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
“我覺得教學是值得用整個人生投入的事業，是我所痴迷的樂事，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10年前，北大教授溫儒敏獲得教育部授予的“全國高校教學名師”稱號，這一簡潔凝鍊的獲獎感言，是他幾十年教育生涯的總結，他享受這追求與奉獻的過程。
溫儒敏曾歷任許多學術要職：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總編輯、北大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席，兼任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召集人、“部編本”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國家級高校教學名師……除了專業研究，溫儒敏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於語文教育的研究與組織工作。
從某種意義上說，擔任“部編本”教材總主編，是溫儒敏將理想變為現實之一種途徑和呈現。2012年，教育部聘任溫儒敏為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總主編，以人教社編輯為主，從全國調集數十位專家和特級教師，歷時5年，編撰一套全新的教材。目前，這套中央直接過問的“部編本”教材已部分在全國投入使用，今後數年將成為全國統編的語文教材。
日前，中華讀書報記者採訪“部編本”語文教材的總主編、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溫儒敏教授。
訪談如下：希望能“治一治”語文教學不讀書、讀書少的通病
中華讀書報：近五年做“部編本”教材，是否需要對中小語文教育多做一些調研？
溫儒敏：1999年我擔任中文系主任，第一件事，就是召開北京市語文特級教師會議。
2004年北京大學成立語文教育研究所，沒有編制，但做了很多事情，帶動了全國七所語文教育研究所（中心）成立，關注語文基礎教育。北大中文系關注語文教育是有原因的。
當時師範大學重點學科的設置和論文發表都向綜合大學看齊，認為師範是小兒科，都希望升格，不太願意在師範上下功夫。
我說過一句話，師範大學本來就是語文教育的主力軍，北大不過是“敲邊鼓”，什麼時候他們回頭重視語文教育了，那麼北大語文所就可以收兵了。我們希望北大能夠影響大家關注基礎教育；當然，北大有關注語文教育的傳統，京師大學堂“統管”過中小學教育，老北大很多教授都是教過中學的。
2002年，我曾邀集16位北大教授，包括陳平原、曹文軒、何懷宏等著名學者，跟人教社合作編寫高中語文教材，反映很好，現在仍然有60%的中學在用這套教材，這也是奠基工作。我們實心實意想為國家做點事，幫一幫語文基礎教育。
中華讀書報：在從事這些“奠基”工作的同時，您發現中國語文教育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溫儒敏：最主要的問題是學語文不讀書，讀書少。語文的功能，不光是提高讀寫能力，最基本的是培養讀書的習慣。
讀書少是因為缺少氛圍，社會心理焦慮，家長和師生不得不屈從於應試教育。這個問題的解決難度極大。某個省市也曾試驗減輕學業負擔，讓學生自主學習，往素質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改革，中考主要看平時表現，但是馬上引起家長們的反對。為什麼應試教育走不出來，不能怪教育本身，這和社會的緊張程度和焦慮感有關。
大家總在說優質教育資源太少，實際上是優質教育資源永遠是少數。競爭如此激烈，家長如此緊張，應試教育很難抑制。
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在方法上做點改進，希望能有些平衡。既讓學生考得好，又不把腦子搞死，那才叫水平。
中華讀書報：是怎樣改進的？“部編本”的課文有哪些變化？
