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躬行處致中和
——孫奇逢的為學路徑
李留文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副教授
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十九日辛酉
耶穌2019年3月25日
毫無疑問，在明清思想史的書寫中，孫奇逢被嚴重忽視了。而這或許與他所選擇的學術路徑有關。明清易代之際，顧炎武倡導理學即經學的理念，開一代之風氣；黃宗羲極具批判精神，又是浙東史學的奠基者。相比之下，孫奇逢仍然固守舊的營壘。他服膺於王學的直截了當，在王學成為眾矢之的的語境中，堅持為王學辯護。
在他看來，傳陽明者失陽明，晚明士人背離了陽明的修養功夫，以至於空疏無當。當務之急是紮紮實實地踐履功夫，把孔孟之道落實到日用倫常之中。這種學術路徑在求新求異的思想史書寫中本來就不受重視，他為思想史家所忽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學而時習之”，儒學本身就是注重道德踐履的學問。明末的學術恰恰偏離了這一方向，二百多年理學濡染之後，知識界卻充斥著空疏與褊急，全無儒家的雍熙中和之氣，明代的理學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面對明末的虛浮和乖戾，孫奇逢以道統自任，力圖把儒學重新拉回到篤實躬行的正途，再現儒家的仁愛中和氣象。
針對明末學風的虛浮，孫奇逢糾之以篤實。“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天地未畫前”，高遠即卑近，下學即上達，吃飯穿衣皆是天理的表現。“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即所謂學也”（《夏峰先生文集》卷十四）。
孫奇逢常說：“講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他一方面推行禮制，在日用布帛菽粟間篤實踐行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反對坐而論道，反對空談性命。當時任職衛輝的工部主事田本沛邀請孫奇逢講學於百泉書院，遠近世子也都應召而至，翹首以盼。
孫奇逢卻拒絕了這一邀請，並去信說：“病在多講！孝悌力田，人人俱足，只躬行二字，終身不能盡，多一講說，便生枝節，枝節生而偽學起矣。”（《孫徵君日譜錄存》卷十六，以下簡稱《日譜》）師徒數人不定期地相聚一室，從容論道，這才是他推崇的講學方式。
孫奇逢還強調士人要會辦事，批評“平居談心性，遇事便束手”的腐儒曲士，說他們“足為理學之詬厲”。他曾率領鄉黨士人避難五公山，一邊弦誦不已，不廢詩書；一邊論兵習武，抵擋滿洲鐵騎的進攻，並保全了五千多人的性命。於此可見他的為學路徑。
針對明末風氣的乖戾，孫奇逢糾之以寬和。學派紛爭，由來已久，延及清初，尊程朱而詆陸王幾乎成為理學的主色調。對此，孫奇逢不去爭辯，而是以躬行實踐來統合各派，顯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氣魄，這從他和魏裔介的交往中可見一斑。
魏裔介是朝中重臣，他批評王陽明“流於天竺之學而不自知”，在給孫奇逢的信中質疑：“心性一也。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若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是又一告子也。”（《兼濟堂文集》卷九）這同孫奇逢的觀點鮮明對立。
孫奇逢曾為陽明“無善無噁心之體”辯解說：心是心，性是性。但孫奇逢對魏氏此說亦不予駁斥，反而說“於此正見柏鄉公定力”，肯定其學有所得。他進而強調：“真實理會做工夫，（兩派）有何不同？”將學問之道引向躬行踐履的實際功夫。
魏裔介輯《聖學知統錄》《聖學知統續錄》，與孫奇逢《理學宗傳》的取捨標準大相徑庭，但孫奇逢並未苛求，而是以前輩學者的身份對他多有鼓勵，說該書“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他把魏裔介比作元初的許衡、姚樞，以孔孟之道相鼓勵，以化夷為夏相期許（《日譜》卷二十七）。
其胸襟和氣度使魏裔介大受感動，稱他“翔於千仞，卓然高品”。在他去世之後，魏裔介為他撰寫本傳，表達了對他的仰慕之情，原本的門戶之爭早已消融在他的寬容之中了。
孫奇逢對寬和的踐履還體現在他對節俠的反思上。他曾積極參與營救東林黨人的活動，節俠之名滿天下。然而，痛定思痛，孫奇逢認識到自己和東林黨人的好名、爭勝與浮躁。他沉痛地說：“小人不足深咎，吾深為攻小人者惜之。天啟時，璫禍之慘，亦諸正人激成之。”（《日譜》卷三十五）
何以言此？“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沉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並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並能化小人為君子，才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己見……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俱宜念之”（《日譜》卷十一）。孫奇逢待人寬容，雖然自己崇尚氣節多次拒絕新朝徵召，但對薛所蘊、劉餘佑等出仕新朝的官員都寬容相待，毫無苛責鄙夷之意。
“規模宜寬大，處事宜平和”，這是孫奇逢對兒孫的教誨，也是自勉。寬和之中飽含仁愛，對待家人自不必說，對待鄉鄰也無不如此。他離家南下時，“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常以野菜充飢，困苦異常。
後來，衛河使馬光裕以輝縣夏峰村田產無償相贈。這處莊園有良田一百多畝，足以使孫家過上富足的生活，但他卻把田地分給了相隨的族人和門人，使大家免遭飢餓凍餒之患。
時人張鳳翔說他“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望者以為高潔不可及，而即之甚恭而溫，油油然有萬物一體、滿街皆聖人之意”（《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下）。正是這樣的寬和仁愛，孫奇逢兒孫繞膝，鄉鄰親和，士人遠來，營造出一片中和之境。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是儒學的核心概念和價值追求。
宋明理學家雖然對中和的概念多有辯難，但孫奇逢的興趣則不在於懸空的冥思，而在於從實踐層面上如何把握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如何做到發而中節之和，從而構建一個寬和雍睦的社會。在其致中和的實踐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時中與權變。先賢把“中”解釋為“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問題是如何在複雜多變的現實生活中找到“中”，這需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是難之又難的。
譬如說，不結交官府是古代對鄉紳的道德要求，但孫奇逢同朝中重臣魏裔介、魏象樞書信往來不斷，又是駐衛輝的工部衛河使、衛輝知府、通判、知縣的座上賓。
有人就此提出質疑，孫奇逢的解釋是：“諸君子自欲敦長幼之節，奈何自甘枯槁，而阻人為善乎？我聞日行一善事，或轉一人為善，便是報答穹蒼之實，能轉一貴人為善，其所關係更大。傲然以高潔自處，而謂人不足當一盼者，非仲尼之徒也。”（《日譜》卷十二）
此乃“中非膠於一轍也，一時有一時之中，一時有一時之和”（《日譜》卷十八）。為弘揚理學，就要抓住官員這個關鍵群體，而不能拘泥於陳規，“一切是非譭譽，付之罔聞”。
其二，堅持不懈的慎獨功夫。他為學“以慎獨為宗”，“時時提醒，朝乾夕惕”，於日用飲食間篤實踐履，力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雖耄耋之年，仍毫不懈怠，“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日譜》卷二十四）。
這是他對門人的勉勵，也是自勉。他說自己“七十歲工夫較六十歲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夏峰先生集》卷首），正是在不懈追求中，日有進益，逐漸接近中和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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