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蒙漢對應的“不浪”群

作者丨王克明(書房記團隊作者)

按:王克明先生《原音詞淺論》一文運用學界研究成果,通過與漢語上古擬音和蒙語等語言語音的對應比較,對陝北方言中成群的嵌L形態詞語和圪頭詞語等,做了較新視角的探討,認為這些詞語來源於單音漢語形成前的原來語音形態,具有發生學意義上的原始繼承性,稱謂其“原音詞”更切近本質。論文收載於邢向東教授主編的《西北方言與民俗研究論叢》第三集。作者稍有修訂後,“書房記”分五篇連載,每篇保留文中小題,外加新擬標題。

通過古代文獻研究比較陝北話詞語,可以探討陝北方言的歷史繼承性。進一步,陝北話詞語裡,有沒有比文字記載的近古、中古、上古的繼承,更為久遠的繼承?在具有歷史繼承性的同時,陝北方言有沒有發生學意義上的原始繼承性?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1. 蒙漢“不浪”群發生學關係提示的“原音詞”認知

通用的“分音詞”稱謂,也作嵌L詞、緩讀詞、切腳詞、析音詞、反語駢詞、分音式單純入頭詞、前冠衍接式韻律詞等,專家學者多已備述。“分音詞”稱謂表述了對這類詞語的定義,認為它們是從單音詞發展為語音相類反切、嵌入L聲母而原詞義不變的連綿詞。

秦漢文獻有少量這種詞,宋元書中多了起來,根據現在一字對一音的漢語言經驗,認為文獻顯現了語詞分音過程,形成了“分音詞”的認識和稱謂。但同時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即先秦文獻裡“不律”類不太多,宋元時代這類詞成其大勢,不一定是先秦說的少,而是技術條件的限制,記載的少,先秦典籍文字總量也較有限。宋元時期,這種詞不一定是比先秦說的多了,而是記的多了。先秦按詞義記,是一個字。宋元按詞音記,是兩個字了。

眾所周知,陝北方言乃至晉語裡,“棒”說“不浪”。這是記音,沒有字形。按詞義寫,就是一個漢字,棍棒的“棒”,《說文》作“棓”。棒子、棍子、樁子之類,相對不太細長者,都泛稱“不浪”。如手指頭不浪、打架拿的木不浪、埋半截的樁子不浪、高高豎起的電杆不浪等。乞丐使用的栒子棍類,因細長而不叫“不浪”,只能叫棍棍。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不浪”在現代漢語普通話裡的唯一存留,是“撥浪鼓”一詞,現在被解釋為因“撥浪撥浪”聲響而名“撥浪鼓”。這樣的解釋是錯的。真實的是,因為鼓下面插著一根“不浪”,所以叫“不浪鼓”。若按詞義念單音節,是“棒鼓”。元代“棒鼓”曾寫作“不郎鼓”、“不琅鼓”,《四春園》雜劇有“我搖動不郎鼓兒”,《漁樵記》雜劇有“搖動這不琅鼓兒”,也都是記音而無固定用字。

為什麼“棒”說“不浪”?根據分音理論,是“棒”緩讀嵌入“L”聲母所致,先有“棒”單音而後分成“不浪”,因此“不浪”是分音詞。語言中的真實演變與理論闡說的先單後分順序是否一致?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蒙古族有一種打獵的工具,是一端略彎曲的木棒,叫 bʊlʊː,1 譯名“布魯棒”。 bʊlʊː 是器物名詞,本泛指棍棒,與陝北的“不浪”音義對應。bʊlʊː 亦用於狩獵,獵具發展定型後,沿襲棍棒舊稱。不僅是布魯棒,蒙語的棒子、樁子、棍子等詞,音義都與“不浪”一致。它們的讀音和漢譯是:杖、棒、長棍 bərəː(巴利亞),2 布魯棒 bʊlʊː~bɪlʊː(必魯),棒子、棍子 bɔrɔːxœː(布魯亥),樁子 bʊlaːr、bʊlaː(布拉),鼻勒(穿駝鼻木栓) bʊɪl(百勒),木槌、棒子 balbʊːr(布拉伯勒)。這些詞形成了蒙語中的“不浪”群,具有共同發生的意義。元代時,婦女拖垂衣背的辮子,長條形狀,當時也曾以“不狼兒”名之。3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阿爾泰語系的蒙語與漢藏語系的漢語,是黏著語與孤立語的不同類型,應該風馬牛不相及,為什麼會有成群形態的蒙語詞音義與“不浪”相通?徐通鏘先生在《歷史語言學》中指出:“語音對應關係的解釋力和普遍性遠遠超過形態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原則”。4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陸續有學者依據漢語和阿爾泰語的同質關聯部分,認為它們有發生學關係。