溫儒敏：課文數量減少了。拿一年級上冊來說，原來人教版共有41課，包括漢語拼音13課，識字8課，另有課文20篇；“部編本”減少到32課，其中漢語拼音減少為8課，識字則增加到10課，另有課文14篇。一年級下冊原人教版有39課，包括識字34課，課文5課。“部編本”減少為29課，包括識字8課，課文21課。初中原來人教版的七年級上冊和下冊都是30篇課文，“部編本”減為24篇。
和舊教材比，“部編本”的教學類型增加了。一年級原來就是拼音、識字課文和一般課文這3種類型，還有一個供梳理知識、複習鞏固用的“語文園地”，新教材則在原有3種類型基礎上，增加“口語交際”“和大人一起讀”以及“讀書吧”等新的欄目。新教材課文數量減少，但課型和結構調整，更加重視口語、讀書等方面的內容了，也更有利於語文核心素養的整體提升。
中華讀書報：保留或增刪的標準是什麼？
溫儒敏：“部編本”課文的選篇強調4個標準：一是經典性，二是文質兼美，三是適宜教學，四是適當兼顧時代性。
在調整中，有些老課文回來了，有些受歡迎的課文又刪掉了。增刪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者因為考慮是否適合某個環節的教學，或者是對於課文內容與價值導向有不同意見。有些課文刪掉了，我也覺得挺可惜的。但教材編寫不同於個人著作，這是社會公共知識產品，需要尋求較多的共識。
中華讀書報：“部編本”注重學習和繼承以往教材編寫好的經驗，借鑑國外先進的經驗，使教材編寫更有科學性，符合語文教育規律。哪些是借鑑了國外先進經驗？
溫儒敏：比如教材中有些思考題注重情景化的學習，就比較多地吸收了國外教材的經驗；有些習題的設置不是讓學生記住某個標準答案，而是開放式地引導學生去提出問題，自己通過讀書或者其他語文實踐活動去解決問題。但也要防止教學中過多“活動”，把讀書當作活動的“支架材料”，最重要的還是讀經典。讀基本的書。
中華讀書報：“部編本”的科學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溫儒敏：新教材有很多改動，都要有調查研究和論證，講學理根據。比如現在大家最關注的先讓剛上學的一年級學生接觸一些漢字，念念童謠，聽聽故事，然後學拼音，而且降低拼音學習的難度。其可行性是預先做過專題的調查論證的。又如一年級最先學習300字，這些字的選定，要考慮字理、字結構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幫助孩子認字，還要考慮兒童字頻。這方面也採納了北師大關於兒童字頻研究的成果。教材編寫的很多細節也都要考慮教學效果。比如入學教育之後的第一篇識字課文，就是“天地人，你我他”——撲面而來6個楷體大字。
這會給剛上學的孩子“第一印象”，甚至是一輩子的印象。接著是“金水火土木”，還有“雲對雨，雪對風”的《對韻歌》，很傳統，很中國，也很有趣，意在激發孩子對母語的特別感覺。“第一印象”不是字母abc，而是漢字“天地人”，這個順序的改變是有意的：把漢語漢字擺到第一位，拼音只是輔助學漢字的工具。
這個改變體現一種更切實的教學理念。其實，傳統語文學習都是在沒有注音幫助的情況下進行的。舊時的蒙學教材“三百千”，就是讓孩子在反覆誦讀中認字。“部編本”多少有些“迴歸傳統”。
先認字後學拼音，也是為了幼小銜接，放緩坡度。對一年級剛入學的學生來說，這樣安排難度小一點，減少畏難情緒，激發對語文的興趣。
中華讀書報：5年的教材編寫，實際上也是與原有的教學觀念、教材編寫甚至出版市場的一種博弈。您覺得呢？語文教育既要面對應試教育，又要在家長、學校和學生之間尋找最大公約數，是否也感受到很多方面的壓力？
溫儒敏：要應對很多不同的聲音。教材教輔圖書碼洋佔出版社的比例很大，所以“部編本”教材的統一，會給某些出版社帶來很多困難。中央主管部門大概會採取一些相應的措施解決。
中華讀書報：您曾經發表大量文罩語文教學的趨向與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比如《語文教學中常見的五種偏向》《忽視課外閱讀，語文課就只是半截子的》《語文教科書編寫（修訂）的十二個問題》《培養讀書興趣是語文教學的“牛鼻子”》……語文老師對您的很多觀點都非常認同，為什麼您對中國語文教育瞭解這麼透徹？
