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歲的王淑珍要搬家。問她有什麼想法。王淑珍有 78 年沒搬過家。她說我想法可多了。但一開口說不上幾句。
太陽難得出來，很快又偏移過去。王淑珍坐在弄堂口，戴一頂針織貝雷帽，三年前自己縫製的，八瓣頭，頂上還做出短短一截的帽尖。她的頭小巧，頭髮灰白柔軟，貼在頭皮上，帽簷下露出一點發梢。和年輕時的照片相比，她的臉更瘦削，更扁平。照片上的眼皮褶皺輕薄一條，老了變成無數密密麻麻的細紋。右眼失明，灰濛濛一片。
張園的 1122 戶裡，如今還住著不少老人，王淑珍是其中最年長的。路過的人問她要搬去哪裡，得湊近了對著耳朵喊。“搬去浦東，大兒子那裡。”她也喊著答。里弄一天比一天空。收舊傢俱的三輪一輛輛蹬進來，都是裝滿了才走。有人端著痰盂走過——至今有人家沒安裝抽水馬桶，每天上午出來倒。
張園東面一塊 9375 平米土地的使用權一個多月前以 58.02 億元的價格被賣給了華潤為主的幾個開發商。張園所在的靜安區政府想把這裡改造成第二個“新天地”，一片保留舊式里弄的商業區。在張園所處的南京西路一帶，他們已經接連改造了“豐盛裡”，並在拆除的“大中裡”原址上建起來商業區“興業太古匯”，星巴克甄選烘焙工坊就開在其中一幢 2700 平米古典風格的圓形建築裡。
吳江路以南、石門一路以西、泰興路上的張園將是下一個。“房子不會拆”，但被要求在今年 3 月 8 日之前清空。
王淑珍住在底層東面的一間房裡，大小三十平米，靠著張園的主道。院子推門進去，先是一處不大的天井，兩邊石頭磚塊壘出地界，雜草野花長在敞口的痰盂裡，只留一條一米來寬的通道。王淑珍的家在通道的左手邊。天井前方本是個正廳客堂，但經過幾次改造，已不好辨認。踩著早年鋪就的小塊花磚（如今又時興了）再往裡走，便是通往二層的樓梯，行將就木，顫顫巍巍。走到底是公用廚房，上海話叫“灶披間”。
因為膝蓋裡有積液，王淑珍已難走動。她常躺著，床就擺在北面閣樓的下方，抬頭能望見 1948 年加出的半片閣樓，加上原有的半片，新木頭連著舊木頭，涇渭分明：舊木頭泛白，木片也裂開。如果起身，她就在門邊的方桌前坐下，藤椅上鋪著用棉布或牛仔布料縫製的坐墊。
方桌前是大面的玻璃窗。張園的一些房子早年嵌窗戶用的是彩色圖紋玻璃。王淑珍家沒有，只是常見的透明玻璃。東面房間一天裡就上午的一陣有太陽射進來。窗簾也不掛，只拿半截半透明的白布擋了擋，像舊時西餐廳的卡座隔斷。
玻璃窗通到四五米高，從天井看，被雕花的房簷團團圍住。本來，玻璃也直直地扎進地裡，但在 1976 年小兒子結婚時拆掉了一半：擔心玻璃不夠承重，於是在下方加了木頭的支撐。1976 年，這裡發生了許多事，差不多也是這一年，這間房子的樣貌固定下來，沒再大變，直到 2008 年政府出錢修建了帶有抽水馬桶的廁所。廁所擁有現代感的白色外立面，就像錯塞進里弄的集裝箱，遲早要搬走的。
1
張園的這些里弄房子是在 1920 年代建起來的。那之前，這裡原是上海最大的私家園林“張氏味蓴園”，又稱張家花園。商人張叔和從英國人的洋行手裡買下這片園子，在 19 世紀最後幾年不斷修整，園林之外，又增設餐館和遊樂場，對外開放。園子裡還落成了當時上海的最高建築安塏第。直到現在，一些古建築保護者還提議，重修張園某棟建築的外立面，重現一座安塏第。
但安塏第帶來的盛況沒能持續， 1919 年張家花園易主，原有建築被全部拆除，改成了聯排的里弄住宅。可人們還是習慣稱呼這裡“張家花園”。
