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昌黎集》，又名《昌黎先生集》等。唐韓愈著，門人李漢編。主要版本有：一、宋朱熹考異、王伯大音釋重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為現存最早校本。有元刻閩麻紗坊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本。二、宋魏仲舉輯《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為較全的集註本。有清《四庫全書》鈔本。三、宋廖瑩中輯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有宋廖氏世綵堂刻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四、明遊局敬輯注《韓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遺集》一卷。有明嘉靖遊氏刻《韓柳文》本。五、明蔣之翹輯注《唐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有明崇禎安國謨刻《韓柳全集》本。六、《韓昌黎集》。有上海中央書店《國學基本文庫》排印本、《萬有文庫》本。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鄭州南陽(今河南孟縣)人。唐代文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先世曾居昌黎，故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三歲父母雙亡，由兄嫂教養成人。早年刻苦學儒，博覽百家，尤好西漢二司馬及揚雄文章。受獨孤及、梁肅等人影響，尤重視古文。貞元八年四試禮部進士及第，仕途坎坷，幾經起落。曾多年為學官，先後任四門博士、國子博士、國子祭酒。歷任監察御史、陽山縣令、江陵掾曹、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始終忠於李唐王朝，以維護中央集權制度，反對藩鎮割據為己任。與柳宗元、劉禹錫結友，意欲復興儒學，以為加強皇權、保持國家統一指導思想。堅決排佛，視為逆倫常、禍社會之源，亟請明令禁止，並構築儒學道統與之抗衡。領導中唐古文運動，倡文以載道，以口語化散體文取代駢文，為宣傳孔孟之道、推行社會改革服務。一生從事教育：先後撰就「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進學解》、《師說》等論著，對人性、教育作用與目的、人才、教師、治學等問題見解深刻；任職地方官時，捐資、延師、復學，促進地方教育。主持國子監時，嚴加整頓，考校生徒，嚴選教師，組織講學，使學校面貌一新；任官之餘以傳道為己任，樂於獎掖後學，從者眾多，「韓門弟子」著稱一時。著作除《韓昌黎集》外，尚有未完稿《論語注》十卷，《順宗實錄》五卷。《舊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七六有傳。
《韓昌黎集》為韓愈作品總集。《文集》四十卷，卷一至七賦、古詩，卷八聯句，卷九、十律詩，卷十一至十四雜著，卷十五書啟，卷十六至十八書，卷十九書序，卷二十、二十一序，卷二十二、二十三哀辭、祭文，卷二十四至三十五碑誌，卷三十六雜文，卷三十七狀，卷三十八至四十表狀；《外集》十卷，包括賦、歌、議、書、序、對、記、祭文、牒、實錄、傳、碑、聯句、詩等；《遺文》一卷，包括啟、狀、疏、題名、聯句等。其中包括大量教育和與教育有關的論著。主要列舉下列數篇：
《原道》集中論述對儒家道統的構造。針對佛、老學說甚囂塵上，並貶詆孔子為「吾師之弟子也」，急切舉出儒道與之相抗。強調儒學淵源深厚，遠勝佛道，且世代嬗遞不絶。其統起於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後雖也有大儒如荀況、揚雄，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原道》)致使當時釋老之害尤過於揚墨。故此自命有志於儒道：「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其次，指出「古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發明衣、食、房、器與工賈，創制禮、樂、政、刑，方有君臣、父子之道，方能抵野獸之爪牙，御天地之寒暑。反之，「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原道》)古聖賢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有為」之道，而使中國成其為中國。而佛老崇尚虛無，菲薄仁義道德，毀滅倫理綱常，廢棄天下國家，「幾何其不婿而為夷也?」最後，從社會分工角度說明儒者與儒道應立，而釋道二教應棄：古之為民者四(指士、農、工、商)，今之為民者六(指儒、佛、道、農、工、商)；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釋道氾濫，使現實中腦力勞動與生產勞動比例嚴重失衡，造成嚴重社會問題。除《原道》外，《處州孔子廟碑》褒揚孔子，認為「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讀荀》推崇孟子，以為孟子得儒學正傳純粹無疵，「醇乎醇者也」；《論佛骨表》和《與孟尚書書》等表示排佛堅定信念，皆推明儒道力作。
《原性》著重論述「性情三品」的人性論，又以之為據，說明教育作用。認為「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人性又分為上、中、下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情的狀況視性而定，亦有三品之分。性的內容是仁、禮、信、義、智五德，情的表現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五德在三品之性中的比重與作用各異：上品之性善，以仁德為主，亦通於另四德；相應地必發為上品的情，「動而處其中」，表現都能合乎規範。中品之性既可能善也可能惡，在生活中表現為仁德有所不足或有所違背，其餘四德或具備然而不完全純粹；相應地發為中品的情，雖有過份與不及，但也能求得其合乎道德規範的要求。下品之性違背仁德，也不合其餘四德；相應地必發為下品的情，任情而動，不可能合乎道德。三品性情決定教育所能起的作用：「上之性就學而愈明」，教育可使其善充分發揚，使君為聖君，臣為賢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教育條件就起重要作用，或上或下都取決於此；「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既不可能接受仁德，就不必言教育。上下兩品之性不可能移易，既不必擔心上品之性墮落，也不必指望下品之性遷善。三品性情因此決定教育權利：「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育應有等級之差，下品之性者不應享有教育權利。最後，認為孟軻性善論、荀況性惡論、揚雄性善惡混之說都各有所得與所失，都是得其一失其二，有失完全。事實是有人善、有人惡、有人兼善惡而可善惡，性三品說可以說明所有人性。性情三品說是對漢代董仲舒「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人性三分說和「性仁情貪」的性情二分說的發展。
