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 趙楨
北宋慶曆三年（1043），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滴水珠而已，但是一滴水珠也可以見出太陽，見出歷史風雲，見出世事百態。這一年，在歷史舞臺上“鉅公輩出”，推動歷史的車輪前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越發地顯出真切的面目來。
這一年，江山社稷重任一肩挑的宋仁宗面臨著諸多棘手問題：土地兼併嚴重，官僚隊伍龐大，財政危機加深，士卒饑民暴亂，遼和西夏威脅黑雲壓境。為了解決內亂外患等積弊，宋仁宗急需一場革命，“先天之下憂而憂”，有擔當精神的范仲淹進入了他的政治視野，成為委以改革重任的首要人選。
九月，宋仁宗頒佈手詔，點名要求范仲淹、韓琦、富弼陳奏聞可以實行的“發世急務”，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范仲淹呈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部分地為宋仁宗接受推行，這就是歷史上的“慶曆新政”。
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一場政治的博弈，縱觀中國歷史，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利益爭奪使每一次改革都充滿明爭暗鬥、血雨腥風。“慶曆新政”從一開始就遭到了保守派頑強的反對，“朋黨”是反對派揮舞的大棒，他們誣陷范仲淹等人結黨營私，搞小圈子利益，圖謀架空皇上，要求皇上罷黜革新派。
改革派如何回擊，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改革派的中堅力量之一，歐陽修面對“朋黨”輿論的構陷，奮筆疾書，寫下了議論風發的宏文《朋黨論》，向皇帝奏陳“小人無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劃清小人和君子之朋黨的界限，提出小人結為朋黨誤國害民的論點，肯定君子結為朋黨的正面作用，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結成朋黨，而在於辨別是什麼人結成什麼性質的朋黨，建議皇上“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是歷史上第一個為朋黨正名的人，不過，他對朋黨的認識還是沒有跳出君子小人之辯的傳統儒家思想樊籬。
所謂“偽朋”與“真朋”的對立，實質上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藉口。可是在皇帝看來，不管是偽朋還是真朋，不管是小人黨還是君子黨，無非是拉幫結派的利益共同體，是好是壞並不以小人和君子來分，而是以是否有利於自己來區分。
皇帝親近小人黨，可得吹捧之樂，得賄賂之實，得漁利之美，但容易落得個親小人、遠賢能的惡名，容易激起剛直之臣和下層民眾的反對，一意孤行的結果，輕則禍國殃民，重則江山不保。因此，親近小人黨要有個度，一旦於己不利時，就借“清君側”之機拿小人黨去當祭品。
皇帝親近君子黨又如何呢？皇帝可能會博得一個明君的好名聲，但時時被糾正，處處被“監視”，也是煩不勝煩的。皇帝固然要倡導仁義禮智信，孰不知這些是用來要求臣民的，而不是要作繭自縛的。君子黨正直不邪，難以明瞭這些道理，所以拿來匡臣民，也匡君主，結果雖然國泰民安了，可皇帝得名不得利，過得並不瀟灑，一旦討厭了這種生活，就會借小人黨之手將君子黨掃地出門。
因此，不管是小人黨，還是君子黨，在皇權專制之下，都是皇帝利用的“走狗黨”。皇帝希望君子和小人對立地存在，希望君子和小人不斷打架，好讓他從中調解，掌握裁決權、主動權，此一時親小人黨，彼一時親君子黨，歷史就在這種搖擺之中顛簸前行。
當然，皇帝希望君子黨和小人黨對立地存在，並不意味著希望他們做大做強，皇帝對大臣結為朋黨是很有戒心的，害怕權臣拉幫結派，擴張扶植私人勢力，架空自己；害怕武將功高震主，變成尾大不掉的隱患，危及自己。眼見了唐代牛李黨爭造成的禍害，心有餘悸的宋代君主們對“朋黨”、“黨爭”都極為敏感。
有了前車之鑑，為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宋初以來設立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們結成朋黨，明令禁止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之間結成座主與門生的關係。改革派果真如保守派所說的搞“朋黨”，既觸犯了先祖定下的老規矩，也直接戳到了宋仁宗的痛處，他豈能坐視不管。
慶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就被更張綱紀、紛擾國經等罪名貶黜，支持新政的歐陽修等人也被貶官到地方任職。已經頒行的新法被宣佈作廢，“慶曆新政”推行僅僅一年左右就草草收場。
有人認為“慶曆新政”的失敗是保守派反對，改革派內部分紛爭（范仲淹與韓琦政見不同）的結果，其實不然。鑑於武人亂國的史實，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養士大夫的國策，士大夫是宋朝的政治根基。
可“慶曆新政”中的諸多措施，如“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無論是裁汰不稱職的官員，限制官員子弟蔭補職位，還是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都在動搖北宋的統治基礎——士大夫階層，觸及皇室的根本利益，這才是改革失敗（廢止）的根本原因。
換句話說，專制皇權之下，改革一旦改到皇帝自己的頭上，要皇帝革自己的命，得有多大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勇氣才能“天縱英明”？倘若現狀還可以勉強維持下去（何況宋夏和議已成定局，兵民騷亂已平息，宋仁宗所面對的燃眉之急已解），就只好踩剎車，改革註定要“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這是一個歷史的死結，是那個歷史中的人、專制皇權制度下的人無法解開的。
來源：廖保平的思想國（ID：sixiangguo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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