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一旦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將在全世界樹立一個典型範例，大大增強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的信心。我國長期積累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經驗對此類國家也具有很大的借鑑意義，不僅將促進全球經濟均衡發展，也將豐富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與思想，促進人類文明多樣性。
2018年，在外部環境承壓的不利條件下，我國經濟穩中有進。當前我國人均GDP已接近1萬美元，總體上距離世界銀行的相關標準越來越近。高質量發展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標誌。2019年是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一年。在外部環境面臨較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如何堅持高質量發展、實現《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目標，為成功跨越奠定堅實的基礎，是當前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針對新時期高質量發展和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景等問題，記者日前專訪了本報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博士。
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博士
《金融時報》記者：當前我國與高收入國家標準還有多大差距？我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宗良：2018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績是可喜的，但也應保持理性，要堅持高質量發展，抓住科技創新這一核心驅動力，以開放促增長，為成功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堅實基礎。
從量上看，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突破90萬億元，同比增長6.6%，經濟增長率在全球前五大經濟體中居於首位，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30%左右，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從質上看，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順利，貿易和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進一步凸顯，貿易總量首次超過30萬億元，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6.2%，為經濟穩步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我國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表明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根據世界銀行標準，人均GNI（與我國GDP接近）12055美元以上為高收入國家。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具備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和實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個自然過程。
首先，從總體看，2018年我國人均GDP約為64520.7元（約合9769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還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已較小。其次，從地區結構看，目前已有不少城市人均GDP處於較高水平，比如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10多個城市的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天津、合肥、紹興、東莞等城市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城市均已達到或遠超高收入國家水平，說明從區域角度看，我國已有部分區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區域經濟視角看，港澳大灣區（人均已達20000美元以上）和長三角等應是率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區域。根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未來我國將繼續堅持高質量發展方向，優化經濟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按照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我國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將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也是深化改革開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結果。預計我國將在2025年前後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整體上成為高收入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一個奇蹟。
《金融時報》記者：高質量發展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標誌，那麼，對於實現高質量發展您有何建議？
宗良：面對經濟新常態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問題，我國及時調整發展思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是我國取得經濟增長成就的重要經驗。未來我們應更加註重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2018年我國基本完成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部署的78個重點改革任務，各方面出臺300多個改革方案，尤其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醫療、教育等領域進展迅速。我國目前取得的經濟成績充分說明改革的正確性，但很多領域仍存在不少問題，經濟領域中主要包括小微企業貸款難、貧困地區治理以及地方政府債務等。針對新的經濟形勢，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鞏固、增強、提升、暢通”，未來應繼續加大改革力度，為經濟增長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一方面，要從多個領域入手，擴大改革的廣度，包括資本市場、國有企業、金融職能等，同時注意提高微觀主體與宏觀經濟的協調性，多層面確保改革效果的最大化。比如要解決小微企業貸款難問題，不僅需要改革金融服務體系，還需要破除各種市場壁壘，減少行政審批，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如果各方面措施不能協同發力，改革政策的落實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另一方面，有些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需要堅持深化改革，著力解決各行業難題，包括部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消費服務業質量提高以及高附加值行業競爭力提升等。一旦這些問題得到解決將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第二，依靠科技創新，實現經濟增長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保障。日本和韓國在發展為高收入國家的過程中，堅持“技術立國”戰略，通過對先進科技的引進、消化、吸收，迅速走上了自主創新道路，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這是兩國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經驗。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在高新技術方面尤其是開創性技術的研究上仍有不足，在芯片、醫藥、材料等領域差距較大，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效率也有待提高。但加強科技創新並非一朝一夕，建設創新型國家任重而道遠，既要有體系制度的建設，又要有具體措施的落實。
《金融時報》記者：科技創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環節，怎樣才能更好地推動科技創新？
