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這清朝的海外貿易，大家一定會有一個固有印象，就是“閉關鎖國”政策，明朝的朱元璋曾經明令“寸板不許下海”，而清朝的順治也制定過“無許片帆入海”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一片木板，一塊船帆都不許下海。而同一時期的西方，則剛好相反，無論是荷蘭、葡萄牙這樣的小國，還是英國、西班牙這樣的大國，政府都對海洋貿易十分鼓勵和支持，這才有了哥倫布、麥哲倫等一大批海外冒險家。也正是因為，明清時期中國和西方對待海外貿易的不同態度，造成了後來中國的落後和近代的一連串慘敗。
但是這種論斷，實際上早就已經過時。在上個世紀的時候，就有不少中外學者通過研究發現，明清時期的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白銀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向為線索，發現從歐洲“地理大發現”開始，到18世紀工業革命為止，這幾百年間，雖然表面上歐洲的航海貿易如火如荼，但是全球的經濟中心始終在東亞，也就是中國。因為當時全球貿易貨幣是以白銀為主，而世界白銀總量的一半都通過貿易的渠道流入了中國。
在地理大發現開始之後，西方貿易政策和模式的核心究竟是什麼？
過去，我們一提到西歐“地理大發現”，首先想到的一個詞就是“冒險精神”。比如，葡萄牙人一次又一次的嘗試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哥倫布僅僅率領三艘帆船就敢橫渡大西洋；而麥哲倫更是帶著一支五艘船組成的船隊，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完成了人類第一次環球旅行。
這些行動，表面上看起來確實是“冒險精神”體現，但如果深入歷史的細節，你就會發現，哥倫布他們之所以能完成這些“壯舉”，光靠“冒險精神”是不夠的，“冒險”的初衷，也不是因為“冒險精神”。比如，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的初衷，是要開闢通往亞洲的航線，以此來獲得鉅額的商業利潤。
你看，從歐洲到美洲的距離其實只有兩千多公里，不是太遠，早在10世紀左右的時候，北歐的維京人就曾經抵達過北美洲。但是，在哥倫布之前，沒有一個歐洲人想過要橫渡大西洋。
簡單解釋一下，西歐人為什麼要向西開闢新航道。當時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香料產地，而香料在歐洲有非常大的市場，把香料從亞洲運到歐洲可以賺取十幾倍的利潤。比如麥哲倫船隊從亞洲回來的時候，船上裝滿了香料，不僅填平了這一次環球航行的全部費用和損失，還讓每個人都大賺了一筆。
按理來說，西歐人是完全可以利用這個商機的，但是由於當時從亞洲到歐洲的陸上貿易被阿拉伯人壟斷，西歐人無法染指。所以為了香料貿易，他們就必須開闢通往亞洲的新航道。你看，歐洲“地理大發現”的主要動因，根本不是所謂的“冒險精神”而是“利益驅動”。並且即便是有鉅額的利益作為驅動，“冒險”事業的主要推動者，依然是國家和政府，而不是個人。無論是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還是發現好望角的迪亞士，背後都有政府的支持和資助。
現在新的貿易航道已經開闢，接下來的問題是，歐洲各國該如何利用這個貿易通道？在經濟學的理論中，西歐各國應該展開自由貿易，然後通過“比較優勢”原則，展開競爭，也就是看誰能夠用比較低的機會成本來生產或者運輸更多的產品。表面上好像確實如此，比如在後來的商業競爭中，荷蘭人通過改進船隻，增加船隻的航速和運載量的辦法，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但是，這種和平競爭只是表象，按照書中的觀點：對當時的國家來說，實行自由貿易完全是一種不可能的事。在分工比較原始的情況下，誰佔據了商路誰就壟斷了貿易。
因此，實際上西歐海上強國在貿易競爭中，處處體現了政府的作用。政府以軍事為先鋒，幫助商人開拓市場，排擠競爭對手，這就是所謂的“仗劍經商”。最典型的例子，就發生在英國和西班牙的商業競爭之間。西班牙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第一波崛起的西歐國家，西班牙政府通過武裝殖民的方式，控制了大片的美洲土地，壟斷了大西洋貿易。我們都知道，英國不僅和西班牙臨近，而且自身就大西洋的一個島嶼。所以，作為一個後起國家，英國勢必要和西班牙展開商業競爭。在當時的情況下，英國商人連出海貿易的機會都很少，更不要說和西班牙商人展開競爭了。
而在英國和西班牙的競爭中，英國一開始不是對手，於是就暗地資助海盜，然後用海盜的力量來打擊西班牙的貿易。當時，英國政府全力支持海盜，連女王都向海盜提供了私人資助，這讓西班牙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就是著名的“私掠船制度”，是政府授權搶劫別國的船隻。也就是說，英國海盜搶劫西班牙商船是符合英國法律的。
因為英國的海盜背後都有政府的支持，所以西班牙光打擊海盜是沒有用的，必須讓英國政府徹底的放棄支持海盜的政策和行為。所以，西班牙才在1588年之後，出動無敵艦隊，向英國本土發動了五次進攻。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西班牙在五次戰爭中全面失敗。軍事的衰落讓它沒有能力繼續壟斷大西洋貿易，英國才取代西班牙，成為新的大西洋霸主。
所以，無論是最開始的威尼斯，還是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在商業競爭方面，都離不開軍事的支持。一個國家商業崛起的背後，都是軍事的強大，這就是所謂的“仗劍經商”。可以說，沒有“仗劍”這個因素，西歐各國的商業不太可能發展成後來的規模。在這種政策的主導下，歐洲從11世紀的威尼斯開始逐漸的建立起一套以國家軍事武裝為基礎的貿易圈，貿易圈的中心最開始在意大利半島，隨後轉移到了西歐地區，貿易範圍也從地中海擴張到大西洋和印度洋。當然，西歐的貿易擴張並不是純商業貿易，還伴隨著大面積的，帶有掠奪性的殖民貿易，比如非洲、南美和印度。所以，在“仗劍經商”的模式下，商業競爭就是軍事競爭，商業擴張就是武力擴張，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所以，1840年的時候，英國才會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在本質上，“鴉片戰爭”就是英國為了擴展貿易而發動的戰爭。
