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帝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張立啟


嘉靖皇帝就是那個很厲害的,二十年不上朝的煉丹皇帝,他從小天資聰穎,尤其是書法與文辭修養之上功底非常深厚,在明朝皇帝中,他在位時間長達45年的時間,次於他的孫子萬曆神宗。他繼位至時只15歲,在歷時三年半的“大禮議”後,他逐漸掌控皇權,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向世人展現了自己的實力。

政治上,他執政的前二十年中,還是很有作為的。他十分勤奮,時常批閱奏章到深夜,和他的後世子孫崇禎有得一比。經過不懈努力,出現了“嘉靖中興”的局面,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嘗試革除以前留下的弊端,做了很多有益於國家的大事,嚴以馭官,寬以待民,減輕賦役,嚴懲貪贓枉法之人,體恤民情。用人上,嘉靖殺掉了錢寧、江彬等奸佞之臣,重用了張璁、夏言等賢臣。這個夏言,後來還成了內閣首輔,可惜的是被嚴嵩害死了。軍事上,嘉靖也是很有作為的,重用素有“東南一柱”的能臣胡宗憲,多次命令名將戚繼光、俞大猷出擊,徹底平定倭寇之患。


可惜,他在晚年沉迷於道教,整天煉丹成仙,不上早朝,一個皇帝不上早朝結果可想而知,朝廷就成 了嚴嵩的。而且不上朝達二十年之久,這二十年棟裡面,儘管嘉靖皇帝也掌握著朝廷官吏,整個明朝的政治、財經、軍事與民生大權亦始終於他手中掌控著。但是這是明朝最關鍵的二十年,至此以後,明朝開始逐步衰落了。最終,他也死於服用了過多丹藥。

總之,嘉靖這個人在明朝皇帝中還算是一位不錯的皇帝,可惜他也犯了歷代帝王的通病,那就是剛開始還能勤政,後期就不能很好的堅持了,其實這和我們做一件事是一樣的,只有把做的事情堅持下去,才能取得最後的成功,如果嘉靖皇帝當年能堅持他初始時候的那些做法,他很有可能成為明朝最厲害的明君,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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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郡司馬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出生地湖廣佈政司安陸州(今湖北鍾祥),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位,年號嘉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駕崩,由於武宗死後無嗣,因此張太后(明武宗的母親)和內閣首輔楊廷和決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朱厚熜即位之初,通過大禮議逐步掌握皇權。在位早期他英明苛察,嚴以馭官、寬以治民、整頓朝綱、減輕賦役,重振國政,開創了嘉靖中興的局面,為隆慶新政與張居正改革、嘉隆萬大改革奠定了基礎。後期崇信道教、寵信嚴嵩等人,導致朝政腐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宮變”中幾乎死於宮女之手,此後明世宗長期不理朝政,迷信方士、浪費民力,最終激起農民起義。同時蒙古韃靼俺答汗寇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臨北京城下,史稱“庚戌之變”;倭寇也侵略中國東南沿海,“南倭北虜”始終困擾,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明世宗為人聰明,尤其在書法和文辭修養都有不錯的造詣。[7]同時也特別敏感,但是也十分勤奮,批閱奏書票擬經常到後半夜。[8]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帝於乾清宮去世,享年60歲。廟號世宗,諡號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1]葬於北京十三陵之永陵,傳位第三子裕王朱載垕。

嘉靖是明朝歷史上智商絕對可以排進前三的皇帝,可精明的嘉靖明知道嚴嵩貪汙腐敗、排除異己、陷害忠良,可他為什麼還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縱嚴嵩把持朝政二十年呢?即使後來嘉靖追究嚴嵩,也只是給了個他一個乞食回鄉的處分。

朱厚熜是興獻王朱祐杬之次子。興獻王封地位於今湖北省鍾祥市,明朝時是三大府之一的承天府,正德二年(1507年)9月16日,朱厚熜出生於湖廣安陸(今湖北鍾祥市)的興王府。他的父親朱祐杬是明憲宗第四子,於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487年7月30日)受封興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1494年10月16日)就藩湖廣安陸州。朱厚熜的母親蔣氏是北京中兵馬指揮使(追封玉田伯)蔣斅的女兒,她於1493年與朱祐杬成親,1494年隨朱祐杬就藩安陸。