里弄和王淑珍活得差不多久。王淑珍在 1920 年出生，被上海南市區一戶開中藥房的人家收養。她很少出門，偶爾隨家人去看南方戲，去文廟或大世界。大世界是當時最熱門的遊樂場所，幾年前就是它蓋過了張家花園的風頭，讓它徹底歇業出售。在家時，王淑珍常繡花，她讀過五六年的書，但更喜歡女紅。如果出門吃喜酒，父親會喊裁縫來家裡給她做一身新旗袍。裁縫上門，請他吃三頓飯，工錢能省不少。
她有幾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十二歲那年，她們去影樓拍照，其中一位富家小姐身著西式洋裝，沒多久便“去幹革命了”。
1939 年，19 歲的王淑珍嫁給一位長她三歲的先生，打算隨他一道搬去香港。先生凌振華識得幾個英文，姑父張瑞博在香港交通銀行擔任高級經理，給介紹了一份本行的工作。兩人先在上海辦了場婚禮，酒席在當時有錢人常去的老西門大富貴酒樓。先生希望王淑珍在名字前冠夫姓，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寄到家裡的信都寫著“凌王淑珍”。
在香港，凌振華的襯衫被送去店裡清洗熨燙。生活看起來考究，不過多半是因為氣候潮溼，很難晾乾。淩氏夫婦住在皇后大道西，是一套大房子，但被隔成三間，分租給三戶人家。天花板很矮，隔斷沒有到頂。其中一間住著超過 5 口人。王淑珍不喜歡出遠門——比方說坐輪渡去澳門，但偶爾也去遊樂場。她打算一直在香港待下去。
計劃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早上被打破。日本空襲了啟德機場和深水埗軍營。港督隨後在 2 月 25 日宣佈投降。凌振華所在的交通銀行被遷往重慶。王淑珍已經懷孕，她隻身回到上海。
先生凌振華在上海的家原在順昌路的瑞華坊，家裡還有兩個女人，一位是凌振華的母親，一位“老太太”——凌振華的奶奶。老太太在 1939 年——孫子去往香港沒多久——主導了一次搬家，她拿金條頂下張家花園裡一戶人家的一間東面廂房。張家花園此時還住著不少大戶人家，但已經有人開始把底層的房間外租。老太太從瑞華坊搬來一個櫃子、一張方桌，都是早年在蘇州定做的，還有一套孫子凌振華結婚時候做的傢俱，其中有一張紅木梳妝檯，都擺進這一長間。
王淑珍回來一看，覺得張家花園“一般來兮”。新式里弄靜安別墅已在 1929 年建成，原來的瑞華坊也有多戶合用的抽水馬桶。但張家花園沒有。男人在天井裡沖涼，女人洗澡則要躲進一隻大木桶，木桶擺在家裡。
出了門倒是有些時髦地方，像是上海最大的理髮店“南京理髮”，但王淑珍還是不大出門。她坐在方桌前做針線，坐不住了就到陽臺上去看看對過人家在做什麼。也沒什麼需要她動手的。家裡請了個“南京媽媽”做飯洗衣，她會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天井裡那條矮矮短短的木條上。婆婆負責倒馬桶，她認為倒馬桶的姿勢對年輕女人來說太不體面。
大兒子在 1941 年出生。凌振華沒能從重慶趕回來，直到 1947 年大兒子六歲那年凌振華才正式搬回上海。但如果問王淑珍，住在張園的這麼多年什麼時候最開心，她會毫不遲疑說，養個兒子，開心啊。她指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大兒子兩個月大，腳上的鞋子都是她自己做的。其它時候，她看著自己的老照片會使用“滑稽”這個詞。“你說滑稽嗎？人竟變成了現在這副樣子。”
大兒子出生這一年，家裡發了大水，暴雨讓水漲到棕棚床那麼高。張園的這些底層房子地勢低，又沒有下水通道，如果沒有其它的臨時居所，好騰出空間加蓋地面的高度，類似的情況會持續到 2000 年以後。王淑珍家就沒有加蓋。水最高的時候，馬桶要放在洗腳桶裡，才不至於打翻。每年有一兩天，老人和孩子會躲在閣樓，王淑珍需要穿著丈夫的進口套鞋，把飯通過竹籃送到閣樓上。
