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個不同屬地的地理名詞。一個在碧江區環北辦事處，銅仁市東面，一個在沿河自治縣思渠鎮，銅仁市西面。一個位於城市中心，一個處於大山深處。一個見慣了霓虹華燈，歌舞香檳，車水馬龍，一個苦守著山南水北，貧窮孤陋，落後荒蕪。
如今，因為易地移民搬遷，響塘龍與一口刀，像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成了親戚，成了家園與家園的重疊。
靠山不能吃山。移民朱瓊說：“村裡的許多地都荒著，靠種地養活不了一家人，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務工，種地的人很少。村裡八成以上青壯年都在外打工。”
他鄉難容飄蕩的靈魂，故鄉無法容身。每年，他們像鳥兒一樣南遷北徙，年底匆匆回來，看一眼老人、孩子，屁股沒坐熱，又匆匆往外趕。他們把家拴在行囊上，忍受著一年三百六十五個日子的孤獨與辛酸，幾乎全部收入都供孩子上學，希望有朝一日能離開這個貧困的地方。
“真的沒想到，幸福來得這麼快。”
去碧江區環北辦事處響塘龍易地搬遷安置點，如果走捷徑，需要穿過一條狹窄的巷子。巷道盡頭，連接著一座土丘，泥濘道路的兩邊，青色菜蔬葉子被雨水澆得透溼，翻下土丘，穿過一條寬闊馬路，就到了安置小區門口。
寬闊的廣場，整齊劃一的樓房，花臺，路燈，綠化樹，商鋪，物業，保安，一切都在無聲說明，這裡是城市的一部分。
“早就盼望有這一天囉！”五十歲的袁新芝一說一臉笑。是那種真誠的笑，發自內心的笑。袁新芝可不是一般人。她有著城裡人的氣質和派頭，捲髮，圍巾，紅色外套，走路時高跟鞋發出有節奏的“可可”聲。
袁新芝不太標準的沿河方言暴露了她的身份。她說自己是河南開封人，是被丈夫騙來的，在一口刀那個“鬼地方”生活了九年，2018年易地搬遷到響塘龍安置區。新房在十三號樓，電梯房，一百平方米的三房。一家五口人，滿夠住。
袁新芝與丈夫朱永喜是在廣東打工經人介紹認識的，兩人結婚時都是三十好幾的大齡青年了。袁新芝初中畢業，性格開朗，骨子裡天生有股子浪漫勁，對待婚姻大事當然就挑剔，這樣一來二去，就成“剩女”了。丈夫朱永喜家住一口刀村坨的組，家裡只有半間木房，小時候窮得飯都吃不飽，更別說娶“媳婦”。在遇到袁新芝以前，朱永喜以為自己這輩子也要像村裡那些老光棍一樣，恓恓惶惶過一輩子了。
兩口子先是旅遊結婚，然後在外打工，直到孩子到了上學年齡，丈夫才第一次領著“媳婦”回老家。
對她而言，接下來的生活，當初抱有的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會有多大。
一口刀是典型的深山區、石山區，交通閉塞，生態非常脆弱。“一口刀”就是取其“刀背上”的意思。十一個村民組散落在酷似一把菜刀的林莽山叢中。
山腳下，八百米處就是奔騰的烏江。上世紀八十年代，峽谷中每天有一趟班船，在一塊稍見寬闊的地方靠岸，待客人上下完畢，船又慢慢旋開，繼續向峽谷中行去。汽笛聲在兩岸的峭壁上碰蕩，悠悠地響了好一陣子。回頭再看那些剛剛下船的客人，三三兩兩，或肩挑，或背馱，被繩子一樣從山崖上拖下來的茅草小路，盪來盪去地摔擊。
那時的一口刀，像一隻被紮緊了口子的布袋，只有峽谷中的烏江，是唯一的出口。
山多土薄，亂石叢生，全村人均耕地面積不足一畝，有人開玩笑說“一個石旮旯裡只能栽三根絲茅草”。土地下放以後，有一丘田被分給十一家人種，一家收不了幾碗穀子，最後只好合在一起，輪流耕種。