溫儒敏：我沒有教過小學，也沒有教過中學，照理說是門外漢。但我也有“成就感”。我去中小學給老師們上課，講完後老師們圍過來說：溫教授，你怎麼那麼瞭解我們的情況？我會有點滿足，又有點悲哀。
我其實也並不瞭解很多實際情況，可是我經常都是按常理推斷，回到常識，實事求是。比如我講，語文教學的“牛鼻子”就是培養讀書興趣，這還不是常識？我在大學教學生，也是這麼教的。
中華讀書報：您希望通過教材改革逐漸達到怎樣的目標？
溫儒敏：從小學抓起吧，寄希望於小學和初中。在小學初中階段養成讀書的愛好與習慣，那麼也就可能打好一生髮展的底子。所以新編的小學初中語文教材是很注重激發閱讀興趣和拓展課外閱讀的。
要想辦法讓學生不要過早陷於流俗文化，微信、電視、漫畫、網絡文學……非常容易吸引中小學生，但有很多都是流俗、時髦，甚至垃圾，孩子自制力差，進去就難於自拔，那麼還怎麼要求他們讀書。新教材在小學一年級安排了“和大人一起讀”，也希望通過親子閱讀，多少能淨化一下讀書的空氣。如果我們的社會有20%的家庭有些讀書的氛圍，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也就可能會大大好轉。
中華讀書報：這個目標看上去並不高。
溫儒敏：很難。如今中國經濟發展了，物質生活水平上去了，但大家都覺得社會風氣比較粗俗，精神生活匱乏。國民不是不閱讀，但讀得最多的就是微信，裡邊當然也有好東西，但大部分都是垃圾。
養生呀、股票呀、八卦呀為主，大都是流俗的東西。新教材不可能扭轉社會風氣，但在這方面也用了心。我們希望從孩子抓起，激發讀書興趣，在觀念上也做點改進，比如我提出要讓孩子們“連滾帶爬”地讀，主張“海量閱讀”，可以讀一些“閒書”，不能都是為了寫作或考試而讀書，那樣不會有長久的讀書興趣。
比起其他版本，“部編本”語文教材更加重視多種閱讀方法的教學，比如默讀、瀏覽、跳讀、猜讀、比較閱讀、讀整本的書等。過去所有課都是精讀，細嚼慢嚥，現在允許一部分讀得快一點、粗一點，往課外閱讀延伸，課堂上精讀精講的份量少一些，讓學生有一些自主閱讀，先培養興趣。
對高中教材也貫穿這樣一個理念，同時要讀得深一點，多讀跳一跳才夠得著的書。現在到處看見“悅讀”這個詞，就是痛快讀書。但這只是閱讀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應當是要深一點、難一點的——慢慢來，一些觀念中小學老師要改。
比如有個老觀念：好讀書不求甚解。要求學生讀書別馬虎，要認真，是必須的。但在閱讀興趣培養上，有時也應該允許讀得快點，挑有興趣的讀，可以“不求甚解”；還有個觀念：不動筆墨不看書，要求孩子凡是讀書就寫筆記，要學怎麼寫作，這也是煞風景的。孩子也應當有他們的自由閱讀。
中華讀書報：課外閱讀的確重要，培養讀書興趣必須拓展課外閱讀。
溫儒敏：沒有課外閱讀，那語文教學就只是“半截子”的。新編語文教材主張讀書為主，讀書為要。抓住這條，就可能化繁為簡。語文江湖很大，有各種流派，你提出某種觀點，挑刺都會很多。
但還是要抓住讀書這個本質。我是提倡語文教學採取“1加X”的辦法的，就是拓展閱讀。比如教一篇古文，連帶讓學生讀四五篇古文。增加的“X”部分，不一定讀那麼精，泛讀也可以的。有足夠的閱讀量，語感才能出來。有些老師反映說由於條件限制，難於選擇課外閱讀的材料。人教社近期出版的《語文素養讀本》，是我們帶了二十多位年輕老師，花了三年時間編寫的，從小學到高中，每學年兩冊，和教材有所呼應，其中很多選篇比較經典，也比較深，是“跳一跳才能夠得著”的書，希望能引導一部分對讀書感興趣的學生，刺激他們讀書的慾望。
要讓學生對讀書對語文課有興趣，前提就是語文老師是“讀書種子”。可惜現在許多老師都不怎麼讀書。即使讀一點，那也是教輔、文摘、微信一類，是所謂“悅讀”，或者只是很功利的職業性閱讀。老師不讀書，怎麼指望學生喜歡讀書？我主張語文老師要當“讀書種子”，要有屬於自己的自由而個性化的閱讀空間。很多老師會說，如今工作繁重，生活壓力大，沒有時間讀。
但老師應該把讀書看作“充電”，再忙也不能不讀書，每天少看點微信、電視，用這部分時間來讀書，積少成多，就會很可觀。當讀書成為一個人的生活方式，他的氣質風範也會改變，這對老師來說很要緊。做教師，不一定要求知識非常廣博高深，但氣質風範必定是傾向博雅的，這會讓教師在孩子們眼中成為值得崇尚的人，也在潛移默化中起到引導的作用。
