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2004年年度人物評選”於2005年2月17日晚揭曉，來自山東聊城的青年志願者徐本禹入選“感動中國·2004年年度人物”。
我叫徐本禹，今年22歲，中共黨員。我出生于山東聊城的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父親是一名小學教師，18歲開始教學。我爹教了一輩子書，工資先是由原來的十幾元錢漲到了270元錢，去年轉為正式教師，基本工資是800元，這是我們家主要的經濟來源。母親沒有文化，在家務農，我娘身體不好，頭疼病經常犯，但我母親很勤勞、很善良，母親是我們家主要的勞動力，母親經常拿出家中的東西幫助那些更貧困的家庭。和我們在一起住的還有一個快60歲的舅舅，舅舅終身未婚（我娘、我舅是我來這裡之後心裡最牽掛的）。雖然我們家在山東，在東部，但我家現在還是住在土房子裡面，走進我們村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一個最矮的房子就是我們家的。
1999年，我順利通過高考，成為華中農業大學經貿學院經濟學專業的一名學生。
1999年秋冬之交，當時天氣已經冷了，我的同窗室友胡源的父母來學校看望胡源時，叔叔阿姨看見我只穿著一件軍訓服，怕我凍著，就把胡源的兩件衣服送給了我，並對我說：“天氣冷了，別凍著。在生活方面有什麼困難和叔叔阿姨講。”第一次遠離家鄉，第一次遠離親人，第一次在外地得到好心人的幫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覺……或許是這麼多第一次交織在一起，讓我至今不能忘記。當時我知道無論說什麼都是蒼白無力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愛心傳遞下去，用自己的行動來幫助那些生活上需要幫助的人。
剛開學不久，我參加了我們學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學活動，學校安排我打掃5棟2樓的一層樓道。打掃一個月，學校勤工部發給我50元錢。拿到第一次自己勤工儉學的錢——自己的勞動所得，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當時就從中取出7元錢買了2斤瓜子。錢發下來不久，我們學校經貿學院組織了一個向希望工程獻愛心的活動，我把我勤工儉學所剩的43元錢捐給了山東費縣一個叫孫姍姍的小妹妹。錢捐出去以後，心裡特別的高興，畢竟是用自己的勞動所得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是一個自強自立的人，大學第一年，通過自己的努力，我獲得了1400元的獎學金並且得到了特困生自強獎。
大學第二年，可以說是一個多事之秋，好事壞事都發生在我的頭上。通過競選我成為一名班長，同時在計算機老師的幫助下，我成為一名經貿學院計算機機房的管理員。當時我想當管理員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想學電腦。漸漸地我迷上了電腦，經常是下了課飯也不吃就跑到機房，當然不是去玩遊戲，而是學習。就這樣，我給班級的時間就少了許多，有不少同學對我有意見，我也聽取了同學的意見。這或許是因為一心不可二用吧。
2001年12月份的一個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樣去漢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過程中我在《中國少年報》上看到《當陽光灑進山洞裡……》這篇文章，我被深深地打動了，對當地有如此艱苦的條件感到震驚。回來後我向輔導員陳曙老師反映了情況，陳老師非常支持我。第二天，陳老師就向分團委的學生幹部介紹了具體情況，同學們紛紛要求去巖洞小學進行義務支教。由於要實習，各科考試的時間都比以前要早一些，而且比較分散，大約在6月初，我利用複習功課以外的時間，制定了一份活動方案，在人員選擇上考慮到以後開展同樣活動的連續性，最後定下了四名同學：我（當時大三）、陳興傑（當時大二）、向華（當時大二）、劉聖鵬（當時大一）。