缺水，成了一口刀人的致命心傷。在一口刀村，幾乎每家都有一兩隻半人高的木桶。人們把這背水的木桶叫做“晏桶”。一口刀人從一出生就知道水的金貴，稍一長大就得學會“背水”。每逢天旱，附近的水井枯竭，一口刀人就得揹著“晏桶”到遠處去候著輪子背水。往往，一個來回得三四個小時。
袁新芝最害怕的就是“背水”。她的老家是平原，吃水都是從地下打井，軲轆把子一搖，水就提上來了。如今要將一隻“晏桶”貼在背上，馱著滿滿一桶水爬坡上坎，簡直比登蜀道還難。
第一次和愛人帶著孩子回家時，袁新芝穿著高跟鞋，高一腳低一腳地緊跨慢跨，起先還沉浸在看風景的興奮裡，不停地問丈夫，你們這裡咋長那麼大的山。走著走著就累得吭哧吭哧像牛喘。
“我砸了他們一家人的碗。”袁新芝絲毫沒有悔意，“那會兒我是真的生氣了，好不容易走到家，一看，一半間木房歪歪倒倒的，簡直沒辦法居住。我第一次背水，不知道方法，走一步，水就在背上哐當哐當響，一不小心就盪出一股，從脖頸那個地方淋下來，搞得渾身透涼。走一步，又哐當哐當盪出來。那種絕望啊，真是沒法形容……我是真生氣了，回家就將他們家的碗全砸碎了。”
“你生誰的氣呢？”
“當然是老朱啊，他那個騙子，要是當初知道他們家這麼窮這麼偏遠，打死我也不會來。”
後來，寨上就有人教她如何背水，說要裝滿一桶，俗話說“半壺水響叮噹”，如是隻裝半桶，水的體積不夠，就在桶裡晃盪得厲害，得裝滿一桶，走路時身子要平穩，不疾不緩，保持擺動的幅度，水就不會晃盪出來了。還有人教她如何燒柴火，如何避免柴煙燻眼睛。
朱永喜繼續當他的候鳥。春節一過，就出門打工，年底回家，只在老家短暫地待幾天。
袁新芝不想在老家呆了，她想跟丈夫出門打工。她打電話給老朱，老朱說你走了孩子怎麼辦？如果不讀書，難道還讓他們長大了跟我們一樣打工？
一個人沒有改變自己故鄉的權利。對於妻子的怨言，朱永喜有愧疚，但這份愧疚，卻是他無法改變的事實。為了孩子能上學，他只好說服妻子留在一口刀老家。
“後來我就去思渠鎮上租房子，把兩個孩子轉到鎮上去上學，條件稍稍好了一些。”
沒事的時候，她就靠在窗前想心事，想自己的一生，想當初“受騙”跟丈夫來一口刀的傷心事，她以為這輩子徹底完了，會在深山老林裡過一輩子。她做夢都想到外面買套房子，哪怕很小，只要能夠搬出那個“鬼”地方就行。
袁新芝平時喜歡唱唱跳跳。搬到響塘龍安置點，丈夫依然去廣州打工，他嫌當地的工資沒有外地高。說先打幾年工，等孩子們讀完書，再回來。
晚飯後她常常去廣場上和人跳舞，感覺自己真正成了一個城裡人，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
她現在在響塘龍小區的牽手面館學習培訓，結業後可以在那裡打工掙錢。讓袁新芝高興的是，小區的基礎設施逐漸在完善，她準備組織人，在社區成立一個舞蹈隊，晚飯後就不用走遠路去其他地方跳舞了。她動員那些搬遷來的婦女們“不要怕笑，要像個城裡人一樣生活”。
她說她很忙，馬上要去麵館培訓。話還有半截在嘴邊，人就飄到門邊，留下一串節奏感很強的可可聲。
沒有鄉愁的人是不道德的。對於易地搬遷的移民來說，那種家園被連根拔起的陣痛感，需要時間來慢慢止痛。祖祖輩輩，他們就生活在山裡，大山就是他們的依靠，是他們命運與家族歷史的載體，世世代代血脈相連。山上的每一棵樹，每一塊石，每一寸土，村子裡的雞鳴狗吠，牛歡馬叫，晨霜曉露，晚霞夕陽，深夜星空，小河流水，風吹樹葉響……所有這一切，都早已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六歲的楊緒花老人說她們蓋上組三百多人全都搬遷到銅仁了。