朱厚熜幼時就聰敏過人,他父親教他讀詩幾次後就能準確背誦。稍大以後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古籍,通《孝經》、《大學》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不僅如此,他父親還讓他參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禮,因此他很小的時候便熟悉了各種禮儀和規範。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1519年7月13日),興獻王朱祐杬病薨,年僅12歲的朱厚熜襲為興王,朱厚熜在長史袁宗皋的輔佐下。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駕崩。由於明武宗沒有子嗣,在其彌留之際,首輔楊廷和預料到之後的繼承人問題,他援引《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的原則,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義頒佈敕令,令朱厚熜縮短為其父服喪時間,並承襲興王爵位。武宗駕崩後的當天,楊廷和讓司禮監請太后懿旨,正式宣佈朱厚熜為皇帝繼承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一個由司禮監、皇室和朝廷代表組成的使團前往安陸,朱厚熜以興王的身份接見了使團並接受了太后的詔書,在王府接受諸臣行禮,隨後同使團前往北京。在朱厚熜及使團到達北京城外的良鄉時,雙方發生了第一輪衝突。根據楊廷和的安排,要禮部用太子的禮儀迎接朱厚熜,即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但朱厚熜並不接受這種方案,他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雙方互不妥協,最後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即位不久,嘉靖帝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武宗舊臣們之間關於以誰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親),以及嘉靖帝生父尊號的皇統問題發生了長達三年半的大禮議之爭。嘉靖帝不顧朝臣反對,追尊生父為興獻帝后又加封為獻皇帝、生母為興國皇太后,改稱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興獻帝被追尊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將興獻帝的牌位升袝太廟,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興獻王墓為顯陵,大禮議事件至此以嘉靖帝的勝利最終結束。

嘉靖帝統治前期,出現“嘉靖中興”的局面。嘉靖帝力革前朝時弊,勵志效法太祖、成祖推行“新政”,大刀闊斧推行了改革,政治上集異納諫,勤於政務,打擊權臣和封建地主貴族勢力,大赦天下,誅殺了錢寧、江彬等佞臣,整頓朝綱,總攬內外大政,推行新政,裁抑司禮監的權力,撤廢鎮守太監,嚴肅監察制度,嚴分廠、衛與法司職權,重視任用張璁、夏言等賢臣,他吸取了前朝宦官當權亂政的教訓,對宦官嚴加管束,中央集權得到復興和加強,使朝政為之一新;經濟上嚴革貪贓枉法,勘查皇莊和勳戚莊園,還地於民,鼓勵耕織,重新整頓賦役,賑濟災荒,減輕租銀,體恤民情,治理水災,汰除軍校匠役十萬餘人,極大地緩解了當時激烈的社會經濟矛盾;軍事上整頓軍隊團營,守兵東南,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頓邊防。文化上改革科舉之弊,改正孔子稱號和典祀,這期間,“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榮,優秀文學作品和傑出人物大量湧現,“天下翕然稱治”

嘉靖帝統治中期,由於國家承平日久,逐步喪失進取精神,日益腐化,濫用民力大事興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方士、道士們利用嘉靖帝夢想長生不死和靈瑞現象的迷信,屢行詐騙之術,愚弄嘉靖帝,使每年不斷修設齋醮,造成巨大的靡費。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爆發“壬寅宮變”,幾死於宮女之手,嘉靖帝移居西苑修玄。

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態度變化很大,對於權力把握很強,對於文官集團控制也很強。誤用首輔嚴嵩專國二十年,吏治敗壞,殘害忠良,許多功臣、直臣遭殺害、貶黜,楊繼盛、沈煉等朝臣慘遭殺害;邊事廢弛,吞沒軍餉,在長城以北,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不斷寇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甚至兵臨北京城下,大肆掠奪,造成極大破壞。倭寇經常侵略中國東南沿海,後賴朱紈、張經、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率軍肅清。在嘉靖年間,南倭北虜始終是明朝的禍患。各地也爆發多起民變;嘉靖三年(1524年)以後爆發多起大同兵變,嘉靖十四年(1535年)爆發遼東兵變,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爆發振武營兵變;[18]在此期間,葡萄牙人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取得入居澳門的特權。

晚年嘉靖帝疏遠嚴嵩,起用徐階為內閣首輔,國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軌。嘉靖帝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採取釐革縮弊、振興綱紀等改革措施,下令退還一些被侵佔的民田,汰除軍校匠役10萬餘人,開創了嘉靖年間的“新政”時期,得到朝野上下的擁護。