《原毀》、《通解》、《伯夷頌》、《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五箴》、《答尉遲生書》等篇，主要表達道德修養問題。認為學者道德與文章之間，道德為本，本固方能葉茂、果碩：「夫所謂文章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答尉遲生書》)儘管仁、禮、信、義、智五德根源於人性，但若想充分發展，必須有相應的道德教育。「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通解》)道德修養需教師引導，而擇師正表現修養的主觀努力。修養尚須注意原則：其一，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原毀》)責己嚴待人寬，首先能自益，同時也是益人，而益人更能益己。其二。有堅定的道德信念。「十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上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詛之，則自以為不足。」實不可取。應學伯夷，篤守其道，「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伯夷頌》)其三，要學會自我省思，除邪念於未萌。「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如能時時省思，對不善之心「蓋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就能與顏回一般。(《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其四，要懂得知過必改。「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五箴》)知過必改是光明正大之事。作《五箴》，目的就在「以訟其惡」，自知、自律、自強。
《進學解》專論治學。其一，學習須勤：「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自稱曾「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以勤學為樂事。其二，學習須注意方法。既要博：「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又要在博的基礎上求精：「沉浸醲鬱，含英咀華。」潛心玩味，取其精粹。「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的學習，不可取。學習還要視對象不同而措施有異，如：「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三，學習應抱定志向。一方面，「觝排異端，攘斥拂老；補且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招。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有光大儒道的使命感。另一方面，要防止「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為學習而學習的現象，以求讀書而用世。最後，學習要耐得住寂寞，無怨無艾：「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只要學業有成，終能見用。
《師說》專論教師、師道乃至儒道。針對科舉重文學輕從師、漢唐章句之師受人輕賤和佛道興盛造成「不聞有師」的「師道不傳也久矣」的狀況，抗顏立論，弘揚師道。首先，從「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出發，肯定「學者必有師」。堅持了儒家一貫的教育主張。其次，提出教師的基本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傳道，即傳《原道》所倡的儒家仁義之道、治國平天下之道；授業指教授儒家「六藝經傳」與古文；解惑，即解除學道與業過程中的疑問。三者中，傳道為首，並貫穿於授業、解惑之中。其三，提出以「道」為求師標準，認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必須「學無常師」，求師無限制。其四，由「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論及士人須糾正「恥學於師」之陋習，倡導互相學習，甚至師弟子之間也應「相師」。認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所論見解深刻、觀點鮮明、表述精當，一經發表，即產生震動，併成為後世關於教師問題的經典論述。
《雜說》四首之四以其切身經歷，有感而發，集中表達其人才觀。以伯樂喻識才、用才者，以千里馬喻人才，指出：「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世上不乏人才，而乏有善識才、用才者；善於識才、用才於人才最為關鍵。因用才者不識才，常使「名馬」「祗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而無以致千里。故須以養千里馬之法養千里馬，以待人才之特殊措施待人才，即合理使用、優厚待遇、關心理解，以改變「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因而嘆息「天下無馬」的狀況。《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舉張籍狀》、《上宰相書》等多篇文章還具體表述了正確選才、用才的見解。
有關研究著作有：宋方崧卿《韓集舉正》十卷，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十卷，清陳景雲《韓集點勘》四卷，沉欽韓撰、胡承拱訂《韓集補註》一卷，今人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等。對單篇《師說》的闡述著作有：宋柳開《續師說》，王令《師說》，明張烈《續師說》，清黃宗羲《續師說》，廖燕《續師說》，章學誠《師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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