“蓋上”在民間詞典裡，是“高山”的意思。蓋上組在一口刀村屬於偏遠中的偏遠，前些年村民集資修了一條毛公路，平常青壯年都出門打工，家裡只留一些老人、小孩，半年難見到一輛車。
“還是搬來好。老家出門就爬坡，有病都找不到車。”老人是第二批搬遷上來的，搬家那天吹大風，家裡的破爛房子差點就吹倒了。老人說以前的老房子，一下雨就滿屋漏，如今住在嶄新的高樓大廈裡，條件當然好多了。上半年，她還在給兒子帶小孩，後來兒媳婦回來，她就清閒下來了。
“耍不住。”
耍不住，沿河土話，閒得無聊之意。當然，“耍不住”是因為生活環境變化了，但生活習慣還沒變。“耍不住”也體現了他們從鄉村人轉變為城裡人的不適應。對於新家園歸宿感的建立，需要時間慢慢填補。
老人每天就去街上撿垃圾，主要是撿紙殼、廢書廢報，“管不了幾個錢，一天也就掙個十來塊，但是要動起來人才舒服”。
“方便是方便，但這城裡頭不比在老家，樣樣都要錢買，喝口水都要錢，壓力也不是沒有。”老伴朱啟志在小區裡當保安，一個月有一千八百元的收入。三個兒子都在一個小區住，但他們都在外面打工，過年過節才回來幾天。
“聽說城裡埋個人都要一大筆錢。老了，想歸根。”
也許是年紀尚輕，田江英腦子裡還沒有“落葉歸根”的概念。她的鄉愁全在“那邊”丈夫的身上。
“快過年了，想回去燒紙。”她說老家還有些老親戚，平常有什麼大事小務也不得回去，都是託人帶點“人情”，現在一家人搬遷到銅仁，日子比在老家強多了。只是來去一趟費用太高，她捨不得。
四十三歲的田江英是一口刀大壩組的人，八年前丈夫就去世了，她一個人拖帶三個兒女，生活的苦難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種月黑風高夜、孤獨無處敘的艱辛與艱苦，早已被日子摩挲得風平浪靜。
愛人去世時，她才三十出頭，帶著三個孩子，實在沒辦法，就狠著心將孩子留給公公婆婆照看，獨自出門打工。後來孩子要上學，她便回家租別人土地，每年收入五千斤玉米，養一頭豬，平常就在附近打點零工，供孩子上學。
2018年7月，田江英一家易地搬遷到響塘龍。大女兒硃紅去年在溫州打工和人結婚，二女兒朱素飛，在碧江區職校讀書，兒子朱勇，在銅仁四中讀初二。
田江英家住四樓，步梯樓，兩室一廳一廚一衛，八十平方米。我們去時，只有孩子朱勇在家。屋子裡稍顯凌亂，陽臺上，行李箱、掃把、水靴、垃圾物混堆在一起，門楣上貼著半新的對聯，給冷寂的屋子增加了幾分活氣。孩子有些靦腆，見了生人，頭一直低著，默默地穿著一根根帶子。辦事處的人說，他在給“寶玉齋”公司穿手鍊帶子，每穿一根有七分錢。
她家是精準扶貧戶，每月有一千二百元低保金。“這點錢根本不夠生活。”田江英說，每個月水電費、電話費、菜食零用，七七八八要一千多元，兒子早餐在外頭吃，女兒在學校，每個月要一百二十元餐費，老家人情還在，大事小務還得帶“人情”回去。
剛上來時，她想開個裁縫店，她有裁縫手藝，可是需要一萬多元購買設備，“到處都貸不到款，沒辦法。”
田江英去十五中當保潔員，一個月只有一千五百元，後來通過辦事處協調，爭取到公益性崗位，到碧江區環衛隊當工人，每個月二千二百元工資，扣除五險一金，還剩一千八百元，加上低保金，全家一個月三千元收入，基本解決家庭所需。
“政府的好心我們都曉得，讓我們搬遷來到這裡，將來的路該怎麼走，關鍵要靠我們自己。”田江英臉上並沒有落寞，她心裡明鏡似的。剛剛下了班的她脫下橘紅色環衛服，洗了臉，在鏡子前仔細梳了頭，換上保暖皮靴，人頓時精神了許多。