本世紀之前,陝北方言裡“不浪”完全佔有單音“棒”的位置,其使用具有廣泛性、日常性、單一性。“某一人類集體用來表達這些無處不在的事物和情景的詞構成該集體的語言中的基本詞彙。”5“不浪-棒”正是這樣一個基本詞彙。人類最早的工具或武器,應是樹上折下的一根“不浪”,遠早於石器的使用。因此它不是從蒙語借用或受蒙語影響的詞彙,而是自身起源的漢語詞彙,是陝北方言裡一個年深日久的基本詞彙。蒙語裡的“不浪”,以其成群的形態來觀察,可以確定是草原遊牧文化中,甚至遠在那之前的文化類型中,生活裡的必須詞彙,同樣是蒙語中年深日久的基本詞彙。

作為詞項,“棒”已列在M.斯瓦迪士200個基本詞彙表中,確定為用於比較歷史語音對應關係的一個人類語言基本詞彙。鑑於超越語系的語言比較是通用的學術方法,符合歷史語言學的原則,故而有理由認為,“不浪”是漢語和蒙語共同的基本詞彙。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由於“棒”是基本詞彙,且判斷蒙語沒有經歷過單音詞階段,所以,無法用分音理論解釋蒙漢共存“不浪”的現象,也無法脫離蒙語“不浪”群,單方面解釋漢語“不浪”的形成。但可以參考複輔音理論認識這方面問題。陳獨秀先生1937年在《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一文中簡明解釋:“蓋自單音象形字固定以後,無法以一字表現復聲母。而在實際語言中,復聲母則仍然存在,於是乃以聯綿字濟其窮。”漢字“棒(棓)”固定後,字形不表現複輔音。但實際語言中,複輔音餘跡仍存,如洪邁所記“旁為步廊”。其前輔音獨立為一個音節後,形成了嵌L形態的語詞。

邢公畹先生曾說:“一個帶複輔音聲母的原始語詞到不同的方言裡,有的以第一輔音為聲母,有的以第二輔音為聲母。”6 漢語言語音的偏失造成複輔音分化,從而進入單音化過程。如“罅”義縫隙,上古音 qhraas。北方話古音 ha,廣州話和客家話是 laa。北方話繼承了複輔音的第一輔音,廣州話和客家話繼承了第二輔音。7 陝北話則雙雙繼承,音“喝臘(圪臘)”,成為今天認知的嵌L詞。漢語中,與單音詞“棒”同時存在的,有單音詞“桹(榔)”。“桹”是漁人用以敲擊船舷驅魚入網的長木棒,即長“不浪”,潘岳《西征賦》有“纖經連白,鳴桹厲響”。這兩個詞義相同的詞,“棒”是以原始語詞的第一輔音為聲母,“桹”是以其第二輔音為聲母。它們形成同詞異字的異文現象,可以認為是從複輔音分化而來。陝北口語把兩個輔音都保留,因有“不浪”存世。

