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初的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九十歲高齡的阿涅斯·瓦爾達帶來了一部她的最新紀錄片《阿涅斯論瓦爾達》，並收穫金攝影機獎。當所有人都在讚歎瓦爾達奶奶旺盛的生命力和創作力時，她說：“我確實要準備說再見了”。
而就在昨天，瓦爾達奶奶在家中病逝，享年90歲。身為影迷的我們固然覺得很難過，但想到瓦爾達終於能跟愛人雅克·德米團聚了，或許也會慢慢心生釋然吧。
這一刻，我又想起瓦爾達十年前在《阿涅斯的海灘》中的那句獨白：“所有死亡都將我引回雅克，每一滴淚，每一束花，每一支玫瑰，每一朵秋海棠，都是獻給雅克的花。”
被譽為“新浪潮祖母”的阿涅斯·瓦爾達，她的電影職業生涯長達60多年。在漫長的從業歷程裡，她收穫了不少電影獎項，包括威尼斯金獅獎、柏林評審團大獎、洛迦諾榮譽金豹獎等等。2018年，在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89歲的她又拿到了奧斯卡終生成就獎。
這位高齡老人的一生始終保持著蘑菇頭的造型，大眼睛裡滿是孩童般的純真。而與此同步的是，她對電影不變的熱愛以及創作的熱情。
觸電始於熱愛，“自我”才脫穎而出
1928年，阿涅斯·瓦爾達出生於布魯塞爾，父親是一名希臘人，母親是法國人。為躲避二戰，全家人一起前往法國南部避難。戰後，瓦爾達在巴黎取得了文學、心理學的學士學位，並經過短暫學習取得了職業攝影師資格。
此後，瓦爾達結識了阿倫·雷乃，並在他的帶領下進入影壇。初入影壇的瓦爾達，除了對電影的一腔熱愛之外，沒有任何經驗。在拍攝處女作《短角情事》時，她甚至沒有導演工作證，對拍攝器材也都一知半解。她自己承認，當時連如何指導演員演戲都不會。但不得不說，她憑藉著天然的藝術直覺，拍出了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影史佳作。
新浪潮導演不會墨守陳規，阿涅斯·瓦爾達也一樣。她的電影在表達上始終遵循著個人特色的表現和對“自我”的崇尚。1955年的這部《短角情事》，第一個鏡頭便吸引住我們，從海邊的小村莊開始，黑白影像在時間的流淌中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質感。
《短角情事》
陽光、沙灘、海水、木頭、貝殼，都是獨特的一部分，既服務於整體，又展現其自身。這種拍法是瓦爾達自己的構想，年老的她回憶過去時對著鏡頭說：“既然福克納可以那樣寫作，那麼我也可以這樣拍攝。”
瓦爾達的各類短片、劇情片、紀錄片都有著明確的個人風格。她的電影在表達上經常融入文字、繪畫和戲劇，在影像敘事上會藉助意識流和存在主義等表現方法，因此瓦爾達也經常被歸入“左岸派”電影人。
但瓦爾達的電影並不是作家電影，她更多地會在影片中加入其自身經歷和記憶，並且強調場景中其他事物對自身的影響。即使是劇情片，她也會穿插大量的紀錄影像，在現實和虛構之間刻意製造出搖擺。
從1981年《紀錄說謊家》、1984年《家屋風景》、1986年《你知道，你的樓梯很漂亮》、1988年《千面珍寶金》，到1991年《南特的雅克·德米》和1995年《101夜》，再到2008年《阿涅斯的海灘》和2017年《臉龐，村莊》，這種搖擺越到後期越明顯。
以女性視角表達內心世界
瓦爾達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和社會觀察力，她很早就成為非常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並且努力將這種堅定融入進她的電影創作之中。