去世

隨著嘉靖帝年齡增大加之長期服用有砒霜,水銀,雄黃,硃砂的丹藥,嘉靖帝的身體每況愈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制長生妙藥獻嘉靖帝。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嘉靖帝大怒,下獄論死,為徐階所救。

嘉靖帝在位的前二十年中很有作為。除採取了歷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減貢、賑災等措施外,還扭轉了自正統以來形成的宦官擅權、敗壞朝政的局面,並下令清理莊田,“不問皇親勢要,凡系冒濫請乞及額外多佔者悉還之於民”,廢除勳戚世襲等。所有這些舉措皆進一步鞏固了明朝的統治。

嘉靖帝14歲即帝位,因想追封親生父母的尊號,但首輔楊廷和等舊臣要求他改換父母而引發了長達三年半的大禮議之爭;世宗不顧朝臣反對,追尊生父為興獻帝后又加封為獻皇帝、生母為興國皇太后,改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興獻帝被追尊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將興獻帝的牌位升袝太廟,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興獻王墓為顯陵,大禮議事件至此最終結束。

歷經三年半的大禮議,最後以君權的高壓結束,之後嘉靖帝羽翼豐滿,並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後變得獨斷獨行。大禮議加強了皇權專制,促成了嘉靖帝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從此再也沒有官員敢非議皇帝的意見,皇帝依然年輕,但是他的無上權威已經沒人再敢質疑。從毫無根基的藩王到雷霆萬鈞的帝王,嘉靖帝轉變得非常出色。

大禮議使得楊廷和與嘉靖帝兩人徹底決裂,楊廷和後被削官為民,嘉靖帝在理論和禮儀上終於為自己樹立了正統地位;在權力上終於獨攬乾綱,威懾群臣。除強化了皇權外,還產生了許多其他嚴重後果。由於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於議禮,因此干擾、衝擊、擾亂了政治、經濟的進步性改革;由於只要順著嘉靖帝的意願議禮有功,便可飛黃騰達,甚至一躍而為巨卿宰輔,因此釀成諂媚之風;由於議禮兩派黨同伐異,勢不兩立,因此釀成黨爭之風。所有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敗,因此史家說“吏治繁偽,兵政窳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

明太祖把宰相廢除了之後,一天要處理的國家大事400件,每天需要閱讀的文字可能是20萬左右。明太祖不得不使用一些學士來幫助他處理行政工作。一代一代演變到了嘉靖帝時,內閣制度才正式有模有樣:有名稱、辦公地點、下屬人員,內閣的所有大學士級別就從原來的五品或六品提升到了二品,甚至一品,比所有的五府六部官員們級別都高,所以到了嘉靖時期才最後形成了內閣制度。

嘉靖帝在位前期推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清理勳戚莊田、罷天下鎮守中官、改革科舉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內容廣泛,成效顯著。所以獲得很多讚美之聲。河南道御史劉安說:“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

明代名臣張居正在萬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的成就予以極高的評價。他說:“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幹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為近古。”

明人黃光升《昭代典則》載:“張孚敬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勘皇親莊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寢,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萬世不可泯也。”

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李樂對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的積極作用給予的較為全面的評價,言道:“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小,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並坐,至以“張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哉!”

嘉靖帝和張璁、方獻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問題上也達到了共識,下令永遠廢除此制,《明通鑑》編纂者說:“安昌伯錢維圻卒,其庶兄維垣請嗣爵,下吏部議。尚書方獻夫等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璁以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詔:”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終其身,毋得請襲。’自是,外戚遂永絕世封。”

明代史學家何喬遠《名山藏》總結嘉靖前期“勵精化理,湔濯海內觀聽,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奮武揆文,網羅才實。至於稽古禮典,取次釐毖一切,創必表章,軼往憲來,赫然中興,多孚敬(張璁)所翼贊。” 何喬遠認為嘉靖前期出現的國家中興是得益於首輔張璁推行的改革。

由於在張璁之後的閣臣中無人能夠擔當繼續推行改革的重任。於是,明朝又進入了新一輪的因循敗政之中。嘉靖十八年後,嘉靖帝從銳意進取轉向消極荒殆,在嘉靖後期,海瑞於嘉靖四十五年亦言:世宗“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的年號,明朝使用嘉靖這個年號一共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長的年號(最長的是明神宗萬曆帝一共48年)。