2
凌振華回到上海的第二年，家中的人口馬上要增至八人。除了兩位老人、南京媽媽、一對夫婦和“寶貝的大兒子”之外，大女兒已經出生，二兒子的預產期在 1949 年年初。但他們沒有能力找到更大的房子。
閣樓本來是個儲物間，只有半層高，人在上面直不起腰。凌振華打算再搭一倍的面積出來。擴建閣樓的不止凌振華一家。木匠習慣問，要不要搞點花樣，“搭出花頭”。王淑珍說不用，就睡睡人。家裡老太太管錢，但王淑珍也知道家裡沒那麼寬裕。閣樓的面積最終擴增到 13 平米，不用加床，直接鋪板睡，最多睡過五個人。
二兒子一出生，王淑珍就在家門外掛上火腿。5 月 26 日夜裡，只聽窗外噼啪噼啪的槍聲，驚了一夜。天一亮，南京媽媽出門回來說，“弄堂口都是解放軍，都坐在弄堂口對面的 77 號門口”。77 號是個獨門獨戶的大院子，住著某位國民黨軍官的一家。上海一解放，他們便匆忙離開，留下一汽車的麵粉、衣服，隨人去拿。南京媽媽拿了幾件棉毛衫回家。
二房東一戶本來住在二層，有四個兄弟。他們是講究的人家，夏天熱的時候會在天井裡搭上涼棚。但沒過幾年，他們就舉家搬走。因為政府決定“對私人房屋的社會主義改造”，房子“由國家進行統一租賃”。張園搬進了更多條件不太優渥的住戶，都擠在一個小單間裡。即便如此，還是沒能減輕上海當時糟糕的住房問題。老房客和新房客都開始向國家繳納租金。一樓的客堂本來擺著茶几和長椅，歸凌家待客用，這時改為交房租、水費的地方。
生活比不寬裕時更糟，甚至有些拮据。政府推出新的“評級評薪”工資標準後，普通銀行職員凌振華的工資和福利已經不夠家用。過去，交通銀行每月會發放米、食用油、肥皂和煤油爐用的整箱花油，還負責職員孩子大學前的學費。但到了 1950 年代，只有少數職員在評級評薪後還能拿到安慰性質的“保留工資”，凌振華不在其中。
凌家再用不起南京媽媽。凌振華離開交通銀行，他先去閔行澆水泥，一週回家一次。又去菜場。後來在商店裡做財務，坐著收錢。王淑珍想出門做事，補貼家用，即便“去小學看門也挺好”，但婆婆不樂意。她在 1957 年買了一臺“無敵牌”縫紉機，打算做些縫紉。婆婆在這一年過世，人們都說她是因為一年前凌振華姐姐的去世太過悲痛。
1958 年，39 歲的王淑珍終於走出家門，她把這歸功於政府“要解放婦女勞動力，要喊婦女出去”。
1958 年通常被認為是“大躍進”開始的年份。不切實際的鍊鋼運動改變了許多房子的外立面。王淑珍家窗戶上的鐵架子被全部拆光，暴露出木結構。上海要“建設成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里弄院子裡的客堂間被生產組佔據。王淑珍在青海路一處客堂間的縫紉生產組，她把自己新買的縫紉機搬了過去。凌振華家的廳堂被改成理髮生產組，只留出窄窄的一條過道，進出房門。
這些生產組有類似“七角八角，胸懷世界各國”的口號，用上海話讀來郎朗上口。王淑珍的工錢是一天三角，她用布做游泳衣，手工精細，但橡皮筋一鬆，便沒了彈性，“一上岸游泳衣就要掉下來”。縫紉生產組也給鴻翔公司做成衣，在三四十年代，這家公司因為給宋慶齡和英國伊麗莎白公主做過外套和緞料披風而非常出名。
小女兒在這一年出生，但緊湊拮据的氣氛讓她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是一點不寶貝的”。她受到的最大優待是沒有睡過閣樓。住在房子裡的人日益減少，大兒子在第二年也離開上海，去北京念大學。出發前，一家人在張園大客堂的門前合了張影。
