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器碑為什麼被稱為“漢隸第一”?

陋石書藝


禮器碑現藏於山東曲阜孔廟,四面均為刻字,被前人譽為“書中無上神品”,藝術性極高,被推為隸書極則。



一、用筆硬瘦,筆畫猶如刀刻,尖鋒入筆,逆入平出,行筆如鋒入骨隙,鋒正力強,收筆茫提而復,筆勢開張。

二、結體嚴謹,字法規範。它將筆畫的粗細、方圓,筆勢的動靜、向背完美地統一在一起,清超遒勁,莊重典雅,高古逸趣,可謂集漢隸各老成持重之大成。


三、章法上縱有序,橫有引,字距寬,行距密,充分展現了和諧、端莊、秀美的整體特徵。

而碑陰往往是縱有序,橫無列,行與行之間有一定間距,字距參差不齊,富於流動感,通篇自然靈動,富有生氣。

四、禮器碑風格上屬於平正端莊、俊挺寬博一路。碑陽結字端莊,章法規律;碑陰奔放飄逸,自然成趣。

整體看,此碑書風細勁雄健,端嚴峻逸,方整秀麗。碑之後半部及碑陰是最精彩部分,藝術性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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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現藏於山東曲阜孔廟。此碑歷來被推為隸書極則,譽為漢隸第一。可以從幾方面分析解讀此碑。

一、形制獨特,此碑四面環刻,皆為隸書,在碑刻中極少見。

二、注錄時間較早,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就有記載。

三、所傳拓本甚多,以明拓有楊水心、羅振玉等跋者為最佳。

四、與諸漢碑比較。乙瑛碑“骨肉勻適,情文流暢”;史晨碑“古樸渾厚,結體嚴謹”;張遷碑“筆勢內斂,筆力沉著”;曹全碑“精氣內含,柔中有剛”;而禮器碑“痩硬如鐵,奇絕萬象”。如圖一、圖二、圖三的“孔”字分別選自禮器碑、乙瑛碑、史晨碑,三個“孔”字比較發現,禮器碑的“孔”點畫筆法細膩,變化豐富,且結體佈局空間疏朗,極具動勢。又如,圖四、圖五、圖六的“為”字分別選自禮器碑、曹全碑、張遷碑,三個“為”字比較發現,禮器碑的“為”不僅有曹全碑的柔美,也有張遷碑的拙味,外柔內剛,氣質高雅,尤其是筆勢的呼應和變化,具草書之韻味。再如,圖七、圖八的“後”字分別選自禮器碑和石門頌,石門頌的“後”字,勁挺有恣,猶如野鶴閒鷗,然禮器碑的“後”字雖不及石門頌那種“飄飄欲仙”之態,結體開張、舒展,剛健中正中富有變化。

五、禮器碑獨特的藝術魅力對隸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明郭宗昌《金石史》評雲: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功,非有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踰植髮,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皆可彷彿,獨此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及也。”縱觀書法史,能從此碑出者寥寥無幾,唐褚遂良楷書出自禮器,清代隸書盛行,無一人從此碑出而成大家,近代來楚生主攻禮器碑,得禮器碑草意,自有一格。當下學禮器碑人無數,若要學得禮器碑之精髓,可謂用畢生精力打進去還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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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器碑》又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或《韓明府修孔廟碑》,建於東漢恆帝永壽二年(156),現存山東曲,該碑作為東漢隸書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在用筆、結字、風格等方面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徵: 中鋒用筆,點畫細勁,力含其中,富靈動典麗之美。捺筆粗細變化極大,體現了作者對毛筆提按的控制力極強。結體寓欹側於平正之中,疏朗散淡而不失嚴密之致。通篇看來,既有漢簡(尤其“碑側”簡牘味甚足) 的縱逸,又深具銅器銘文的蘊藉,堪稱漢隸中秀麗典雅、端莊凝鍊一路的代表作。清郭尚先認為:“漢人書以《韓敕造禮器碑》為第一,....意境當在《史晨》、《乙瑛》、《孔宙》、《曹全》諸石之上,無論他石也。”( 《芳堅館題跋》) 可謂對其推崇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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