀行外倉抵押，一面代客商辦理押款，收取棧租。同年，京、津麵粉市場為進口麵粉所奪，成豐廠滯銷，週轉陷入困境。由於董事車百聞邀得東萊銀行經理於耀西投資和貸款支持，始度過難關。
抗戰前成豐麵粉廠有一個發展過程。
就資本而言，1922年8月投產時，實收股金20萬元，因為開業當年獲得純利7.5萬元，大部分轉作投資，所以1922年年底資本達30萬元。1923年增為60萬元。1924年實收股金71.45萬元，號稱資本100萬元，實則1927年才湊齊此數。到1936年資本規定為200萬元，實收136.44萬元 。
就設備而言，投產時，計有鋼磨7部，鍋爐1部，引擎1部。1923年添購複式鋼輥磨12部，1924年鋼磨達19部。1929年增添850匹馬力蒸汽機引擎1部。1932年6月，增添鐵工部自制鋼磨6部，鋼磨總計25部。隨著基本設備的增加，打麥機、淘麥機、篩麥機、麩皮機、縫袋機、打包機等附屬設備也不斷添增。為了安全生產，還裝有防火設備（每層樓有蓮蓬頭滅火器和藥沫滅火器）。設有輕便鐵道，備有翻斗車送小麥入機、送煤炭入鍋爐房。設有化驗設備，用來化驗小麥、麵粉質量。另外，有汽車11部，負責運輸。
就職工人數和麵粉產量而言，投產時職工223人，日產各等粉2000包（每包44市斤）。1923年職工240人，日產等級粉5200餘袋。1924年註冊“梅蝠雙鹿”牌商標，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才改為“雙蝠雙鹿”牌。1932年職工251人，日產等級麵粉8000餘袋。
就佔地面積而言，初建時地皮僅7畝，後逐漸擴大到廠內66.82畝，廠外47.36畝，共計114.81畝。主要房舍有：二層辦公大樓；制粉樓原為五層，1935年又連接兩間六層樓房；麥倉32間，每間可容小麥3000餘袋；粉倉兩所，可容20萬袋；各股室辦公室23間；職工宿舍共有4個區，樓房、平房總計211間；此外還有職工子弟小學、餐廳、浴池、武術訓練場、娛樂室、閱報室等。
成豐自1921年創辦，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後僅僅歷時16年，以其發展之迅速，規模之龐大，實為少見。在此期間，每年純利少時10萬元左右，多時30萬元以上。1934年為鼎盛時期，是年盈利50餘萬元，由於害怕招來麻煩，不願暴露風聲，苗氏兄弟故意將麥、粉按低價盤存，對外宣稱盈利29.19萬元。
總之，抗戰前成豐是濟南設備最齊全，產量最高的麵粉廠，它生產的“梅蝠雙鹿”牌面粉，在省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成豐生產經營發達後，工廠的人事和經營權為苗星垣等人所左右，苗杏村雖任董事長，但徒具虛名，遂決意另起爐灶。
1929年，濟南民安麵粉廠因經營不善，宣佈倒閉、清理。苗杏村乘機邀集解心齋、張敏齋、孫墨村、朱子芹、王星齋等人聯合出資16.7萬元，租賃民安全部設備，組建成記麵粉公司。雙方議定機器修理費由租金中抵撥，民安廠在一年半內無法得到租金。這時，民安廠因無力償還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6萬元欠款本息，經法院判決，拍賣其抵押的部分固定資產。苗杏村以8萬元購得其倉庫和地皮後，轉而以部分產權變更為由，要求重議租價，逼得原資東張懷芝等人走投無路，將全部股權100餘萬元折價37萬元讓渡給成記，苗杏村終於獲得了民安廠的全部財產。1934年組成成記麵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長，其侄苗蘭亭（苗世厚之子）任常務董事兼經理。為控制企業，廠內各要職均由恆聚成舊人充任。此時市場糧價因受國民黨政府“麥棉借款”影響暴跌，成記廠原糧耗盡，資金枯竭，無法開機。苗杏村奔走求援，得到山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兼民生銀行董事長王向榮支持，取得該行80萬元信用貸款及抵押透支，低價購進大批小麥備用。次年，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幣改革，刺激了物價回升，當年成記獲純利35萬元。