房子內外的事都讓王淑珍無暇顧及剛出生的女兒。老太太在 1964 年去世前，一直生病臥床，她患有阿茲海默，夜裡會突然醒來，大叫“餓死了”。王淑珍白天去生產組，下午兩點請假回家給老太太弄點水喝，再去生產組做到 4 點半，趕回家一面給老太太換尿布，一面做飯。客堂間的理髮店此時還沒有下班，從房間到灶臺間走動都不太方便。
隔壁樓上的楊洪興有時候會講，“凌家媽，你這麼苦”。他不會想到，幾年後人們也這麼看他。
3
1967 年的一天，王淑珍抬頭看見楊洪興把一隻腳伸出了窗門外。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二樓跳下，摔斷一條腿。但好歹活了下來。
楊洪興的父親是個包工頭，早年在張家花園買下幾處院子，留給三個兒子。楊洪興是老二。過去他開一輛小汽車，停在弄堂口，拉個汽車棚。但從 1966 年開始，一群十多歲的紅衛兵大張旗鼓地“抄家”，他們把私人財物一卡車一卡車地運走。地方誌的記錄稱，整個靜安區有 14% 的門戶被“抄家”。
張家花園在那幾年很不太平。每天弄堂裡都有人遊街，一兩個小時地敲鑼叫喊“我是謝柏青（音）guang～guang～反革命guang～guang～金銀財寶殺人武器”。“那你交出來呀”，他便說“我實在沒有的呀”。
凌振華一家沒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遇上大麻煩。大女兒在閔行做了兩年會計後 1968 年去了安徽農場，家裡只剩四人。30 多平米的房子住四個人，不算太寬敞，但隔壁一戶人家還是批評他們的住房太大了。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凌振華給靜安區威海路房管局寫了一封信，希望把 1948 年額外搭出的閣樓算作“私人閣樓”，而非“公閣”，這樣每個月能少交幾毛錢的房租。凌振華找了兩個證明人，其中一位是楊洪興。墜樓事件後，楊洪興一家仍住在隔壁院的二樓。他的太太一直在張家花園住到 100 歲，在 2008 年去世。
因為小兒子結婚，凌家在 1976 年花了不少錢。這可能是凌振華寫這封證明信的原因之一。小兒子叫來房管所，在南面隔出一個獨立的房間作為婚房，還開出了一扇門。家裡全部粉刷了一遍。窗戶也改了，改成一半木板一半玻璃的短窗。王淑珍請人把她結婚時的一套傢俱整修了一番，花了不少錢，擺在小兒子的婚房裡。
小兒子是全家最想搬出張園的人，儘管對改造它最上心，但始終不能滿意。兩年後，他還為此和凌振華鬧了彆扭。凌振華認為這裡沒什麼不好，他覺得很習慣。1985 年，小兒子終於拿到了單位分房的配額，如願搬到了南市區。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房子，面積也不大。
家裡突然變得有些空空蕩蕩，客廳裡甚至能擺下沙發。只有沒出嫁的大女兒和他們住在一起。凌振華和王淑芬把床搬進了隔出來的房間，朝南擺著。自打結婚後，他們一直沒有獨立臥室。1990 年代，他們還在臥室裡添置了一臺電視。
小女兒在 1976 年被分配去了奉賢的星火農場，要一直到 1989 年結婚生子時才回來。等她回來時，她發現客堂已經改作了電話亭，不時有人進來聽電話，他們喊王淑珍“張家花園凌家媽”。 84 弄那棟“四面走盤樓”的大房子不見了，1977 年在這裡作業的元件廠發生了一起火災，1989 年這裡被改成了海港賓館。
她還會發現，從她離開的那年起，這間房子的模樣就固定了下來。沒人想再去改造它，也沒人有能力。“一直沒動過。好多年就一直這樣。”