“御外侵,修邊牆;抗倭寇,安海疆”,是嘉靖帝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修邊牆是補修長城和防禦工事,主要對付北方的俺答、把都兒等;抗倭寇、安海疆,則是清剿倭人海盜、安定東南沿海地區,民族英雄戚繼光由此聲震海外。

明中葉,蒙古韃靼部興起,統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時勢力強盛,屢次率軍騷擾內地,當時明朝邊將為保官升職,將諸邊軍糧大半賄賂了當朝內閣首輔嚴嵩。以致軍士飢疲,無力抵抗蒙古韃靼部的騷擾。同時駐在邊關的兵卒一方面忍受不了將領們剋扣軍糧,另一方面厭惡了頻繁的戰鬥,因此經常爆發邊卒譁變。攪的明朝的北邊幾乎沒有安寧過。特別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韃靼部俺答汗率軍長驅直入北京郊區,燒殺搶掠數日,滿意而去,史稱“庚戌之變”。

蒙古部據河套,不時寇掠諸邊,成為危害明朝政權的心腹之患。嘉靖二十五年(1546),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曾銑條上覆套之議,內閣首輔夏言襄贊其事,給予了全 力支持,後因種種原因而歸於失敗。雖然議復河套功虧一簣,贊決其事者又罹殺身之禍,但此一重大事件對明朝的政治、軍事等方面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東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虛,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僅有原額的三分之一,戰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盜大舉進犯。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後的三四年間,江浙軍民被倭寇殺害的就有數十萬人。所以,嘉靖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間,是東南沿海倭患最為嚴重的時期。雖然最後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並湧現了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將領,成功捍衛了帝國海疆安定,有力打擊和撲滅了倭寇侵擾和海盜瘋狂掠奪行為。

嘉靖帝執政的45年,是資本主義在中國萌芽的時期,“一般認為是一個經濟非常活躍的、農業技術和生產發展的、紡織品和手工業生產大規模發展的時代”。[32]同時,也是文化繁榮和思想活躍的時期,“開了晚明和清代嚴密的、批判的學問的先河”。[33]

“恤士民、賑災荒”,即體恤民情,減輕人民負擔,減免賦稅,賑濟災荒。嘉靖在位45年中,減免賦稅、賑濟災荒45年、100餘次。在依律量刑上,嘉靖嘗諭輔臣:“近連歲因災異免刑,今夏當刑科三覆請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將盜陵殿等物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取決,餘令法司再理,與卿共論,慎之慎之。

“振災耕,勵蠶桑”,嘉靖帝曾親自到南郊耕田勵農,皇后親自到北郊養蠶,並舉行了盛大的儀式,嬪妃、宮女們都參加了。

“振經濟,興市場;理河道,修堤防”,在嘉靖年間,貿易市場發展了,就連醫生與藥店也分營了,稅務在國計民生中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勞動力可以用銀兩抵換,這是低級形態的勞動市場。嘉靖還親令朱裳總理河道,採納了曾省吾《修堤防疏》和《天下郡國利病疏》。

明代中期的商業有過空前的繁榮,全國崛起許多商業發達的城市和圩鎮,水陸商路四通八達,產、 運、銷俱旺,到嘉靖初年臻於極盛。但商業的興盛,也激起包括皇帝及各級勳貴的貪慾.皇帝營建"大工"、皇族毀商霸產、一筆又一筆永不償還的巨大的"商 欠"、以特權強權為後盾的官店、皇店、藩店、衛店、紳店的壟斷經營、強權"和買取物",以及對民間商業的重稅盤剝,都對此時商業的繼續發展構成威脅和破 壞。加之嘉靖嗣位以來政治形勢的惡化,以及"南倭北虜"的入侵與直接破壞,使得原本興盛活潑的商業,太為萎縮,商道淤塞,到嘉靖中後期,全面陷入衰敗的境地。

嘉靖時期對國家祭禮進行了全面的變革,旨在追崇其父興獻王,,塑造帝系正統,為自己藩王入主大統“倫序當立”的合法性作禮義上的論證。祭禮改制伴隨著大批郊、廟等祭祀之所的建設,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同時,祭禮改制也激起了官僚體制內部的權力之爭。可以說,嘉靖祭禮改制對當時政治、經濟產生了深刻影響。