中華讀書報：升學考試是否也會有相應的要求和變化？高考仍是檢驗語文教育的一個標準。您認為實行“部編本”教材，將會對高考語文改革有怎樣的影響？
溫儒敏：肯定會帶動考試，比如要考閱讀面、閱讀速度。“部編本”教材迴歸到語文的本質，抓住了讀書這個“牛鼻子”。我想中考高考也會重視讀書的測評的。近幾年高考語文命題，閱讀題就很注重考閱讀面、閱讀量和閱讀速度。
關於寫作教學，新教材也有改進。主要是強調讀寫結合，特別重視寫作背後的思維訓練。從小學到公務員都要考寫作，為什麼？是需要寫作的人才嗎？不是，其實是通過寫作考察思維能力。
我曾經寫文章用過一個標題：讀書養性，寫作練腦。這是為了強調寫作對於思維訓練的重要性。寫作教學不能停留於教給一些技巧方法，還要教“用腦”。
中華讀書報：您希望社會各界對“部編本”教材持一種怎樣的態度？
溫儒敏：教材是公共知識產品，不可能完美。語文教材編寫有其科學性要求，還要受到很多因素制約，社會上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去批評，但是不要炒作，不要動不動弄到網上，甚至上綱上線，亂扣帽子，那樣無形中會造成對語文老師和教材編者的過分壓力，破壞學術生態。
學者不能死讀書
中華讀書報：當年您和錢理群、吳福輝編寫《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曾遭遇北大出版社退稿。願意談談嗎？
溫儒敏：當時黃子平是北大出版社的編輯。我去找他，對他說我們三個人的書要在北大出版社出，他說沒問題。半個月後黃子平告訴我說：領導說你們還只是講師，寫教材沒有資格。吳福輝認識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朋友，就拿到他們那裡出版了，後來加印了很多次。
1997年，我擔任北大出版社總編輯，抓教材出版，就把這本書的版權從上海要回來，在北大出版，這是重新修改，框架都變了，改動很大。最近又改了一次，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變動也不小。《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30年了，已48次印刷，印數130多萬冊，其影響之大也是我們未曾料及的。
中華讀書報：您發表過一些作品細讀的論文，比如《〈圍城〉的三層意蘊》《〈肥皂〉的精神分析讀解》，出版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等著作。您認為應該如何認識現代文學批評？無論是批評家還是作家，對當代文學批評都不甚滿意，您做了那麼多研究，可否談談您對批評的看法？
溫儒敏：在二三十年代，很多作家兼批評家，非常有個性。很多不是批評家，但是我最早提出來，在現代文學批評史中給他們很高的位置。比如沈從文，他的批評寫得非常漂亮；比如李長之，他是傳記作家。比如李健吾、錢鍾書——現在不可能有這樣的批評家了，既能把感性的東西提煉成理性的思考，又很重視讀書的印象。
現在批評的問題，一是和作家走得太近。我的老師王瑤先生告訴我，你研究沈從文，不要和沈從文走得近——批評家不要和作家整天在一起開會吃飯；二是批評家不要受制於出版社和媒體，要有些獨立性，少寫一些命題作文，少寫一些應酬之作，要自己來決定該評論什麼和怎麼去評論，別太看他人的眼色；三是批評家要讀書，要有思想交鋒，別輕車熟路，從理論上到理論。好的批評家總是有些自己的眼光，能發現作家的特異性，發現他們在文學發展鏈條中獨一份的東西，也敢於提出批評。
現在的批評文章很多，發表了大家彼此不怎麼看，批評泡沫化，沒有良性生態。
中華讀書報：好的評論文章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您又是如何做評論文章的？
溫儒敏：前兩年我寫過一篇莫言的《蛙》的評論文章，講它藝術上的不完整。但是沒有討論，沒有交鋒。文學界太浮躁了。當代文學搞那麼多理論沒有必要。做評論還是要看作品。看作家在藝術上提供了哪些獨特的東西，比如魯迅、郁達夫、郭沫若，他們提供了很多新的東西是別人不可替代的。