董、高、周、王、郭諸公的上古音擬音,“棒(棓)”均無L復聲母。8 從蒙漢的“不浪”詞語反觀歷史語音,這個詞L復聲母的上古擬音,應更近歷史語言真實。本文上古音採用鄭張尚芳構擬音系。9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棒(棓)的上古音是 brooŋʔ。與棒同一詞項,梆上古音 brooŋ,柲(兵器柄)上古音 bliiɡ、priɡ,柄上古音 praŋʔ、praŋs,樸上古音booɡ、phruk(李方桂)10。柄等詞語以棒為本,名稱應是從“棒”發生,語詞因此相關。樁上古音 ʔr’ooŋ,桹上古音 raaŋ,杖上古音 laŋɡ,梲(木杖)上古音 lhood,枹(鼓槌)上古音 bɯu,它們的語音發生也與棒相關。希臘語的旗杆矛、長矛音 lonkhē,與杖對應相關。古北歐語謂用棍棒打是 bauta,原始印歐語棒的詞根是 baud-,與枹有對應性。11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在棒的基礎上加縛石斧,是石器時代人類的常用工具,棒和斧的詞語因此也有發生學關係。“斧”的前上古音是 plaɡ,上古音縮為 paʔ,其梵語是 parasú-š,希臘語是pélekys,6000年前兩河流域的蘇美利亞語是 balaɡ。12“由於梵語和希臘語的‘斧’一詞與蘇美利亞語相聯繫,裴特生認為這個詞存在於印歐語的時間十分古老,‘這個藉詞是發生在龐大的印歐語統一體還沒有分裂以前’。”13

“語言是爆發式地產生的。一旦一些物體被賦予了名字之後,人們需要提到的一類事物、動作、狀態和性質的名稱也會馬上形成。”14 以棒(棓)為基本詞,與梆、柄、斧、柲、樸一起觀察,包括樁、桹、杖、梲、枹,可知在漢語早期,也有一個共同發生的“不浪”群。這個與蒙語“不浪”群對應的漢語“不浪”群,在漢語單音節化的進程中被遺忘了。蒙漢“不浪”語音對應一致的集群性表現,排除了對應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互為借用詞語的可能性。而認可蒙漢集群形態詞語的基本詞彙屬性,會導致令人難以置信的推論:漢語方言的“不浪”和蒙語的“布魯”有發生學關係,它們不是相互借用的相似性,而是共同起源的對應性。它們來自同一個原始的詞語。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鑑於“不浪”不是單音詞分音而成,而是先有複輔音,後為單音詞,是原始多音節語言的遺產,是“棒”的原始語音基本形式,所以對這類詞語的“分音詞”等稱謂不夠貼切,名之為“原音詞”更切近本質。“原音詞”是謂:一,是繼承單音化之前原本語音形態的漢語詞彙;二,是保有上古甚至遠古原始語音信息的記音漢語詞彙。

歷時語音比較觀察到的情況,與從古籍文獻觀察到的情況相反,不是上古“分音”少而宋元多起來,而是上古複輔音字詞更多。鄭張尚芳上古音系18000字詞中,有 l、r 複輔音構擬的在4500字以上,不少於25%,比例遠遠大於先秦文獻對“不律”類詞語的記載,亦遠遠高於宋元時期的原音詞記載比例。

為什麼陝北人把“棒”說成“不浪”?

註釋

1 本文蒙語音標引自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蒙漢詞典》,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年。引用時個別聲調符號未顯示。

2 2005年陳子明先生委託北京語言大學謝小慶教授,請他們原來插隊的內蒙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國境線邊懂漢語漢字的蒙族居民為本文中引用的蒙語詞彙譯寫漢字。蒙語音標後括號內為蒙民所譯漢字。

3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阿拉薩圖著《〈蒙古秘史〉詞彙選釋》151頁引述鄭所南《心史》記,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4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33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

5 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26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6 引自雷春輝《從“來麥”“令命”同源看上古漢語複輔音ml-的存在及演化》,現代語文2011年第5期。

7 http://tieba.baidu.com/p/1986116119。

8 董同龢、高本漢、周法高三家所擬“棓”周秦上古音參見周法高主編《漢字古今音匯》146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4年。王力、郭錫良“棒”上古音擬音,參見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31頁,中華書局1999年。

9 除註明外,本文所列上古音引自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古音字表》,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五篇連載同。

10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71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11 引自周及徐《歷史語言學論文集》145頁。

12 引自周及徐《歷史語言學論文集》160頁。

13 周及徐《歷史語言學論文集》161頁。

14 [澳]羅伯特·迪克森著 朱曉農等譯《語言興衰論》55頁。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