按照活動方案的安排，我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資捐物。捐資是在學校內進行的，由陳興傑、向華來負責，最後效果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總共捐了500多元錢。捐書和捐衣物的事情由我來負責。7月15日我們五人帶著三箱子衣服，一口袋書及500元錢坐上了去巖洞小學的火車。在我們還沒有來之前，周圍村莊的村民知道我們要來的消息，格外高興，特地把崎嶇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到達興合村的當天晚上，行李還沒有整理好，我就去了巖洞小學。當我走進巖洞時，我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巖洞裡的教室僅僅是用兩堵一人多高的牆隔開的，中間是過道，南邊是一四年級複式班，北邊是六年級，一四年級的黑板是用兩根棍子搭在巖洞上，然後在棍子上搭了一塊木板作黑板。由於巖洞的上方沒有隔開，在一邊上課，在另一邊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如果我不親眼看到這種情形，無論怎麼想也想不到這裡的條件會如此的差。7月20日我們開始上課（只有三、四、六年級），劉聖鵬、向華負責三年級，陳興傑負責四年級，我負責六年級。開始的時候，三年級的小學生聽不懂普通話，四、六年級的學生才勉強聽得懂，但要說得很慢。為了更好地瞭解當地的貧窮狀況，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我們都到農戶家去做調查。由於各戶之間很分散，而且又在山頭上，所以每次都要走很長的山路。農戶家裡面都很窮，有90%以上的農戶都欠債2000～3000元左右，吃的玉米麵，有的家庭自己種的只能夠吃半年的。為了能夠增加一定的收入，幾乎每戶都養了豬，所以家裡的孩子要每天打豬草，揹著揹簍，上山、下山很辛苦。有一次，我去吳斌老師家去做客，由於當時天已經黑了，晚上回不來，就在他家住了下來。這一住恐怕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晚。我剛躺在床上，跳蚤就在我身上亂爬，趕走了一隻又來一隻，渾身不舒服，整整一夜沒有睡好。7月31日，除我之外的其他三人踏上了回校的路。在他們回校的當天，假期補課的全體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把他們送到了六里之外的羊場，全體同學手拿老師自做的小紅旗，歡送他們回校。在把他們送走之後，我發現所有學生的眼裡含著淚水。8月8日，我也踏上了回校的路，許多學生把我送到了貓場鎮，當天我給他們買了一些吃的，他們送給我雞蛋、麵包，說是路上吃的，還有感謝信……返回學校後，我們組織了對“為民小學”——就是巖洞小學100名貧困學生的“一幫一”活動，有的在校大學生把每個月省吃儉用的10元錢給他們寄去，有的寄去了學習用品和衣服等，學生和家長紛紛寫來感謝信表示感謝。
雖然去為民小學支教耽擱了考研複習，但是山區孩子對我的期盼和祝福化作一種力量，激勵著自己努力學習，我終於以372分的成績通過了研究生初試分數線。在我得知考研成績的當天晚上，興奮得失了眠（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2003年4月16日是一個讓我難以忘記的日子，當我得知我校不能保留研究生入學資格時，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決定，放棄讀研究生的機會去巖洞小學當一名支教老師。晚上父親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我複試了沒有。當時我心裡特別緊張，不知道怎樣把這一事實告訴父親。最後我鼓足勇氣對父親說：“我不想在這兒讀了……”（其實我是多麼想在這兒讀下去呀！）我對父親說：“我想去貴州當一名志願者，我想兩年以後再考一個好的學校……”在電話的那一邊，雖然父親同意我這麼做，但明顯有些失落。我非常理解父親當時的心情，我想父親一定會支持我，他會相信他兒子的選擇是正確的。 後來，經過院裡老師的努力，學校特批我保留入學資格兩年到狗吊巖義務支教，這在我們華中農業大學建校100多年來還是第一次！