郁達夫可以複製嗎？不可以複製。郁達夫文字粗糙，但很真，別人模仿不了；郭沫若不可複製，他的《女神》只有在那個年代，只有他的性情才寫得出來。張愛玲多少可以複製，但也很難。
當代作家中那種“不可複製”的標誌性的東西相對較少。《白鹿原》這樣的作品，主要是靠氣度。這部作品剛出版時我曾向日本人推薦翻譯，陳忠實的歷史觀可能陳舊，但寫歷史的循環往復是真實的。
莫言的作品算有獨特性的，他的作品很傳奇，好翻譯；賈平凹的獨特性，一是語言，二是寫地方民俗，給人印象很深。賈平凹很土，又很傳統，他的味道和獨特性存在於語言的表述，很難翻譯。閻連科的作品怎麼評價，也可以說人性挖掘很深，但是這樣的作品很多。
中華讀書報：您是一位比較“務實”的學者。從教材改編的主張中能夠看出，從您平時教書育人的主張中也能夠看出——感覺您是一位紮紮實實為社會做事的學者，是真正能夠將學問貢獻到社會中的。這種“實”來自什麼？
溫儒敏：實事求是，回到常識。你說我比較“務實”，也可能因為我來自基層，小時候接觸基層生活較多，大學畢業後也曾到基層工作，知道在中國做成一件實事不容易，要比寫一篇痛快文章難得多。
有些學者滿足於批判性，這當然是知識分子的本分，但也還要講點可行性和建設性，多考慮國情與現實。有些改革不是光靠批評就能奏效的，還是要想辦法尋找可行性的空間，一點一點地推進。
中華讀書報：回望來路，您認為成就今天的溫儒敏，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溫儒敏：沒有什麼，我總結不出來。一是我不愛交往。學術界有很多圈子，我沒有圈子，不愛應酬，這不一定是優點，也許還是個缺點。但好處是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太受外界干擾。二是我生活較簡單，不愛玩，一天到晚就是工作。
出去開會很少參加旅遊，總覺得還不如回來看兩本書。這未免太單調，不一定好，但我願意專注地做一件事，極力做完，有始有終。
中華讀書報：回望來路，您認為成就今天的溫儒敏，有哪些方面的因素？在您的學術之旅中，您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是什麼？
溫儒敏：《現代文學批評史》。為什麼做“批評史”，下的功夫也比較大，有一定的偶然性。當時中文系有不期然的分工，周圍的人都在做學問，有的做小說，有的做戲劇，從來沒有人做批評史，那我就來做吧。
《現代文學批評史》不能採取古代文論那種考評梳理，我就採取最笨的方法，選擇十五六個最具有代表性的批評家，從頭做起，把每一位批評家的作品、評論看一遍。
比如我研究成仿吾，先把成仿吾的年譜和書目做出來。後來我教學生也這樣，研究什麼必須窮盡他的材料，先粗過一遍，尋找問題，再找重點，再形成研究對象的切入點，帶著框架豐富你的觀點，回到靠材料來說話。成稿以後，還要在比較中調整你的觀點，形成文章再去潤色。要帶著問題找理論。
比如李健吾，我考察得差不多了，再找他和古代文論、和西方印象派有沒有關係，不是以論帶史。我採取的方法基本是史學的方法。文學史是史學的一個分支，既是文學的也是歷史的。批評史帶有很強的理論性，也要往外跨一跨。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學術的生命力和增長點在哪裡？
溫儒敏：各個學科的情況不太一樣。從人文學科來說，還是要做基本的。不要太取巧，不要尋求填補空白。有時候很小的問題可能牽動很大。所以題目的選取非常重要，搞人文學科選題很重要，不能按項目的選題，要按學科提出的問題，以及自己的興趣和優勢選擇題目。
歷史、哲學也是這樣，空泛的課題做出來沒有價值。山東大學文學院組織的“文學生活調查”不是題目，是個範圍，是希望引發一些題目。我特別想引發的是關注古代文學生活，宋代的人是怎麼讀詩的，詩歌是怎麼流傳的，百姓有沒有接觸詩歌，文人之間是怎麼交流的？如果搞清楚這些，會給我們的文學研究帶來很有意思的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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