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檔案春秋》
核心提示:許鹿希語調沉重地感嘆:“對鄧稼先並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應該被很準確地表達的。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會把人吹死的。鄧稼先儘管做了些事，但如說過了頭，也把別人抹煞了。現在九院還有一批非常好的人，還在默默地幹，鄧稼先不過是個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們的，一生隱姓埋名，儘管現在條件好一點了，但是總的說還是很艱苦的。要是沒有這批人，我們怎麼同別人對抗呀!”
鄧稼先和許鹿希
許鹿希，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誰，她就是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夫人，但是，這卻是許鹿希最不願意聽到的回答。許鹿希說，“希望你們理解我們這樣一撥人，如果為了多賺錢，為了有好的房子，那鄧稼先肯定不會回國的。我也兩次去美國，前不久又去了日本，完全可以留在那裡，收入是國內的一百倍……但我們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種東西。”
許鹿希的家在北太平莊的一個大院落裡，很普通的平頂式住宅樓。進了門只見裡面水泥地，白灰牆，裸露的管道和電線，像是沒有經過什麼裝修一樣，更沒看到有成套像樣的體面傢俱和擺設。
許鹿希把我引進一間顯然是待客的房間，那裡除了兩個布沙發，兩把鋼管椅，一個寫字檯，一個小書櫥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貼在牆上的毛筆字:“兩彈元勳鄧稼先”，那是張愛萍的手跡。下邊有一張裝在小鏡框裡的鄧稼先半側遺像，斜靠在書櫥頂上。
相比之下，倒是許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她在開門的時候說“我就是許鹿希”，我就不會直接認她，因為她那件駝灰色的對襟外衣，那頭隨意梳攏的齊耳直髮，那個膚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絕對像個勞動婦女，與我頭腦裡預先勾勒的“元勳夫人、名門之後、大學教授”的形象相去實在太遠了。
楊振寧救出鄧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楊振寧有個與之有著半個多世紀友誼的朋友鄧稼先，我要收集楊振寧與鄧稼先從中學時代開始的親如兄弟的真摯情誼，就必須要找許鹿希了。
許鹿希向我介紹說，鄧稼先和楊振寧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親鄧以蟄、楊武之都是清華大學教授，兩家同住清華西院宿舍，9號、11號更是緊近鄰居。鄧教美術史，楊教數學，性格很合得來。鄧稼先的媽媽和楊老太太都是賢妻良母式的家庭婦女，關係也很好，所以兩家是世交。
鄧稼先出生於1924年，比楊振寧小2歲。他們兩人生性都很頑皮，興趣也一致，兩人都曾在西南聯大讀書，但因為中學時楊振寧跳了一級，大學裡要比鄧稼先高三級，就更是一個大哥哥了，所以鄧稼先對楊振寧很親密。
1947年，鄧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費研究生，須由自己聯繫學校。楊振寧那時在讀的芝加哥大學學費較貴，他就幫鄧稼先聯繫了離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學，這樣他們來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當即回國了，那時楊振寧去了普林斯頓，之後兩人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美國報紙登出了中國研究人員的名單，儘管是英文譯音，但是楊振寧一看就認定其中一人就是鄧稼先。許鹿希說:“後來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鄧稼先?楊振寧說，中央情報局是不可能去編一個名字恰好與鄧稼先同音的。”
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中國，到上海之後定了一份要見的親友名單，其中第一個就是鄧稼先。
說到這裡，許鹿希的語氣突然變得沉重。她說，那時“四人幫”有個計劃，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人遭了殃。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前）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他們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組織了一批人去鬥他，理由是有兩次核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抓住科學測試的失誤上綱上線，目的就是要把負責人鄧稼先搞掉。就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他。周恩來命令把鄧稼先召回了北京，鄧稼先僥倖得救。
許鹿希感嘆道:“我儘管不信佛，但是對這件事情總覺得冥冥之中上天有個安排，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國時，與楊振寧談起，他大吃一驚:‘有這樣的事?’其實，無意之中他還救了一大批中國搞核武器的人。這樣的巧合真不能用語言來描述，簡直太絕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該怎麼表達，我為此非常感激他。”
談論原子彈，鄧楊兩人是那麼心照不宣
許鹿希以輕鬆的語調說了件軼事:
最初見面，楊振寧問鄧稼先在什麼地方工作，鄧稼先說“在北京之外”，“什麼單位呢?”“京外”。楊振寧不明究竟，後來到上海就問弟弟楊振漢“京外是什麼單位”，楊振漢聽了哈哈大笑說，“哪有這個單位啊!”