當時，我寫了一篇名為《信念永恆》的文章，寫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網上發表了，結果被《楚天都市報》的記者看到了。記者叫我去報社做了一個講述。講述登報以後在校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天寢室的電話都快打爆了。我的同學告訴我：“你別上自習去了，全部是你的電話，讓我們寫畢業論文也寫不成了！”後來我專門坐在電話旁等電話。
在來貴州之前，無數湖北人民關注著這些千里之外的山裡娃，他們當中有年過古稀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兒童。他們要麼捐錢，要麼捐書、本子、文具等學習用品。有的由於家庭經濟原因，雖然沒有捐什麼東西，但他們都讓我給山區孩子帶去他們最真誠的祝願。
快畢業的時候，同學都忙著吃飯喝酒，而我卻天天為狗吊巖為民小學募捐。原本6000元的獎學金，由於天天到武漢三鎮募捐，一天就會花去20～30元錢，加上給孤兒星星小妹妹存了2400元錢，最後我來貴州時總共帶了2700元錢。這2700元錢就是我兩年的生活費。
送走了我的全部同學，最後一個離開的是我。當時沒有一個同班同學來送我，心裡很淒涼。7月15日，我把募捐到的3000冊圖書和大量兒童衣服打包託運完畢，僅託運費一項就花了600多元。7月16日，我和我們學校的七名大學生志願者一起踏上了來貴州的列車，他們七個人是來這裡暑期“三下鄉”的，其中有三名是貴州籍的學生。我們來到貴陽後，貴州都市報用三輛車連夜把我們和所募捐的書籍衣物送到了大方縣教育局，所捐的物品暫放在大方縣教育局後，都市報又開車把我們送到了狗吊巖。
來到這裡以後，那七位同學都說這裡生活條件比他們想像中的還要艱苦。在這裡吃的是玉米麵、土豆和酸湯。但吳道江怕我們這些大學生吃不消，特地買了兩擔米。他們七個人在這裡的時候，享受的是土豆、茄子、西紅柿湯和火腿腸做成的飯菜，這已經是最高級的待遇了。但是他們七人最後還是由於水土不服加上條件艱苦都病倒了，其中有兩名病得很厲害。他們於8月1日返校了。他們在返校的長途汽車上討論著這樣一個話題：我們的團長徐本禹到底能不能在這沒有水沒有電的地方挺過兩年？
他們七個人的病倒也給了我一個下馬威，我也開始擔心起自己的身體來了，我怕自己的身體會和他們一樣不聽使喚。還好，自己的身體沒有什麼大的毛病，只是胃不怎麼好，吃的東西不怎麼消化，記得有幾次疼得睡不著覺。幸虧我帶了兩年用的藥物，是武漢的三位好心人捐給我的。
現在我是和吳村長家吃住在一起。剛開始的時候不怎麼適應這裡的生活，原來我是不吃辣椒的，可是來到這裡以後，每天都要吃辣椒，讓我感覺很難受。而且這裡的衛生條件也很差，蒼蠅到處亂飛，吃飯的時候經常發現蒼蠅在飯裡面。當地情況就是這樣，剛開始很噁心，後來心想：這裡的條件就是這樣，又能夠怎樣呢？我就對自己說，就當沒有看見罷了。現在我已經可以吃玉米麵和酸湯了。餓的時候，一頓可以吃三碗玉米飯，平時都是吃兩碗。雖然不好吃，但飢不擇食呀！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個字“吃”！只有吃飽了，能吃了，身體才有保障，才能在這裡堅持下去。
我住在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子裡，房間由於背陽，很陰暗，就這麼小的地方成了我學習的樂園。在一張比較大的桌子上擺滿了我的書籍，有專業書、文學書、英語書、數學書等。桌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床上。地上擺放著我的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給我的物品。原本狹小的房間變得更加狹小。