“大禮議”的過程中,出現了《大禮奏議》《大禮集議》《大禮纂要》《大禮要略》《大禮全書》《明倫大典》等緊扣議禮而進行的系列禮書編纂活動,從個人倡導到國家行為,最終《明倫大典》以國家政典的形式刊行,為“大禮議”進行了一次官方理論總結,成為打擊反對派、傳播“大禮”定論的工具,顯現出了朝內政爭與官方史學之間的特殊聯繫。

“興土木,修殿堂;興文化,建學堂”,既修了勞民傷財的宮殿、陵墓,又修了維護朝廷秩序的內閣閣房,同時近30次撥款修建書院。嘉靖重視發展教育,尊重孔子及孔子門生,在全國各地興建書院。嘉靖重視文學藝術,諭示勘刻《三國志通俗演義》和《忠義水滸傳》,使當時的白話小說和戲劇傳奇創作得到了繁榮。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學素養較高,他的詩詞寫得較好,是歷代帝王少見的。

嘉靖間出現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學家,出現了許多優秀文人、學者和文學流派,出現了不少胸懷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諫的諍臣,都與世宗的涵養人才相關,與其所實施的政治寬鬆相關。這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整理出版的時代,是《金瓶梅》和《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等小說戲曲傑作寫作的時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興,是從嘉靖時開始的。

重錄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有兩個版本,人們習慣於把永樂年間的第一個版本稱為正本,把嘉靖年間的重錄本稱為副本。所能見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明實錄》等大量文獻記載的確切史實指出,《永樂大典》是嘉靖帝“殊寶”愛之的珍品。他登基以來,更將其作為必備的參考經典,並時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宮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樓,搶運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諭三四次,焦急失態,足見《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嘉靖帝巡訪圖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宮中火災,火勢危及文樓。火災之後,嘉靖皇帝萌生了將《永樂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頭。重錄副本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與永樂正本的格式、裝幀完全一致。永樂正本移放到文淵閣,明亡之後下落不明。

嘉靖帝在歷史上以崇信道教而著名,是繼宋徽宗之後的又一位"道君皇帝"。[38]嘉靖帝君臣的宗教活動中,有一部分祈神和修省行為是為了消除或減輕自然災害。嘉靖帝以救災為目的的宗教活動,使道教地位有所提高;也對朝中政治格局產生一些影響;還為整飭刑罰和吏治提供了契機。與此同時,他禁絕佛教,對明代佛教、社會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邊防問題,是困擾明王朝的重要問題。北部的蒙古勢力長期與明王朝對峙,然又無法徹底消滅蒙古力量,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的衝突的存在,又使之無法和諧共處。如何解決明蒙問題,成為明王朝歷代君主首要之事。明初明蒙關係敵對,王朝採取抵禦政策。然世宗時期,俺答幾次要求通貢、互市。遭致世宗拒絕,遊牧經濟對農耕經濟的需求致使明蒙關係不斷惡化,明朝邊患問題不斷。

嘉靖年間,蒙古族在其首領俺答的率領下頻繁入掠,給明王朝的北部邊防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進而釀成明代北邊危機的第二次高潮——庚戌之變,並且終嘉靖一朝,北部邊防一直處於刀光劍影的戰爭狀態。

嘉靖帝好標新立異,較少保守思想,強化君權、樹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開始進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改正祀典活動。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號,恢復“至聖先師”稱號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舉措陸續實施。雖然這些與政治、經濟改革關係極小,但卻是嘉靖皇帝敢於變更祖制的結果。

嘉靖帝在改正祀典中,將朱元璋制定的關於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項規定改動了。這無疑動搖了祖制不得變動的陳腐觀念,一定程度上為改革活動的開始清除了思想障礙。

嘉靖帝在對北京城的改造中,很多地方都體現出這位年輕皇帝對禮儀的顛覆與再造。嘉靖初年還在四郊新建了地壇、日壇、月壇。他將敬萬神的天壇改為只敬天神,並興建地壇、日壇、月壇,整個北京城被放置於一幅八卦圖之中:南側為天屬乾卦,北側為地屬坤卦,東側為日屬離卦,西側為月屬坎卦。痴迷於道教的嘉靖還在皇城內大規模營造道教宮觀,遺憾的是絕大多數宮觀沒有保存到今天,如位於今天中海以西的國務院機關辦公地,就曾經是嘉靖皇帝興建的一組稱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築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決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遺址,四面環繞修築京城外郭城。最初規劃的外城長七十里,東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設城門十一座、敵臺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門外和通惠河設置水閘兩處,其他低窪地帶設置水關八處。由於工期浩大,在嚴嵩的建議下改為先修築南面,將正陽門外的大片繁華市區包入,得到嘉靖帝的許可。後因用兵頻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災後將財力物力集中於宮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沒有再築。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築外城各城門的甕城。