成記麵粉廠雖然建廠較晚，但發展很快，到抗戰前全廠共有職工247名，其中職員55名，技術員32名，工人160名。1937年成記鋼磨24部，日產等級粉7500袋，鋼磨和日產粉數量均僅次於成豐麵粉廠，居全市第2位 ，其產品行銷於濟南、膠濟鐵路沿線城鄉、津浦鐵路北段城鄉以及龍口、煙臺、青島等地。既然產銷兩旺，苗家自然從中獲取了厚利，所以有評論說苗杏村經營成記，歷經5年即大發其財，獲利在百萬元左右。
成豐、成記兩家麵粉廠的設立，使得對面袋的需求更加迫切，於是苗杏村1936年以5萬元資金設立了恆聚成北記面袋廠。該廠有縫紉機3部、印袋機1部，職工50餘人，制袋專供成記、成豐麵粉廠的需要。恆聚成北記面袋廠設立後，與濟南面袋廠的大佬同順泰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同順泰向恆聚成北記低頭。於是，苗杏村將同順泰合併過來，組成恆順泰面袋廠，不僅壟斷了濟南面袋市場，還向張家口、邯鄲、鄭州、蚌埠、南京等地擴展業務。
1932年6月，苗杏村鑑於濟南已成為當時國內主要棉花市場之一，發展紡紗業有利可圖，遂與苗星垣等人再度合作，發起組織成通紡紗有限公司。7月議決推苗杏村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苗海南任經理兼總工程師。苗杏村廣為募股，募集資金75萬元，並親赴上海託榮宗敬擔保，向英商怡和洋行賒購1萬枚紗錠的全套設備，向安利洋行賒購1500千瓦的發電機一部，其餘設備機器由成豐廠鐵工部自行配置。1933年5月全部設備安裝完後，紗廠正式開機投產。到1937年時，該廠擴充到19600枚紗錠，年產量達到14000餘件。但是，苗星垣從建廠伊始就憑藉其雄厚的技術實力控制了企業，“二苗”之間的矛盾隨之加深。
1935年底，濟南規模最大的魯豐紗廠因經營不善、無力抵制日本紡織品的競爭而停業倒閉。1936年2月，韓復榘迫於該廠失業工人請願的壓力，授意苗杏村接辦整理並派軍隊“保護”。苗遂代表成通紗廠，以月租3000元與民生銀行簽訂承租合同，改名成通紗廠分廠。1936年9月因經營失利，虧賠9萬餘元而再度停業。此時苗星垣等人堅決主張退租，但苗杏村卻仰恃韓復榘的支持，為擺脫苗星垣等人的羈絆，決計傾家以赴獨自承租，遂簽訂租賃合同，改名為成大紗廠。苗集資30萬元，又取得民生銀行信貸透支80萬元，於1936年11月7日開機投產。他採取提高工資、擴大福利設施等緩和勞資矛盾的措施，提高了產量和質量，由魯豐時期日產十六支紗60件提高到73件，所出鳳山牌、工農牌棉紗暢銷各地。
1937年7月，民生銀行以原魯豐紗廠積欠舊款無力償還提出起訴，經法院判決，拍賣魯豐全部固定資產。苗杏村遂認價承領，以85萬元的代價取得了魯豐價值200餘萬元的全部產權。
苗杏村擅長社會活動，善於交際，在濟南是桓臺商幫中名氣最大的人物。為了開拓其經營門徑，他曾不斷結交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當局，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民國初年，他首倡成立濟南商埠糧業同業公會，任會長。1916年7月，任商埠商會會董，旋任常務董事垂20年。1924年任山東省督辦公署諮議。1925年苗以重金與張宗昌部第九軍軍長兼運輸司令朱子芹相結納，常假“軍運”之名運送糧貨，俾能吞吐及時，在同業競爭中獨佔鰲頭，大獲盈利。1930年韓復榘主魯後，他與其實業廳長王芳亭時相過從，並得韓復榘賞識。後經韓提名為國民會議代表，出席1931年5月5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的國民會議。1934年7月任中華工業總聯合會濟南分會會長。1935年任山東省政府參議。因此，他的實業活動曾長期得到統治當局政治上和財政上的支持。
一個實業家應當擔負相應的社會責任。苗世厚早年沒有財力，也沒有參與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的意識。但是，民國初年苗世厚看到報界宣揚“以民為本”的信條，聯想起“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的古語，開始從事一些慈善事業。他在家鄉索鎮首倡興辦商會，設立學校，鋪設索鎮路面，疏浚烏河；在濟南，則購買義地，開辦粥廠，向省教育局捐資興學。1919年他臥病在床，還出禁鴉片費一宗。1920年直隸、山東兩省大旱，苗世厚捐巨資賑災。正是因為苗世厚晚年熱衷慈善事業，所以深得社會各界的尊重和好評，讚揚他“樂善好施”“好行其德”“慈善為懷”。1923年，在苗世厚故去的第4個年頭，曹錕賄選當上總統後，還給他頒發了《苗德卿先生褒獎榮譽文》 。