現在，這裡一週要上六天課，一天上課的時間達到了8個小時。我自己負責五年級一個班，除了教語文、數學外，還要教英語、體育、音樂等。由於信息閉塞，學生不瞭解外面的任何東西。學生寫一篇200多字的文章有20幾個錯別字是很正常的現象。剛開始上課的時候，我問了一下全班40名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雷鋒的名字，結果只有四個人知道；全班沒有一個人聽說過焦裕祿；有一個同學聽說過孔繁森，我問他孔繁森是什麼樣的人時，他說：“孔繁森就是毛澤東！”我笑過後，心中有一種鑽心的痛，我不知道這些孩子應該從什麼地方教起。這裡的學生記憶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時講了10遍20遍的東西，學生還是聽不懂。有時，我就氣得把書一丟，走出了教室，可最後還是要回來。這讓我真正明白了什麼叫“誨人不倦”！
12月8日的前夜下了一夜的雨，崎嶇不平的小路變得更加泥濘。當我走進教室的時候發現有5名學生沒有來上課，我問同學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沒有來上課。有的說天氣太冷，路不好走，走到半路又回去了。有的不知道為什麼。我認識到如果不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後會有更多的學生以他們為“榜樣”，想來就來不想來就不來。當天上午，我沒有上課，帶上了兩名學生，讓他們給我帶路。來到了黃紹超家，在他家的外面我們聽到了電視的聲音，我猜想他正在家裡看電視。走到他家門口，兩條兇狠的狗不停地狂吠，不讓我們走進去。聽到狗叫聲，他樂呵呵地從屋裡跑了出來，當看到我的時候，他哭了。我勸他上學去，我對他說我不會批評他。但怎麼說他就是不去，後來他的叔叔想把他拖到學校去，結果他把書和本子全部丟到了泥水裡。我問他為什麼不想去上學，他說就是不去。我和學生勸了他一個多小時，結果無動於衷。在家玩的還有他的弟弟，他已經半個月沒有去上學了，我勸他去讀書，他說他還沒有玩夠，他哥哥不去他也不去。
在回來的路上，我深深地自責：是我沒有教育好我的學生。後來我得知他的爸媽都去打工了，家中只有他的爺爺和奶奶。他們很少過問孩子的學習，像這樣的家庭在這裡還有很多。這樣一來督促學生學習的任務全部落在了老師的身上，無形中給自己增添了很大的壓力。怎樣才能教好這些學生？怎樣才能提高這些學生的積極性？以前是不是自己管得太嚴厲了？還是教育不得方法？我思考著……
第二天，我認為他不會來上課，誰知在我來到教室之前，他已經早早地坐在了教室裡。我沒有像往常那樣批評他，也沒有提昨天的事兒，我不想給他更大的壓力。我把他叫進了辦公室，送給他兩個本子，讓他好好學習。我一改以前嚴厲的做法，而是很平和地對他說：“以後要好好學習，不要再遲到、曠課了！”從此以後，他總是早早地來到教室，再也沒有曠過課。通過這件事讓我明白：他們也有自尊心，他們也需要老師的關心和呵護；應該讓他們感覺到老師是他們的親人和朋友！
還有12月8日那天，由於何福洋和他的弟弟何偉都沒有來上課，我來到他們家，當時他們的父母都不在家。當我問他倆為什麼沒有去上學時，“沒有鞋穿！”何偉說，“我媽媽幫我們到鎮上買鞋去了。”說完他們兩個都哭了，當我把目光投向那沾滿泥巴的小腳時，心裡一陣刺痛：他們怎麼能夠受得了？我穿著皮鞋腳還冷，而他們卻打著赤板！沒有鞋沒法上學了，我給他倆佈置了作業讓他們在家裡學習。在回來的路上，心裡越想越痛……回到我住的地方，拿了50元錢給他家送了過去，讓家人給他們買幾雙鞋穿。
現在上課成了我的一種精神寄託。如果剛開始的時候，別人苦口婆心地勸我走的話，我可能會動搖。但是，我現在越來越喜歡我的學生，學生也離不開我。學生都希望我能夠在這裡多呆幾年，把他們教到上初中。現在，即使我病倒在講臺上，我也不會離開這裡，因為我捨不得這些天真可愛的孩子！純真無瑕，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無所顧忌。和學生在一起，我感到很快樂！
在這裡，我正在練習寫作。一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更好地教學生；二是想投稿，如果能發表的話，還可以得到稿費，可以用來補貼生活。我知道我的寫作水平有限，文學功底可以說無，但我不會放棄，我相信天道酬勤！付出總會有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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