嘉靖皇帝為解決長期困擾明王朝的宗藩問題而頒佈實施的《宗藩條例》更是嘉靖朝改革的重要成果。明朝的宗藩制度始於建國初期,在這個制度下,宗室家族世代承襲,只享受優厚的待遇,但卻無所事事,成為由朝廷供養的一群寄生階層。隨著時間的推移,宗室生齒日繁,人數不斷擴大,朝廷的負擔也就日益加重。洪武時,山西惟封晉王一人,到世宗時劇增為兩萬餘人;朝廷所支付的祿米也由每年1萬石,增至87.2萬餘石。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負擔,越來越無法忍受。面對嚴重的“宗藩”問題,嘉靖皇帝採取一系列措施,企圖予以解決。其中收效較為顯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頒佈實行的《宗藩條例》。它一方面限制諸王宗藩的請封活動,另一方面減少親王的祿米,規定了數十條具體條款。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貴族勢力的膨脹,略為減輕了朝廷的財政負擔。嘉靖皇帝實施的改革措施,為萬曆初期張居正全面推行改革進行了準備。

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實際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他執政的前二十年中頗有作為,以不因循守舊的革新精神開創了中興局面,他順應歷史潮流、敢於打破傳統、體恤士農工商、有利社會發展的一面,還應當看到,他的時代的許多建築,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壇,鍾祥的明顯陵、元佑宮等,至今仍顯現著勞動人民藝術創造的風采,為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後日益腐化,朝政日壞,大禮議杖笞群臣、崇奉道教並禍及自身、尋興大獄、誤用佞臣、剛愎自用、局勢動盪不堪。嘉靖帝是個極其聰明並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卻十分小氣,又喜歡亂花錢,也很要面子,能與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階、嚴嵩這類的官場老手。

嘉靖帝執政的四十五年,是資本主義在中國萌芽的時期,“一般認為是一個經濟非常活躍的、農業技術和生產發展的、紡織品和手工業生產大規模發展的時代。”[7]

嘉靖帝和他父親讀聖賢書卻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歷史上還是不多見。這也可與他在禮儀之爭時的強硬態度聯繫起來,除了與前朝老臣爭權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為他敬愛的父母爭名分,因此他不顧自己勢單力薄,在群情洶湧之中,毅然要為自己父母爭得更為尊榮的地位。嘉靖帝是個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顧天下公義,終究太小氣太狹窄,有違寬闊浩蕩的為君之道,後人說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認作確論。

後世的史家說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沒有愛過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統治中,殺大臣殺言官,他毫不留情,連後宮中都到處瀰漫著他的強橫。嘉靖帝與兒子們的關係也說不上融洽,他一直到死都沒有立太子。可以說在他父母去世後,嘉靖帝已經沒有可以溫馨相處的人。每逢節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總要屏退眾人,向父母的靈位長跪,流淚默祝,神情慘楚,讓偷偷窺見的宮女也為之動容,也只在這時,剛強的皇帝才顯出骨子裡的些許溫情與脆弱。

《明史》贊曰: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託,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於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明世宗實錄》:“神聖不世出之主”;“躬秉聖資, 出撫興運, 鏟奸剔蠹, 丕舉王綱, 肇修人紀。立極建中,,肇修人紀。凡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禮之製作,鹹稽謀於天,會通古今,經畫自心,毅然獨斷,一洗俗吏牽跡,經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萬姓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協順,中外敉寧,聲教暨於交南,威靈於窮朔。蓋舉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覲揚之巍巍乎,盛矣!”