小女兒嫁給了在農場認識的一個上海人，他們的兒子葉弈在 1989 年出生。結婚時，王淑珍叮囑她：“到人家家裡，事情都自己做，不要什麼事情都叫男人做。不要讓人家認為，這個人的大人沒教養。”
4
上海的舊區改造從 1990 年代就開始了。政府想出了土地批租的辦法，引入外資幫助城市更新，他們則幫忙加速動遷。南京西路在那幾年有 20 項大工程。最著名的例子是梅隴鎮廣場，在 1993 年動工時，146 戶人家和 27 家公司在 8 個月裡搬走。同一年，南京西路上的慈厚北里也簽約批租，市政府稱要在 2000 年前完成這裡的棚戶改造。
那時凌振華也許想過搬離張園，也興奮地謀劃過。張園在南京西路以南，1996 年，凌振華眼見前面一片全在動遷，他讓小女兒和外孫葉弈把戶口遷回張園。“說你們家小，又有個兒子，兩個都是農場回來的，你們又沒什麼能力買大房子。”在當時，拆遷安置面積按戶籍人口數計算。張園的這間房子一下子有了五口人。
這一年，吳江路路口那棟圓弧形大樓中央大廈裡的居民也被遷走，建築保留下來；地鐵 2 號線開始施工，其中一站是南京西路站。但張園一直沒有動遷的消息。
因為戶籍更動，葉弈在 2001 年被劃分在張園附近的初中民立中學。為了上學方便，他搬進這間房子，和姨媽睡在閣樓下方。房子的環境很糟糕，夜裡睡覺時，有老鼠在被子上跳躥，發出悉索的聲音，葉弈便蒙著頭睡。早上起來，葉弈有時候會去倒痰盂，但需要等一家人用畢。小楊生煎在吳江路剛剛開出第一家店，生煎一塊錢一兩，是葉弈的早餐。
葉弈是在 2004 年初中畢業後搬出張園的，他在民立中學的朋友們在 2006 年大中裡的動遷中也大批搬走。
凌振華在 2005 年去世，沒有看到大中裡的拆遷和它引起的巨大轟動，也沒有看到 2008 年家裡新裝的洗手間，配備了抽水馬桶和淋浴器。廁所擺在南面隔出的單間，差不多佔掉了房間的一半，彷彿這才是家裡頭等要緊的東西。
凌振華去世後，張園的這間房子裡只剩下王淑珍和始終未出嫁的大女兒。她們賣掉了木製大床，只擺了兩張鐵架的小床在閣樓下方。只有一點點光從床頭的窗戶透進來。
2010 年，王淑珍和小女兒去香港旅行。她想去看看凌振華過去工作的地方。路過維多利亞公園時，她認出這裡過去不是個公園，是條河。
王淑珍有讓人印象深刻的記憶力。二月底，她和兒子女兒一塊兒收拾東西，她幾乎能說出每件物品的來歷，這讓她更不忍心丟棄。她收起兩件結婚時的旗袍，只有像她這麼纖細的身材才穿得進去。
也許也想過搬離張園，但王淑珍很少言語，而且，時候來得太晚了。老人搬家如同受罪。政府提供的安置住房在寶山區高境路、閔行區浦江基地、松江佘山北、浦東新區三林和青浦區徐涇北。王淑珍選擇現金補償，根據建築面積的話，政府提供每平米 16 萬- 18 萬左右的補償價格。這些錢足夠在市區買一間同等大小的房子，但如果希望有方便王淑珍日常出入的電梯，事情就變得棘手起來。
王淑珍暫時決定搬到大兒子在周浦的家裡。大女兒照舊同她一起，照顧她的日常起居。老櫃子和方桌也都會搬去那裡。大兒子今年 78 歲，他在張園出生，不過從 17 歲開始他就從這個房子裡消失了。
外孫葉弈是名基金經理，大學畢業後任職於香港的一家投行，幾年前回到上海。他站在王淑珍身邊，宣佈了一個志在必得的計劃：在張園完成改造後，他打算租下這間房子，開間咖啡館或者隨便什麼。
攝影：姜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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