1962年，瓦爾達受福克納小說啟發，拍攝了《五至七時的克萊奧》。漂亮的女歌手克萊奧遊蕩在巴黎街頭，她的不安和恐懼來源於一張癌症診斷書，她不斷地向外人述說她生命中的片段以驅散焦慮。這部電影不同於其他關注女性周邊世界的作品，它選擇直擊女性的內心世界：女性對醜陋和死亡的恐懼。
《五至七時的克萊奧》
1965年，瓦爾達在《幸福》中，以出軌丈夫的角度講述某個男人遊走在妻子與情人之間並毫無愧疚，甚至他還幻想著三個人可以一起生活。當妻子突然死亡後，情人便代替妻子進入他的生活，而他個人的生活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幸福》
相信這是瓦爾達對男性世界的某種無聲的譴責，因此她借用了讓·雷諾阿《草地上的午餐》的話：“幸福可能在向自然法則的妥協當中。”
1985年，瓦爾達又結合福克納多重視角的敘事方法，並且沿用自己的紀錄片風格拍攝了《天涯淪落女》，這部電影應該是瓦爾達最為嚴肅的作品。她經常在車站等人流密集處觀察那些流浪女孩，起初只有同情，直到後來她透過這些女孩創作了“莫娜”這個角色。
《天涯淪落女》
在電影中，“莫娜”的形象是一個走投無路的女孩，拒絕嬉皮歌手的愛意，拒絕哲學家夫婦的收留，拒絕同為邊緣人的同化，最後孤獨赴死。表面看來是在講述女孩對世界的冷漠，實則探討的是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自由和尊嚴。
瓦爾達的女性題材電影還有很多，比如1966年的《創造物》、1969年的《獅子、愛、謊言》、1975年的《女人之聲：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性》、1977年的《一個唱一個不唱》、1988年的《功夫大師》等。這些電影採用不同的敘事方式、人物故事，以及影像手法，為的就是表達那個年代的女性面臨的各種問題，和瓦爾達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拍電影是一件快樂的事
瓦爾達的電影，總是透露出一種輕快和天真。
在討論嚴肅的女性生育權力時，即使瓦爾達本人處於憤怒狀態，她也會讓自己創作的女主角在電影中用孩子般的語氣唱道：“沒有爸爸，沒有教皇，沒有國王，沒有法官，沒有醫生，沒有立法者，一切我說了算！”
1998年的冬天，年過七旬的瓦爾達帶著攝像機拍攝了法國當代社會拾荒者的生存狀態：流浪漢和貧困人群在垃圾中尋找可以繼續使用的生活必需品，藝術家從廢銅爛鐵堆裡尋找創造藝術作品的原料，而其他一部分人撿拾垃圾完全是出於公德心。在《拾穗者》這部電影中，瓦爾達不僅展現了社會問題，同時也表達了她頑童的一面。
影片中，有關於心型土豆的片段，瓦爾達不僅拍攝了撿拾這些土豆的片段，也拍攝了自己照料土豆，直到土豆長出新芽的過程。在展廳裡展出作品的時候，瓦爾達給自己定做了一件土豆形狀的衣服，笑眯眯迎接參觀者。
2008年，瓦爾達拍攝《阿涅斯的海灘》慶祝自己的80歲生日，還在海邊搭建了一座塑料的藍色鯨魚房子。在這部紀錄片裡，瓦爾達用一些片段回憶了曾經與丈夫所經歷的點點滴滴。在溫情與幽默中，她用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天真的視角探討了人性的奇妙。
既然提到了《阿涅斯的海灘》，就不得不提到《南特的雅克·德米》。電影史上耀眼的伉儷不勝枚舉，但是像瓦爾達夫婦一樣細水長流的卻少之又少。1962年，阿涅斯·瓦爾達和雅克·德米共結連理，這對志同道合的愛侶彼此相愛相守，從法國到好萊塢都留下了兩個人的身影。