她在屋子裡走來走去，那種客人進屋的激動和侷促顯現在圓融融的笑臉上，一會兒去搬凳子，一會兒要去燒開水泡茶。
她負責的衛生區域在菸廠門口，有一公里多，兩個人輪崗，一個早班，一個晚班。她說上早班的話，秋天樹葉落得多，凌晨三點過就得起床，七點鐘要檢查，十二點鐘下班。特別是暑熱天氣，溫度高，時間長，剛開始很不習慣，一個班上下來，手腳都很痠痛。環衛工作也是體力勞動，但比起做農活，雖然勞動強度不算大，但磨纏人，特別是經常會遇到一些不講衛生的人，你在前面剛掃過，人家後面“啪”的一下，又丟下一“坨”。你還不能勸阻，話剛出口，侮辱的語言配合誇張的肢體動作就來了，好像自己真如人家說的那樣，特別地低人一等，心裡那種委屈、心酸，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
感覺這是他人的城市。儘管自己如今也真真切切地算是這個城市的一員了，但是要真正地融入這個城市，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即使在他們內部，時常也會有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有的老資格工人，總覺得她是搬遷戶，沾了政府很大的光，來到這個本不該屬於他們的城市，一種漠視和支使心理常常伴生。
“總覺得我們是農村來的，其他人可以睜隻眼閉隻眼，對我們特別嚴。”田江英還是習慣將自己表述成農村人，以示和城裡人的區別。閒暇時上街，看見別人三五成群地跳舞，她有時也會看稀奇一樣遠遠地站在旁邊看，感覺那些歌啊舞啊離自己好遠，覺得人家城裡人就是會生活。只是偶爾從河邊飄過來的那些練習龍舟的敲鼓聲會吸引她好一陣子，那些熟悉的節奏與鼓點，輕輕地敲打出了老家的滋味。
夜深了，她也偶爾會想，要是自家男人還在，一家子住在這城市裡，那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日子啊！記得當初搬家時，她特意跑到丈夫的墳頭去和“他”告別。她說，你把我帶到這裡，卻一個人走了，我們現在要搬遷了，你要好好保佑孩子們啊！
她用鐮刀割去墳頭的亂草，給塌陷的地方培了土。點上紙錢和香燭，看著眼前飛揚起的香菸紙灰，一種離別的憂傷感湧上心頭，鼻子一酸，眼淚就無聲地淌下來了。
轉身時，故鄉已被連根拔起。崇山莽莽，鍋蓋似的蒼穹下，她孤寂的身影漸漸變小變模糊，最後融入那一片蒼茫之中……
我最初看見“一口刀石大碗飯莊”時，鬧了一個小小的誤會。
人家說，取名“石大碗飯莊”，體現的正是土家文化。我恍然大悟。
在我們土家族飲食風俗中，一般是不會上十道菜的，要麼八大碗，九大碗，要麼十二大碗。因為“十”和“石”諧音，土家族人餵豬都用石槽，俗稱“豬槽”，如果哪家人辦事務或者請客，桌面上出現十碗菜，就是對客人的大不敬，會鬧得不歡而散的。
土家族傳統飲食以湯菜為主，被稱為“水席”，就是除了“扣肉”等少數幾道菜，其餘全是湯菜，用褐黑的土大碗盛了，滿滿地擺一四方桌。熱氣騰騰，香味撲鼻。桌子上大碗喝酒，大聲武氣地勸酒吃肉，土家人豪爽大氣好客熱情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用‘石’而不用‘十’來給山莊取名，正是要體現我們的土家族文化。”四十六歲的肖登強談起自己的飯莊，頗有些懂文化的意味。他說，現代人被都市文化浸淫太深，都有種迴歸自然的心理需求。一方面他們要在大自然中去尋找田園牧歌，一方面他們吃慣了海鮮山珍，要在傳統飲食中去品嚐鄉愁。他的飯莊就是抓住人們的消費心理需求應運而生的。