史臣:“(世宗)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

海瑞:“嘉靖,家家乾淨”。

張居正:“正德年間, 政體紊亂。至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大統,將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復我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世宗禁革外戚封爵, 乃“超世之見,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啟昌期,曷有紀極!”“臣等竊以為我皇上當英妙之齡, 事事皆祗先猷, 憲章烈祖。則太祖定製與世祖聖諭, 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世祖天縱聰明,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學,其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嘉靖帝為“中興之主”,說他“有不世之奇謨六,無競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獨行五”。“世宗享國長久。本朝無兩。禮樂文章爛焉具舉。齋居數十年,圖邐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真英主哉!始衷終則,新都(楊廷和),永嘉(張璁),華亭(徐階)功大矣。吏治繁偽。兵政窳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方之漢武帝。功不勝過焉。”“釐革積習,誠雄主也。”“以嚴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律為輔;以嚴明修內治,以安靜治邊防。”

嘉靖迷信方術,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寵得幸,全國正直之士被壓抑打擊,官僚士大夫的風氣、習尚就此大大惡變。士風敗壞,一代政治也就沒有希望了。

“煉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幾年天下,就是不辦事”。

嘉靖帝相信方術到入迷的地步,以至走火入魔。”,“嘉靖修齋孤居而不忘獨斷朝綱,與其說是“無為”,不如說深得法家之刻薄陰狠,將帝制的專橫發揮到了極致。

嘉靖朝思想、文化走向繁榮,出現了大批傑出人物和優秀作品。世宗既有倡導引領之力,又有寬容和保護之功”;“家國牽羈,六趣牽纏,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錯綜蕪雜,也因之增色減色,因之充滿希望與失落,充滿追求與幻滅,充滿期待,也不乏惆悵。”“要之,這是一位稟賦甚高的帝王,是一個學者化的皇帝,一個有責任心、敢擔當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國的彎路。

他不穿龍袍,不上朝,但朝中所有的事情都知道,還牢牢把握著軍權和兵權;我在戲裡幾乎沒坐過龍椅,跟《漢武大帝》太不一樣了。

當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來最為聰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幾位皇帝中間,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聰明,絲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於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潛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關鍵。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點,他才躺下睡一會兒,他決不放過任何一個控制群臣的機會。自古以來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沒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為了多活兩年,因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規律,沒有人能動搖他,這是修道的根本。

嘉靖帝信奉道教、敬鬼神,這與他從小生長的環境關係密切。荊楚之地本就是道教的源頭,嘉靖帝的父母也尊信道教,耳濡目染對嘉靖帝的影響不言而喻。嘉靖帝個性很強,認定的事大多難以改易,他不僅本人信道,當上皇帝以後,還要全體臣僚都要尊道,尊道者升官發財,敢於進言勸諫者輕則削職為民,枷禁獄中,重則當場杖死。嘉靖帝時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官至禮部尚書,陶仲文還一身兼少師、少傅、少保數職,這在明朝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嘉靖帝迷信丹藥方術,他派人到處採集靈芝,並經常吞服道士們煉製的丹藥。為滿足自己修道,嘉靖帝數次遴選民女入宮,每次數百名。嘉靖帝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帝命宮女們清晨採集甘露兌服參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宮女病倒。宮女們忍無可忍,以楊金英為首的宮女差點將嘉靖帝勒死,這就是歷史上罕見的宮女弒君的“壬寅宮變”。特別是經“壬寅宮變”幸得未死,從此移居西苑,設醺煉丹,迷信道士邪說,養生修道,二十餘年不回大內,法紀逐漸鬆弛。另在宮內外興建大量宮殿廟宇,加重百姓的負擔,使得國家財政危機愈益深重。

嘉靖帝任用道士,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紙上,然後讓道士燒掉, 企圖讓神仙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一個叫藍道行的道士,平生最恨奸臣嚴嵩,藉助這個機會向嘉靖帝傳達了“奸臣如嚴嵩,忠臣如徐階”的字樣,最終使權臣嚴嵩落馬,而嚴嵩之前是嘉靖帝最喜歡的臣子,藍道行也藉助這一事件得以登上《明史》。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十幾個宮女以楊金英為首,決心要害死嘉靖帝。一天夜裡,她們找到嘉靖帝的宿處,一擁而上,七手八腳按住他,用繩索勒住他的脖子,不料慌亂之中,把繩索打成了死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勒不死嘉靖帝,其中兩個妃子一看事態不妙,就扔下了其他宮女,向皇后報告,想以此得以寬侑。皇后立即帶人救下了氣息奄奄的嘉靖帝。可憐以楊金英為首的這些宮女,包括那兩個向皇后打報告的妃子都被處以極刑。