宗良：首先，要努力創造一個有利於科技創新的環境,這是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保障。在基礎研究方面，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佔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的比例約為5%，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普遍15%以上的比例相比，我國對基礎研究的重視與投入程度還有很大提高空間，應將基礎研究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依託高校培養高水平研究團隊，支持鼓勵原創成果，實現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的全面增長；應繼續減少行政壁壘，充分釋放企業創新活力，通過設立技術創新專項資金等方式為企業提供資金等多種資源支持，發揮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同時努力創造一個便利資金使用的良好環境,避免拿著項目經費發愁,規定過於複雜而犧牲效率也無法達到激勵創新的目的。
其次，要抓住前沿科技的發展機遇，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在區塊鏈、物聯網、5G、量子通訊等新興技術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是難得的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這些領域目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創新空間巨大。我國應把握時機，不僅要掌握最新科技原理，通過自主創新力爭在核心技術上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還應開拓新技術應用場景與範圍，讓科技創新服務於實體經濟發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金融時報》記者：我國區域特徵明顯,地區差異很大，從區域角度看，我們應如何加強區域協調，縮小與富裕標準的差距？
宗良：我國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很突出，大部分地區仍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特別是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北方省份與南方省份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這給我國長遠發展帶來壓力。提高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加快落後地區發展步伐，既是為了實現區域均衡發展，也是各地區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必然要求。
第一，促進協同開放，縮小區域差異。為了縮小地區之間收入水平的差距，我國部分城市和地區正在走上協同開放、共同發展的道路。截至2018年底，我國已建立1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覆蓋從沿海到內陸10餘個省市，大大深化了對外開放格局；2018年4月，上海、廣東、四川等11個自貿區啟動協同開放，通過優勢互補提升開放水平；協同開放也適用於區域內部，2018年底長三角經濟帶中上海、嘉興、合肥等9個城市提出構建協同開放新格局，未來將落實更多具體的協同開放舉措。依託於自貿區和主要經濟帶、城市群，我國仍有很大協同開放空間亟待挖掘，尤其是廣大內陸地區仍缺乏協同開放發展的機會。應從上而下積極推動建立協同開放機制，助推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自貿區之間以及自貿區與區外城市的協同發展；與“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相結合，加強內陸地區的國際交流，開展貿易、投融資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合作，拓寬發展空間；把握髮展重點，結合當地多種資源，在協同開放中培育競爭優勢。
第二，將三大經濟帶建設成為引領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點。從人均GDP上看，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經濟帶集聚形成的城市群發展迅速，經濟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能夠對其他地區發揮引領帶動作用。珠三角中，廣州、珠海人均GDP超過2.3萬美元，深圳接近3萬美元；長三角中，上海、南京、常州、南通、杭州、寧波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無錫、蘇州超過2.6萬美元；北京和天津人均GDP則分別達到2.1萬美元和1.8萬美元。隨著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進一步落實，三大經濟帶將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比如，2018年北京170戶企業遷出河北省，涉及技術服務、金融投資以及批發零售等領域，未來將大大增強河北企業的創造力和活力。廣東省清遠市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為了促進清遠經濟快速發展，2018年底，廣東省成立廣清特別合作區，不僅大大加強了廣州和清遠經濟聯繫，也將有力推動清遠製造業和服務業高水平發展；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強調要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可以預見，珠三角和香港、澳門的融合發展將進一步釋放該地區經濟發展活力，促進周邊城市加快發展。
第三，充分發揮三大經濟帶對其他地區的示範效應，實現全國範圍內梯次轉型升級。北京、上海等區域中心城市發展迅速，將帶動區域內相關產業發展，促進就業；同時伴隨人才、科技、信息等生產要素將向周邊地區輻射，優勢產業也會進行合理轉移，這將促進中等收入城市產業結構升級，與中心城市形成良性互動，實現區域包容性增長。我國應為特定區域提供更多政策和資源支持，加強交通幹線等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欠發達城市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發揮協調各方的作用，為各城市提供交流與合作平臺，形成協同發展機制。全國範圍內梯次轉型升級既是平衡發展的重要表現,也是高質量發展的持續動力。
《金融時報》記者：從全球視角看，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何意義？
宗良：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對中國意義重大，而且對世界影響深遠。
一是對全球經濟的巨大貢獻。 中國人口將近14億，佔世界總人口的20%左右。隨著新發展理念與科技創新戰略的落實，達到高收入水平的區域將逐步擴展至全國,讓世界高收入的覆蓋面明顯提升。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將為全球經濟作出積極貢獻。
二是為全球經濟提供了發展動力。一直以來，我國專注於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世界帶來了許多發展機遇。2013年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絲路基金以及中國-中東歐基金等區域金融機構，為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促進全球貿易投資加速回暖；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推動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改革，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在中國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將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也將通過輻射作用，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每年舉辦進口博覽會、並不斷擴大進口,也將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動力。
三是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中國經驗，並將對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產生帶動作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一旦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將在全世界樹立一個典型範例，大大增強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的信心。我國長期積累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經驗對此類國家也具有很大的借鑑意義，不僅將促進全球經濟均衡發展，也將豐富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與思想，促進人類文明多樣性。
下載金融時報客戶端 看更多獨家新聞資訊↓↓↓
閱讀更多 中國金融新聞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