同時，苗杏村也熱心於公益慈善事業。他在索鎮設立德育、惠元小學，英華女學；出資修玉帶橋，疏浚烏河。後來，他還擔任過華洋義賑會董事、山東賑務會委員、歷城紅卍字會名譽會長、紅十字會名譽會長等職務。1937年秋，他擔任歷城紅十字會名譽會長，曾設立收容所4處，捐資設立小學3所。這些活動，使其成為一位既是實業家，又是慈善家的社會名流。
20世紀30年代中期，苗家經營的工商企業進入發展興盛時期。但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爆發中斷了苗家資本的正常發展，苗家企業也從繁榮走向了衰落。
1937年12月，日軍佔領濟南，次年2月即宣佈對成豐實行“軍管”。成豐“軍管”後，股東靠邊站，日方留用原有職工7人，工人71人，鐵工部留部分人員，其餘均予遣散。“軍管”於1942年3月底結束，四年的“軍管”，日方撈了多少利潤，無從知道。據成豐估算，盈餘至少179.52萬元，而當時三吉粉廠僅給成豐5.67萬元即作了結。“軍管”結束後，成豐又被迫“合辦”。中方以機器廠房估價54萬元，日方投資81萬元，佔資本總額的60％。後按照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指令，改為中日雙方投資各半，資本總額135萬元。所謂“中日合辦”，與“軍管”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沒有軍隊站崗，換了個比較好聽的名稱，股東們稍有一點紅利而已 。從“軍管”到“合辦”，抗戰八年，成豐總損失至少190餘萬元。
1938年2月間，成記麵粉廠也被日軍佔有，旋由日軍特務機關派日商日東制粉株式會社代表伊藤靜夫進駐該廠，並將廠內原料與成品劫運一空。1938年3月，日商日清制粉株式會社代表富本保攜北平日軍特務部命令，協同特務機關監交人市川博至廠，聲稱“接替經營”。成記全部房產機器及所餘之傢俱物料等，由日清強迫接受使用，繼續經營，改為軍管辦事處，由富本保任處長，代日本軍部管理達四年之久，歷年損益，均由軍部自行處理，華人不許過問。1941年“軍管”結束後，日軍給了40萬元的“紅利”，苗蘭亭拿著證明到北京日軍總部領取紅利，經過多方奔走，花了8萬元的運動費，終將“紅利”領了出來，但回到濟南後，卻被日偽政權清理民生銀行的債權機關“興農委員會”攫去，抵補成記對民生銀行的欠款，股東分文未得，還賠上了旅費。1942年成記被迫與日清制粉株式會社“合辦”，資本定為150萬元，投資額中方佔40％，日方佔60％，後按照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指令，中、日雙方各半，日方將廠名改為泰豐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中日“合辦”時期，日商改變經營方針，採取存儲物資為主、開機生產為輔的方式，生產規模不大，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廠內尚存大量小麥等物資 。
“七七事變”後，苗杏村一度擬遷成大、成通二廠至內地，但又認為“日本人也得做買賣”，遷廠遂告中止。1937年12月濟南淪陷後，日軍軍管成大，隨後半年內，成通、成豐、成記也相繼被軍管。此時，苗杏村尚保有恆聚成糧棧、恆聚成北記面袋廠，但其業務已捉襟見肘。1938年初，馬良等人組織濟南治安維持會，暫代偽政府職權，苗杏村被推為評議員。3月，籌建商會，初擬推苗為商會會長，因其抱病體衰，會長職遂由其侄苗蘭亭出任。
1940年12月14日，苗杏村在濟南病故。
1945年抗戰勝利後，山東田賦糧食管理處接管了成豐、成記，1947年發還給原業主。1948年9月在解放濟南戰役中，成豐、成記被國民黨軍隊縱火焚燒，燒燬了全部辦公室、制粉樓及成品倉庫，所有賬冊、文件、全套制粉設備及麵粉若干噸，皆化為灰燼。1949年初成豐、成記才重新恢復投產。1954—1956年，兩廠相繼實行公私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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