德米去世之後，瓦爾達完成了為德米所拍攝的紀錄片《南特的雅克·德米》。她在鏡頭裡穿插了老去的德米的局部特寫：乾枯的手指，灰白的髮絲，皺紋橫生的皮膚，滄桑卻睿智依舊的眼睛。真正的愛是無聲的，也是永恆的。
瓦爾達夫婦因相知而相愛，因相愛而相守。德米是瓦爾達的知己，也是守護者，他在世時，為妻子提供支持充當保護傘，讓她即使暮年依舊童心未泯。猶記得，瓦爾達曾對著鏡頭說：德米死後，我要學著長大了。
2017年，89歲高齡的瓦爾達在《臉龐，村莊》中，和青年藝術家JR，以及一輛兼具攝影和印刷技術為一體的麵包車，開始了一段旅程。
他們到鄉下體會慢節奏的生活，尋找平常人的故事，然後把他們的照片放大到建築物上。
影片中，瓦爾達還帶著JR去拜訪了戈達爾，可惜吃了“閉門羹”。瓦爾達和戈達爾是友情深厚的新浪潮老友；但相比戈達爾的高深，瓦爾達更純粹，純粹到像在單純玩遊戲。
當年拍攝《麥當勞橋上的未婚妻》時，瓦爾達在電影裡戲謔地讓戈達爾摘掉他的墨鏡並且高呼：是墨鏡讓我黯然失色！透過鏡頭，彷彿還能看見攝影機後瓦爾達哧哧地笑。
《麥當勞橋上的未婚妻》
2018年，瓦爾達90歲，奧斯卡給他頒發了終生成就獎。很多人以為，可能這就是她藝術生涯的終點，都以為《臉龐，村莊》就會成為她的收官之作。沒想到，老太太又馬不停蹄地輾轉巴黎、洛杉磯、北京，拍攝了紀錄片《阿涅斯論瓦爾達》。
這部紀錄片是瓦爾達對自己整個創作生涯的一次系統性總結。就像一部回憶錄，從“靈感、創作、分享”三個部分出發，討論了關於拍電影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介紹了早年作品的拍攝經過和涉及到的一些影人。
儘管我們應該把瓦爾達放在奶奶輩，但她的創造力和熱情甚至遠勝於大部分年輕人。時間沒有帶走她的靈感，也沒有讓她手足無措。
她依然在鏡頭裡展現著自己的樂觀與平和，誰也不敢說她會在哪裡停下來，也許她永遠都不會停下來。
阿涅斯·瓦爾達的採訪
來自The Arts Desk
2018年09月19日
Q：作為新浪潮一份子，如何看待你在法國電影中的位置？
A：那是大家給我們的標籤，是對法國五十年代後出現的電影比較懶的一個歸類。我沒有什麼朋友是在法國院線、法國《電影手冊》裡的，我也不認為自己是值得被討論的那部分。就像超現實主義電影一樣，都是標籤而已。我跟其他創作者都是不一樣的，哪怕我也很欣賞雅克帶孩子氣的歌舞片。“新浪潮”這個術語的出現就是為了包裝我們，當然也不是不可以，而且的確除了我之外沒別的女導演。
Q: 《臉龐，村莊》出來之前，您已經有一段時間沒以導演的身份跟大家見面，這次在戛納和奧斯卡的反響都很不錯，新一代的影迷又開始熱烈地期待您了。
A：我也知道我在主流的電影市場從來沒有獲得過巨大成功。但在我這個領域裡，就是比較小眾這種啦，在世界各地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無論去到什麼地方，都能聽到大家還在討論我1961年的作品《五至七時的克萊奧》，很多人都還是很喜歡這部作品。挺好玩的，現在老了之後，我有一個小包，裝著我的這些作品。
你剛剛談到《臉龐，村莊》關於死亡的片段。你問這是不是跟電影的一次告別？你覺得我是完了嗎？其實早在創作那部《阿涅斯的海灘》時，就有點自畫像的意思。我想我的子孫們都不清楚我是怎麼開始跟電影的緣分的。我想我有必要告訴他們，曾經遇到過的人，曾經經歷過的事。所以我那時候想，這就是我最後的電影。
但後來在我帶著我的小攝影機，在全世界展示《阿涅斯的海灘》時。我真的很喜歡拍東西，我又開始在飛機上、在城市裡不停地拍自己，最後做了個小系列，叫《阿涅斯·瓦爾達：從這到那》，一共五個私人影像。在我想再次慢下來的時候，遇見了JR。是我女兒介紹我們認識的，第一天見面的時候就像《臉龐，村莊》中那樣，第二天我就去參觀他的工作室，第三天再見面時就覺得應該合作了。
