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晉美，是一部人生的大書。他是半個世紀前在中南海勤政殿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唯一健在的代表，是西藏自治區政府的主要締造者和首任主席。從年輕的莊園主少爺到西藏地方政府高官，從首席談判代表到國家領導人，在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中，阿沛·阿旺晉美投身於時代的偉大變革，親歷了西藏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回首往事，他的內心充滿了欣慰和自豪，雖歷盡滄桑而無怨無悔。
從年輕莊園主到貴族高官：旗幟鮮明反對“西藏獨立”，力排眾議主張和平談判
1910年2月，在西藏拉薩一個有蒙古族血統的貴族霍爾康家裡，誕生了一個男孩，取名阿旺晉美。襁褓中的阿旺晉美被母親帶到她在墨竹工卡縣的加瑪莊園撫養。阿旺晉美在這裡度過了他的童年，他的玩友全是農奴子女。童年時的阿旺晉美在拉薩一傢俬塾學習藏文。14歲時，拜在格西喜饒嘉措門下，學習文法、詩學、歷史和哲學。3年後，又拜三巖地區紅教活佛大蒼為師，修習佛學經典。格西喜饒嘉措和大蒼活佛都是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的佛學大師，阿旺晉美從他們的言傳身教中，不僅學到了知識，更學會了做人。格西喜饒嘉措大師是位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的人。他熱愛祖國，反對“西藏獨立”，鄙視貴族們爾虞我詐，這些對少年時期的阿旺晉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他逐步養成了獨立思考，敢於擔當的性格。而他聰穎過人、勤奮好學的特點，又深得格西喜饒嘉措大師的青睞。1951年他作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赴北京進行和平談判途經西安，見到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格西喜饒嘉措大師時，大師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以有你這樣一個學生而高興!”
17歲時，阿旺晉美回到加瑪莊園。此時他已是一位心胸開闊、藏文水平較高，並有一定歷史知識的青年，以莊園主少爺的身份，代替母親管理莊園。他對農奴和奴隸從不吆三喝四，對那些曾是幼年玩友的青年農奴更是一如兒時，密切相處，這使他對農奴和奴隸的苦難有了深切瞭解，感到長此下去，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從而萌生了舊制度需要改變的想法。20歲時，他應徵進入藏軍“仲札兵營”當兵，在很短的時間內，從班長逐級升任為營長，官階五品。
1935年，阿旺晉美與年方17歲、出生於貴族宇妥家的阿沛·才旦卓嘎結為伉儷。婚後，他以阿沛家族繼承人身份向西藏噶廈政府申請出仕獲准，正式承襲了阿沛名號，改名為阿沛·阿旺晉美，進入貴族官員行列。他先後擔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糧官、民事法官。1945年，35歲的阿沛被提升為孜本(審計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解放西藏成為實現祖國大陸領土主權完整統一的關鍵一步，勢在必行。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同時，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談判有關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
但是，當時西藏地方政權掌握在以攝政達札為核心的少數分裂主義分子手裡。他們在帝國主義分子直接策劃指使下，蓄意要搞“西藏獨立”，併為此連續召開官員大會，討論謀求“獨立”的兩大問題：一個是擴軍備戰，武裝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另一個是要向美國、英國、印度、尼泊爾派出所謂的“親善代表團”，向這些國家宣佈所謂的“西藏獨立”，乞求這些國家給予“政治支持和軍事援助”。
當時迫於權勢壓力，又不瞭解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加之個別分裂主義分子帶頭誤導、煽動，與會官員們幾乎眾口一詞，對兩大問題均表示贊同。按照舊例，阿沛·阿旺晉美以孜本身份作為會議的主持人之一，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他從豐富的歷史知識出發，認定西藏是中國領土的歷史事實改變不了，“西藏獨立”不可能實現，感到如果會議通過上述方案，付諸實行，必將給西藏帶來災難性後果。為此，他聲明拋開舊例，提出了兩點意見：一是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歷史事實。西藏問題只能由中央政府解決。因此，應派一個代表團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談。二是同解放軍只能談判不能打仗。國民黨號稱有八百萬軍隊，還有美國幫助，同解放軍打的結果是徹底失敗，最後跑到臺灣去了。我們西藏男女老少齊出動，也只有一百萬，既沒有經過訓練，更沒有武器，怎麼能打贏呢?打的結果只能帶來不堪設想的災難。
阿沛是第一位站出來表示不同意見的。那些原來隨聲附和的人，或者有異議而不敢發言的人，聽了他的話立即活躍起來，說阿沛的意見有道理，應該把他的意見同原來的兩個方案一起，作為會議通過的共同意見上報噶廈和攝政最後決定。會議情況很快傳到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大家普遍認為阿沛不顧個人安危提出意見，完全是為西藏著想。此後到1951年期間，他曾5次向達賴喇嘛、攝政和噶廈報告促請派代表同中央政府談判。
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宣佈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號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進行談判。這使阿沛·阿旺晉美和那些主張和平談判的人們受到鼓舞和支持。也是在此時，攝政達札和噶廈任命阿沛為增額噶倫兼任昌都總管，接替任期已滿的前任總管，主持昌都地區的文武事務。阿沛在赴任前，向噶廈和攝政寫了報告，請求准許他到昌都後不接任總管職務，而是“一路東去，溯水尋源，找解放軍談判”。但是這個請求沒有被批准，阿沛只好去昌都接任總管。
