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本人淺文中說了很多關於我們現代人、事和生活，但是總拿中國古代的人和事來舉例，很多網友問為什麼不拿國外的事情舉例，其實前面的文章中隱隱約約提到了我們現在是有著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史的國家，只要是在中國的這種傳統文化背景下長大的人，只要不是完全喜歡西方的那套思想而自身也去身體力行的人的行事風格就是封建時代的那一套——獨裁和專制，很多現代人，特別是上點年紀的在一些流動性很低的單位裡的人，這種思想尤其明顯，這些人不會去傾聽自己下屬的意見，在這裡“我”是你的領導，“我”就是老大，“我”想任用新人，基本上都是任人唯親，大家只要是大一點公司或者單位待過的人應該經常聽說某某人跟領導什麼關係，後面這人就立馬提拔上去了，然後大家都去探究自己能不能達到這種條件或者關係，最終導致大家不是靠能力提拔而是靠關係提拔，所以我與一些體制內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很難聊到一塊，因為他們是努力怎麼找政治資源而不是依靠能力上位，其實我只能用四個字描述此行為的原因：上行下效，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對技術要求不高的地方基本都是這樣，因為類似崗位的競爭力是關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法國文學家伏爾泰於18世紀說出的著名名言，可惜在現在周圍我幾乎沒有遇到這樣的人，也極少遇到這樣的事。這句話中很多人看到的是尊重，這其實是在中華的傳統文化背景下看出的思想，但是在西方社會中其實是自由、民主和平等，也是一種紳士的表現，但是我們這樣的社會是極度缺乏這樣思想的社會。現在很多企業喜歡去培養所謂的企業文化，其實文化是需要培養的，但是總不能畫大餅、望梅止渴吧，畫的大餅抵不上真正的糧食，總想用學習企業文化來讓員工少吃飯多幹活，這是什麼思想？跟“周扒皮”、“劉文彩”有多大區別？而這種風氣愈演愈烈，不同意企業文化的人大多被邊緣化。這個時代其實很難出大師，對藝術或者文學稍微瞭解的人可能知道中國過去的幾次文藝高峰時期，比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唐詩宋詞元曲等等，其實就是文人當國時期容易出大師或者是政治不清明，很多知識分子懶得去過問朝政，而導致很多知識分子把心思花在文學或者新思潮的創作上，為什麼宋朝的經濟和文化那麼發達，後來的南宋為什麼區區半壁江山的經濟和文化遠遠超過大明盛世時的永宣時期，就是一種很寬泛的環境裡創作的。試想一下如果宋朝的文人活在乾隆的中後期，那麼估計早就被趕盡殺絕了，乾隆時代的中後期文字獄盛行，說白了就是不允許說朝廷的壞話，乾隆焚的書可比秦始皇毀的多得多，所以乾隆之後只有很少很少的文學家、詩人、畫家能拿得出手，與晚明、清初時期遠不能比，因為文字獄打斷了文人的脊樑骨，讓文人只能說諂媚的話，而不能直抒胸臆，文化的創作是在比較寬泛的歷史背景下才能有的，從清晚期的藝術品中看到的處處都是束縛，必須按這種規章制度辦事，比如八股文、樣板戲等等。其實想說的，大家應該明白什麼意思了吧。很多事物的大規模發展是有原因的，首先舉個例子：元朝初創了著名的元青花瓷器，被古董界稱為“瓷中神話”，業內很多人不知道唐宋時期稍有的青花瓷是那麼的粗糙單一，到元朝怎麼能突然這麼豐富漂亮，以至於後面幾百年精緻的官窯都無法與大氣磅礴的元青花瓷器相提並論，為什麼這類瓷器沒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粗到細的發展，而是突然的一蹴而就呢？這其中並不是偶然，元朝初期蒙古族突飛猛進、橫衝直闖到歐洲的多瑙河，版圖直逼整個歐亞大陸，在各地域的各種文化中相互碰撞融合，不斷的汲取先進的技術和文化的經驗造就了豐富的元朝文化，也造就了傳奇的元青花瓷器，這種現象其實與之前的羅馬帝國的發展相類似，文化和經濟空前繁榮是因為文化不斷的碰撞和交融，以及對文人有相對寬鬆的環境。距離我們很近的民國，也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其實大家可以看出其時代背景，晚清的中國受盡了各列強的欺辱，全國各階層都在尋找其中的原因，後來得出了根本原因是教育的落後，所以有了張作霖親自捧著薪水給教師發工資，四川軍閥劉文輝雖然沒什麼文化，但是在他的治下：“如果哪個縣的政府大樓如果比當地學校好，那麼縣長就地槍斃”等等類似的事情，所以說民國時期是對文人是非常尊重的，所以才有了：胡適、魯迅、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陳寅恪、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吳金鼎等等數不勝數，在那個創新啟蒙、星光璀璨的時代給文人無盡的遐想創作空間，但是後面不僅僅是文學，就是從生活用品上都能看出文化的單一，這裡就不舉例了，本人一般不詳述也不舉例建國後的事。所以說民國是最後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可能還有人會提到80年代的文化復興，這隻能說：戛然而止。
本文純屬臆想，淺文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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