初中文化的肖登強在當地算個能人。他家住一口刀涼橋組。2017年易地搬遷到響塘龍的，一家五口人，三個孩子，一個已經大學畢業，兩個在讀大學。搬遷之前，他一直在跑鄉村客運。搬遷對他而言，不是因為貧困，而是身份與機遇的改變。
“寨子就在山溝底下，看到半山的汽車在公路上跑，人要爬老半天。”涼橋在沒通公路前，交通十分不便，每家只有一兩畝好土，沒有田，一年四季吃苞谷飯，“吃頓大米飯當過年”。全組二十幾戶，青壯年幾乎全部外出務工，留下些老人孩子在家。遇到喪事，連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於是就約定俗成一條“規矩”：凡是寨上有白事，無論是誰，每家必須有人回來幫忙，男的抬喪，女的煮飯。忙完了再趕回去。要是寨上一年遇上兩三回白事，加上春節，則要來來去去四五回，耽誤工期影響收入不說，人也累得夠嗆。但是誰都免不了有那麼一天，再難也得往回趕啊。
易地移民搬遷政策出臺後，涼橋村民陸陸續續已經搬出了一大半。肖登強把客車股份轉讓給了別人，他想的是，既然現在搬家了，就得在這個城市謀個“事業”。於是他和幾個老鄉一合計，決定開一個土家飯莊。幾個人湊了30多萬元，在碧江區上龍田村井坎組的桐興大道邊租了一處院落，正兒八經地開起了飯莊。聘請了七名工人，全是移民搬遷戶，每月三千元工資，提供吃住。
“都是鄉里鄉親的，怎麼忍心不幫一把嘛！”肖登強說經營飯莊開始兩個月都是虧本，一則是熟悉的人不多，客源少，二是處於摸索階段，很多地方還在逐漸改進，從去年10月份開始，就有一點盈利。但是不管虧盈，工人工資都是按月足額髮放給他們的。
肖登強的“一口刀石大碗飯莊”，處處都打上了一口刀的烙印。背桶、犁鏵、蓑衣、石磨、彎刀……原始古樸，原汁原味。凝固的鄉愁。
肖登強說，“一口刀石大碗飯莊”除了土家飲食文化之外，它的核心還有原材料的純粹性。所有食材幾乎都從老家拉來，保持著原始的天然性和傳統性，比如，幹豇豆、黃花、紅苕粉、黃豆，牛肉、豬肉。他還特地從一口刀拉來石磨，改裝後安上電動機代替手工磨漿，製作的土家渾漿豆腐別具意味。
肖登強在老家還有一棟“豪華”樓房，他說目前還捨不得拆遷。涼橋是麻陽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一個核心景點，有朱家洞、暗溪河、天生涼橋，特別是朱家洞，內藏十八洞天，古人曾有文字描述：“四面絕壁，天生橋榭，曲徑通幽，怪石嶙峋，如天造地設。內有十八洞天，一門一景，各有佳趣。曲折而入，可歷十數重門，明暗各異，暗溪伏流其中，水聲怒吼若萬馬奔騰，驚人慾絕。”
“發展旅遊是個大趨勢，將來麻陽河旅遊肯定會火起來的，那時再回去開一個土家山莊，也算是一種遠景規劃吧。——再說，祖墳還在那邊。”
著名作家周曉楓有一段關於遷徙的描寫：“走，背井離鄉，帶著捆綁的條箱，帶著跋山涉水的鞋，帶著五味雜陳的鹽罐，他們走……有人搬家的時候，帶走了鍋碗瓢盆，也挖走祖墳旁的一棵小樹，以及它密集根系裡像手指一樣握牢的土。長輩的骨灰，早已溶解在土壤裡。”（《有如候鳥》）
一口刀人下山了。
短時間內，也許他們依舊擺脫不了候鳥的命運，但是新的城市家園給予了他們新的希望和起點。在這個新起點上，他們會成為幸福的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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