在去昌都的途中，阿沛耳聞目睹了由於擴軍備戰，動員民兵上前線，極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許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經斷糧，生活苦不堪言。到達昌都後，阿沛立即向噶廈寫報告申述百姓的苦難，提請停止擴軍備戰。在沒有得到批准前，他就下令遣散了已被派往金沙江一線佈防的8000多名民兵，要他們各自回家種地養畜，恢復生產。10月中旬，解放軍被迫發動昌都戰役，擊潰金沙江西岸一線的藏軍，向昌都鎮挺進。此時，阿沛率總管府主要官員離開昌都鎮西行，在距昌都一日行程的朱貢寺住下來，等待解放軍前來接收。同時他派出官員分三路去尋找解放軍接頭談判。解放軍進到朱貢寺後，他積極協助解放軍遣散了從前線潰退下來的藏軍全部士兵。
昌都解放後，回到昌都的阿沛·阿旺晉美受到了解放軍的熱情歡迎和優待。經阿沛與解放軍十八軍前線指揮所王其梅將軍商談，達成了解放軍暫停西進，爭取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臨時協議。阿沛和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員40人兩次聯名簽署報告，以親身經歷和對共產黨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的理解，說明解放軍進軍西藏是為了保衛國防，幫助西藏發展建設，敦請西藏地方政府指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西藏和平解放的首席談判代表：締結歷史性的《十七條協議》，毛澤東說“你們辦了一件大好事”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終於改變了態度。1951年2月，達賴喇嘛和噶廈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代表，和另外4位全權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阿沛-阿旺晉美出發前，給達賴喇嘛寫報告，要求明確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同意人民解放軍進藏，談判才能成功。
1951年4月初，阿沛·阿旺晉美等3位代表抵達重慶，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鄧小平接見並宴請了阿沛一行。多年以後，阿沛回顧說：“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見到的第一位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高級領導人。儘管我們是在相互完全陌生的情況下見面的，但是這次最初見面，特別是鄧小平同志坦誠親切的談話，認真具體地解釋中央對西藏的方針政策，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對我當時在相當程度上消除疑慮、增加和談成功的信心，以及後來轉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
4月22日，阿沛和另外兩位西藏代表到達北京，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總理親自到火車站迎接。4月28日晚上，周恩來總理、李濟深副主席、陳雲和黃炎培副總理等宴請西藏和談代表。5月1日，阿沛·阿旺晉美被邀請參加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觀禮。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他，親切地說：“歡迎你們到北京來，我們是一家人，家裡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就能辦好。祝你們談判成功。”毛主席的接見對消除分歧、取得共識、談判成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從4月29日起，以阿沛為首席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5人同以李維漢為首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4人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進行談判。在具體談判過程中，雖然在個別問題上發生過比較激烈的爭論，但總體上始終是充分民主、友好交談、反覆協商的氛圍。最後雙方代表在各項問題上完全達成了一致意見，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
《十七條協議》簽訂後，毛澤東主席在5月24日晚舉行宴會，隆重熱烈地祝賀談判圓滿成功。宴會前，毛主席親切接見西藏地方政府全體談判代表，發表了簡短而深刻、親切而嚴肅的談話。他說，你們辦了一件大好事，簽訂了一個好文件。寫在文件上的好事，不等於實際的好事。要變成實際的好事，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需要有耐心，需要說服更多的人和你們一起努力。
當阿沛·阿旺晉美同進藏解放軍主力部隊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將軍一道，帶著《十七條協議》正式文本，從北京返回西藏途經重慶時，鄧小平又一次會見了他們。在祝賀談判成功的同時，鄧小平明確指出，今後貫徹執行《十七條協議》，落實各項條文，還會遇到許多阻力和困難，要有耐心，有些事要慢慢來，不能急於求成。他還叮囑阿沛·阿旺晉美，今後工作中遇到困難可以多同張國華等人商量，還可以給他寫信，他能幫的事一定幫。
擔負自治區籌備及成立歷史重任：親歷一場場尖銳、複雜、激烈鬥爭，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傾盡心力