許鹿希說:“實際上，那之前楊振寧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彈的了。後來他們兩人見面什麼都談，楊振寧就不再問稼先有關單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後，在離開北京去上海回美國的飛機舷梯旁，楊振寧突然問送行的鄧稼先，據說中國搞原子彈有美國人參加?鄧稼先為難地推託說:快上飛機吧，我以後告訴你。因為鄧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實；否定吧，那就證明他自己也在搞。
“其實楊振寧是在測試稼先。”許鹿希笑著解釋。事後鄧稼先馬上報告周總理，總理指示要儘快答覆楊振寧:中國的原子彈氫彈都沒有外國人參加。鄧稼先連夜寫了封信，交專人送到上海。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給楊振寧，楊振寧打開一看，知道是中國人自己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搞成功了這樣的大事業，頓時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對於這件事，後來我專門詢問過楊振寧，他的回答也是這樣的。
許鹿希說，那以後，楊振寧每次來中國，當鄧稼先和他在一起時，總是楊振寧口若懸河地講，鄧稼先在一邊靜靜地聽。因為楊振寧瞭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進展，什麼都是公開的；而鄧稼先恰好相反，什麼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謹慎開口，生怕洩漏任何一點“天機”。所以，往往是鄧稼先簡單提問，楊振寧滔滔回答。
鄧稼先留下了一張非常特殊的照片
許鹿希非常痛惜地說，鄧稼先去世時患的是直腸癌，照理，當時直腸癌已經不是絕症了，有好幾個他們相識的人，相同的病，動手術後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鄧稼先因為長期從事這工作，骨髓裡就有了放射線，所以一做化療，白血球和血小板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麼大，嘴裡全是血，耳朵裡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難挽救。
許鹿希特別給我解釋說:中國的核試驗，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實有好幾次失敗，而且事故很嚴重。那種時候到事故現場去，鄧稼先總是衝在前頭。有一次空投預試，氫彈從飛機上下來，降落傘沒有打開，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沒有爆炸，但是摔碎了。這是一次後果嚴重得難以預測的事故，核彈非得找回來不可。因為沒有準確的定點，一百多個防化兵去找都沒有找到。鄧稼先就親自去了，結果核彈被他找到了。當他用雙手捧起碎彈片時，自己也就受到了最嚴重的放射線侵害。
許鹿希說她保存著一張特殊的照片，那是鄧稼先尋得那顆未爆核彈時拍下的。平時的鄧稼先從來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這核彈以後，已意識到了這事對自己的身體將有決定性的嚴重後果，就一反平素的習慣，在上吉普車前返回時，主動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機部副部長趙敬璞一起拍了這張照片作為紀念。之後，鄧稼先怕許鹿希擔心，從沒給她看過這張照片。現在這張照片是許鹿希在趙副部長那裡見到之後自己翻拍的。
許鹿希說:“外國情報說中國一共進行了45次核試驗，而我們自己則說進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傘沒有打開的這一次。後來核彈照原樣重做了一個，降落傘打開了，也就成功了。”
“稼先他要親自去找”。許鹿希聲調變得十分低沉:“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
中央軍委下了命令她才接受拍攝採訪
兩個月後，我帶了攝製組去北京實地拍攝。
那天夜裡，我給許鹿希打電話落實第二天的拍攝內容和要求，我說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請她講一段話。想不到許鹿希斷然拒絕，“這絕對不行!”並且嚴肅質問我，“你上次怎麼沒說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來，她早就回絕我了。
她說:“在楊振寧的片子裡決不能出現許鹿希。即使楊振寧來動員，我也堅持自己的意見，相信他是會尊重我的。我堅決不拍，因為我不是搞原子彈的。”
第二天我們去許鹿希家，見了面，她卻又是那樣溫和與善解人意。她已準備好了7張照片和2份信函的複製件，指著一張他們夫婦在醫院裡與楊振寧的合影，她深情地說，這是鄧稼先最後一張照片，當時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還有擦不淨的血痕。這張照片對她是最寶貴的紀念，她絕對不讓它離開自己一步。
我見她這麼平和，就又試著說服她接受拍攝採訪，不料她馬上“絕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經說過了，絕對不行。我接受拍攝採訪只有一次，是在《兩彈元勳鄧稼先》的電影片子裡稍微講了幾句，那是中央軍委下了命令我才說的。”
沒有辦法，我們只得作罷。等大家坐下來休息時，許鹿希又談笑風生了，還為她昨天和剛才的堅決拒絕道歉。她表白說:“希望你們理解我們這樣一撥人，如果為了多賺錢，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傢俱，那鄧稼先肯定不會回國的。我自己也兩次去美國，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裡，那裡的工資是國內的一百倍……所以我們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種東西，希望你們能理解。”我說我們不但能夠理解，而且更看重她這樣的風骨和人格。
許鹿希語調沉重地感嘆:“對鄧稼先並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應該被很準確地表達的。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會把人吹死的。鄧稼先儘管做了些事，但如說過了頭，也把別人抹煞了。現在九院還有一批非常好的人，還在默默地幹，鄧稼先不過是個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們的，一生隱姓埋名，儘管現在條件好一點了，但是總的說還是很艱苦的。要是沒有這批人，我們怎麼同別人對抗呀!”
北京三十一中學曾經要把校名改為稼先中學，許鹿希沒有同意，她認為這個學校出了9位院士，還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為中學，應該紀念所有它培養過的人才對，不一定就改為“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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