Q：是他身上什麼特質吸引到你嗎？
A：我們對人有同樣的移情能力，他做過一個作品叫《女人都是英雄》，就那樣開著他的小卡車做著非常有意思的創作。他每天開著那輛小卡車到處去，什麼時候停下來就給人們拍照，然後從卡車中打印出一張大人物肖像，把它們貼在牆上。就像是為人們和他們不瞭解的自己創造出一個交點。我馬上就愛上了他的小卡車，真的！我很想和它去旅行，在某個村莊停下做隨心想做的事情。我們只是提前選了一些小鎮，剩下全部交給際遇。正如我在《臉龐，村莊》說的，際遇才是創作最好的助手。
是真的！我特別喜歡的就是勒阿弗爾的碼頭工人們和他們妻子的肖像。也許他們平常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與妻子呆在一起，但是那天他們願意耗費一整天的時間為妻子們搭起機械感十足的平臺，讓她們做一次模特，將她們的肖像貼在顯眼的位置，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際遇和緣分。這些都不會有劇本。
Q：拍臉龐的時候，你和JR是怎麼分工的呢？
A：這部片子一共拍了18個月，每個月只拍一週。因為我每次工作不能超過一週，讓我站讓我動，上上下下都無所謂，但是一個禮拜之後我就得歇歇。我主要做的是剪輯工作，像我其他的電影一樣，全都是我自己剪的。JR主要負責拍攝，其中更多人關注的可能是戈達爾的部分，他明明答應見我卻又不開門。
可能會有人覺得他羞辱了我，但其實真沒有！我傷心是因為他提到了雅克·德米，即便現在你對我談起雅克，我也會哭。其實我還挺高興戈達爾沒開門的，不然影片該變得多無聊啊。我想起了那麼多美好的回憶，讓-呂克、安娜、雅克還有我，喚起的是美好不是哭泣。
Q：你覺得戈達爾是故意的嗎？
A：哎，他又不是敵人。我一直很尊敬很愛他，從年輕時候就這樣，我總不能關掉攝影機說我不再愛他了吧？我是有點生氣的，寄給他那麼多DVD居然一句好話都沒有。
Q：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呢？
A：我經常會被邀請到不同的講座演講，然後會有人講這些講話製作成錄像。我現在已經不想去參加講座了，就想把這些錄像寄出去，給想了解我的人看看我的創作初衷，想法，方式還有製作過程。分享吧，是我現在比較想告訴其他人的（創作《阿涅斯論瓦爾達》的初衷）。
尤其是創作對於我來說，本身就沒有什麼計劃。我一直喜歡等待，等待機會，等待一個東西去觸發創作衝動。就像我看到路上有人在拾荒，我就想做一部《拾穗者》；見到我叔叔的時候，我就有衝動去創作《揚科叔叔》；當我看到路上有很多流浪的男人和女人們，甚至有人被發現死在樹下，我就想起去做一部《天涯淪落女》。
我沒有改編過什麼書籍或者戲劇，因為我希望電影的創作只來自於靈感。而且我以前拍東西很快，希望做出來的東西可以儘可能地接近腦海的畫面。有很多導演很厲害，他們可以花好幾年時間找項目找資金找演員。我不行，我只能呆在創作的快感中。
Q：你還有什麼夢想嗎？
A：我想在平靜中死去。在我這個年紀，死亡的確就是我的夢想了，不是因為意外，不是因為病痛，而是在平靜中不知不覺離開。但是我現在還在工作，我還在生機勃勃地活著，我愛孩子們，熱愛世上很多事。雖然常常覺得累，但這不也是人生遊戲的一部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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