從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奉命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歷經8年時間；而到1965年自治區正式成立則又經過了6個年頭。圍繞全部實現《十七條協議》，包括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進行的一系列十分尖銳、複雜、激烈的政治鬥爭，以至最後的武裝較量，實質是兩種政權、兩種社會制度之間長達8年的碰撞。在此期間，阿沛·阿旺晉美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西藏社會的變革，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1951年5 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協議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若干規定在北京簽訂。圖為毛澤東宴請西藏地方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左一）、班禪額爾德尼· 卻吉堅贊（右三）作陪。
1952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成立時，中央軍委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他時刻關心駐藏部隊的生產和生活，與部隊保持緊密聯繫，在鞏固國防、保衛邊疆的工作中，作出了應有貢獻。
與此同時，阿沛·阿旺晉美以維護和貫徹執行《十七條協議》為己任，自覺地通過各種方式在貴族官員和各階層人士中宣傳協議，發展壯大愛國力量。可是，走向和平解放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1952年初反動組織偽“人民會議”公開進行非法活動，公開反對《十七條協議》，提出要解放軍撤出西藏。3月31日，偽“人民會議”煽動1000多名“藏軍”和流氓、無業遊民，武裝包圍了中央代表駐地，要求遞交“請願書”。在拉薩街頭，武裝分子游行示威，呼喊反動口號，鬧得人心惶惶，商店關門。有些武裝分子公然開槍挑釁，阿沛家的窗戶玻璃被打碎。面對危局，阿沛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反對騷亂，維護安定，全力支持、配合中央代表和軍區領導，按照中央指示，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原則，力爭用和平方式平息這一事件。他態度積極，方式靈活，發揮了既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又是西藏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的雙重身份的優勢，夜以繼日地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勸說其他噶倫維護《十七條協議》，同偽“人民會議”劃清界限；另一方面深入瞭解掌握偽“人民會議”的活動情況，隨時向中央代表和軍區領導反映，採取應對措施，避免陷於被動。經過多方努力，5月1日，偽“人民會議”被取締，他們的非法活動以失敗而告終。
1954年，阿沛同西藏的其他代表一起，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是西藏人民代表第一次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在這次會議上，阿沛當選為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4年11月4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晉美成為這個籌備小組的成員之一。經過多次協商討論，籌備小組於同年年底向國務院提交了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具體方案的工作報告。
1955年3月9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七次會議，專題研究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及西藏有關事宜，通過了《國務院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同年9月20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處在拉薩成立，阿沛·阿旺晉美被推選為處長。經過籌備處全體人員近4個月緊張有序的工作，各方條件均已成熟，中共西藏工委報請中央同意，決定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1956年4月22日成立。
為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成立，中央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為團長的規模龐大的代表團，萬里迢迢，跋山涉水，到西藏進行祝賀和慰問，拉薩僧俗人民3萬多人熱烈歡迎中央代表團。
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後，在用和平方式改革舊制度、改造舊政權，並且推動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領導人自動地去進行這些改革和改造中，阿沛·阿旺晉美進行了勇敢的嘗試。他在籌委會籌備處的工作中處理了大量人事工作，安排舊政權的大批官員在籌委會和直屬機構及下屬機構中擔任各種職務，通過對舊官員的改造達到對舊政權的改造。他還擔任學習委員會主任，領導在籌委會系統工作的舊官員學習政治理論和時事政策，參加籌委會派出的各種工作組，接近群眾，體驗生活，轉變作風。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許多舊官員的思想和作風有了明顯變化，中央堅持和平改造的政策初見成效，這使阿沛感到由衷的欣慰。
樹欲靜而風不止。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阿沛·阿旺晉美不顧個人安危，設法向達賴喇嘛送去了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和他本人的數封信，為爭取達賴喇嘛盡了最大努力。同時，他及時安排上層愛國人士搬往機關內部，保護了他們的生命安全。