事後,嘉靖皇帝便搬到西苑的萬壽宮,不敢住在紫禁城的寢宮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時任戶部主事(正六品)海瑞上《治安疏》,嚴厲批評嘉靖帝妄想長生,無父子、君臣、夫婦之情,稱“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又稱如皇帝“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嘉靖帝大怒,命左右“趣執之,無使得遁”,司禮監掌印太監黃錦在旁說:“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嘉靖帝默然,留中不發數月。

海瑞罵皇帝那一年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春天,嘉靖帝是這一年冬天死掉的。嘉靖帝老了,當時徐階也起了重要作用。嘉靖本來要殺海瑞的,徐階說:海瑞是想當比干,皇帝想成全他一個忠臣的名聲嗎?嘉靖皇帝說:“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就把海瑞關在監獄裡10個月沒理他。

嘉靖帝開始沒有子嗣,深恐生育方面有功能障礙。據說是靠邵元節的“設醮靈驗”,嘉靖十五年、30歲時終於喜得後代,且為貴子,接著就有第二、第三個。不管是偶然巧合,還是藥方有效,無疑極大推動了嘉靖帝相信方術到入迷的地步,以至走火入魔。且不說因為丹藥內毒長期積聚,嘉靖帝的健康每況愈下,最荒誕的因為道士“二龍不能相見”一句話,他連太子裕王與另一子都不敢相見,長期隔絕,父子之情有若虛無。

文史專家發現一道聖旨的開頭和一般古裝劇不同,是“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不是“詔”曰。黃浩解釋,在古代,皇帝對下級發佈命令的文告稱為“詔書”,所謂的“制曰”是皇帝表達皇恩、宣示百官時使用的。所以,一般聖旨中表達皇恩浩蕩時,都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開頭。

嘉靖是個聰明人,在書法和文辭修養都有不錯的造詣,有時候也很勤奮,有時候批閱奏書經常到後半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帝於乾清宮駕崩,享年60歲。廟號世宗,諡號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葬於北京十三陵之永陵。






史話實說上下五千年


嘉靖皇帝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聰明,也最善於洞察人心的皇帝,假如他是一位大臣的話,絕對是可以跟“不倒翁”馮道有得一比,連嚴嵩都未必是他的對手。嘉靖玩弄大臣,搞政治平衡術的手段極其高明,儘管他幾十年不上朝,朝政始終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但天賦異稟的嘉靖帝,後期不能把才華發揮在治國上,一味求仙問道,導致大明帝國逐漸衰微。嘉靖皇帝應該是明朝所有皇帝中比較複雜的以為帝王,說他不是昏君,但執政期間朝政腐敗;說他是昏君吧,十多年不上朝,依然牢靠掌握權利,把滿朝文武玩弄於股掌間。

嘉靖皇帝天資聰穎,尤其在書法、文辭修養上都有很深的造詣,從小學習古籍,精通《孝經》、《大學》以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而且熟悉各種禮儀、規範,登基時只有15歲,便通過了長達三年半的“大禮儀”,此後逐漸向眾人展示了自己的非凡才能。任人唯賢,任用了許多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徐階、胡宗憲、張居正、海瑞、戚繼光等,確保了國家各職能部門的正常運轉,還掃清東南沿海的倭寇,加強了海防,維護了東南沿海的安寧。

對於嘉靖,這個歷史上傳奇般的皇帝,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人民印象中,他與修仙練道、差點被七八個宮女殺害、任用大奸臣嚴嵩等事情畫上等號,怎麼看都實在是一個不怎麼樣的皇帝!嘉靖其實是一個很有能力,智商很高的皇帝,這一點尤其在他在位前二十年中表現明顯。繼位後,除採取了歷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減貢、賑災等措施外,還扭轉了自正統以來形成的宦官擅權、敗壞朝政的局面,並下令清理莊田,廢除勳戚世襲;同時,完善和形成了內閣制度,這是封建王朝政治改革的一大進步;對外“御外侵,修邊牆,抗倭寇,安海疆”;經濟文化高度活躍發展,正是在嘉靖任上,明朝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總體來看,在位前二十年的嘉靖,因其不因循守舊的改革創新思想,帶領明朝開創了中興局面,從這些來看,嘉靖絕對是個高智商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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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醉心於道學,可惜在“行道”上失敗了的皇帝。皇帝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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