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佈命令，宣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阿沛·阿旺晉美受命出任籌委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隨後，他參與領導了西藏的平叛、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作，使西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成立自治區、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
1965年7月24日，阿沛·阿旺晉美以自治區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的名義，主持討論並通過了向國務院呈送的《關於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的請示報告》。8月25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准國務院提出的成立西藏自治區的議案。
1965年9月1至9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新落成的拉薩勞動人民文化宮隆重召開。大會投票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
自治區正式成立後，阿沛·阿旺晉美為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健全和完善民族區域制度積極開展工作。可是他沒有想到，僅僅過了9個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阿沛·阿旺晉美作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又是貴族官員出身，很快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就在這緊要關頭，周總理親自派飛機將阿沛夫婦接到北京，使他沒有受到更大的衝擊和迫害。1968年9月他擔任了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此後他歷任二屆自治區政府主席、三屆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嘔心瀝血：參與和見證中國偉大變革，耄耋之年奮鬥不息
由曾想走出西藏，一路東去，尋找解放軍進行和平談判開始，半個多世紀以來，阿沛·阿旺晉美個人的一切就與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融合為一，他的人生道路就與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軌跡重疊為一。中央歷屆領導對他的功績予以高度評價，對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給予了深切關懷。伴隨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乎全部歲月，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親切接見他，在同他商討工作、徵求意見時，總是高度信任、坦誠相待，同時與他建立了真誠的友誼。
阿沛·阿旺晉美長期擔任西藏自治區的主要領導職務，還曾任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擔任國家領導人後，他投身於偉大的時代變革，見證了中國的日益繁榮富強。
從1979年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重新恢復民族委員會到1993年，阿沛·阿旺晉美兼任了第五、第六和第七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參與領導了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制定。在1984年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阿沛·阿旺晉美向大會作了關於民族區域自治法草案的說明。這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區域自治法頒佈以後，阿沛·阿旺晉美又多次帶隊深入到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研究，提出了很多具體意見，在協助自治區制定自治條例的工作上傾注了不少心力。20世紀90年代，他已80多歲高齡，還親自準備發言稿，在江澤民同志主持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關於如何加快制定自治區自治條例的意見和建議。
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之時，阿沛·阿旺晉美就成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了第三、第八、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為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神聖職責盡心竭力，時刻關心著祖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關心著西藏的建設和發展。前些年，儘管阿沛·阿旺晉美年事已高，但他還是堅持參加各種會議，到各地考察。在北京，家鄉的人來看他，總要捎來一些好消息。每天晚上，他看完全國新聞聯播，必要接著看西藏新聞，經常為新的街道、新的藏民樓房迷了眼，總要問：“這是什麼地方?”總要感慨：“舊社會貴族的房子也沒這麼好!”，青藏鐵路建成通車的消息傳來，阿沛·阿旺晉美更是高興，他真想馬上坐上火車回西藏，看看西藏日新月異的變化。
阿沛·阿旺晉美的夫人阿沛·才旦卓嘎與他志同道合，相濡以沫，不僅是他事業上的幫手、生活上的助手，而且熱心參與公共事業和社會活動，為西藏婦女兒童事業盡心竭力。兩位老人攜手走過了70多年的風雨歷程，阿沛一家已是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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