那麼，仗劍經商模式給歐洲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僅僅是促使歐洲的商業貿易的規模擴大嗎？當然沒有那麼簡單，“仗劍經商”模式帶來的最大影響，是幫助歐洲跨越了“馬爾薩斯陷阱”，也就是在一個社會的生產力有限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必然有一個臨界值。一旦超過這個臨界值，就會引發以消滅人口為目的的社會災難。可能是戰爭，可能是饑荒，也可能是瘟疫。
美國漢學家彭慕蘭在《大分流》這本書中說道，在17世紀之前，中國和西歐的社會經濟情況相差不多，而之所以會有後來的差距，就是因為西歐跨過了“馬爾薩斯陷阱”，而中國沒有。那“馬爾薩斯陷阱”和“仗劍經商”又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很簡單，西歐通過武力強制開拓國際貿易市場之後，尤其是開拓殖民地之後，他們就可以用外部的資源來滋養本地的人口，這樣一來就化解了社會生產力和人口增長之間的衝突，跨越了“馬爾薩斯陷阱“。有了外部的資源之後，讓西歐社會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集中進行生產力的突破，也就是”工業革命“。而在”工業革命“完成之後，”馬爾薩斯陷阱“也就不存在了。
你看，西歐各國在“地理大發現“對海上貿易的武裝控制，不僅讓西歐的貿易和殖民範圍快速擴大，而且還直接對西歐社會產生重大影響，讓西歐社會度過“馬爾薩斯陷阱”，促成了西歐在世界範圍內的領先地位，當然也超越了中國。
中國是不是真的在“閉關鎖國”？
明清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模式，就是書名中的另外四個字“朝貢貿易”。什麼是“朝貢貿易”呢？首先我們要簡單解釋一些傳統中國的世界觀。在古人看來，中國是居於世界的中央，是“天朝上國”，中國以外都是“化外之民”。中國代表著文明和先進，其他國家都是“野蠻”和“落後”，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內華夏，外夷狄”的世界觀。這是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注意這種世界觀不僅存在於中國，整個亞洲東部地區都接受這種世界觀，比如韓國、越南、朝鮮、琉球、暹羅。在這種世界觀之下，亞洲東部開始建立一種國際秩序，中國是“宗主國”，其他國家是“藩屬國”，藩屬國要定期給宗主國進貢，這就是“朝貢”。
這裡可能會產生一個誤解，就是中國是亞洲東部地區的霸主，用實力優勢欺負周邊的國家。實際上，“宗主國”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老大”，而是秩序的中心，要負責維護整個秩序的穩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時期的“抗倭援朝”。當時，豐臣秀吉結束了日本的戰國時代完成統一，開始進攻朝鮮。朝鮮不是日本的對手，只好向宗主國求救，明朝、朝鮮和日本之間爆發了一場長達七年的戰爭。
戰爭的具體過程，我們略過不談，這裡重點說一下戰爭費用和損失。在“抗倭援朝”戰爭中，中國遼東地區的軍隊損失60%，總共花費了一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政府年財政收入的一半。可見在“華夷秩序”中，中國這個“宗主國”當得有多麼不容易。也就是說，中國追求的是整個國際政治秩序的穩定，至於所謂的“進貢”只不過是一種象徵性行為，你向中國進貢，證明你願意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這是“朝貢體系”的政治意義。
在瞭解朝貢體系的政治意義之後，我們再來看其中的貿易部分。剛才我們說到，“藩屬國”會定期向中國進貢。這聽起來好像是中國佔便宜了，但實際上藩屬國的貢品不是金銀財寶，而僅僅是一些土特產。比如，朝鮮給明朝的貢品，一般都是人參二十斤、豹皮六張、麻布四十匹之類的東西，本身並不值錢。而且，在接納這些“貢品”之後，中國政府要回贈價值更高的東西，比如真金白銀，各種奢侈品，還有絲綢瓷器等等。你看，所謂“朝貢”，實際上是有物品互換的意思存在的，是一種變相貿易。
同時，“藩屬國”每次進貢的使團，都有商人隨行。這些商人會帶著本國的商品，在中國政府允許的情況下，進行有限貿易。這種貿易，雖然規模一般不大，最多一兩百人，但所獲得的利潤率卻相當可觀。等於在“朝貢體系”中，“藩屬國”來中國進貢不僅可以得到成幾十倍回贈，還能進行定量的貿易。所以“藩屬國”基本上都非常熱衷於“進貢”，恨不得一年來好幾次。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是中國政府有些不堪重負，只好強制規定各個“藩屬國”的進貢頻次和人數。你看，在“朝貢貿易”中，中國不僅不追求經濟利益，甚至還主動承擔經濟損失。而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天朝上國”的顏面，而是追求整個“朝貢體系”的穩定。那些經濟損失，算是對其他國家承認和加入“朝貢體系”的鼓勵。
這種體系在實際上也有優勢，比如中國不費一兵一足就可以建立輻射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甚至還有部分的中亞地區。而且，從1300年開始，到1850年為止，這幾百年間，“朝貢體系”內所發生的國際戰爭只有兩場，“抗倭援朝”就是其中一場。而同時期的歐洲，大小戰役打了幾百次。這才是中國“朝貢貿易”的真正作用，它追求的不是商業價值，而是政治價值。因此，書中才說：政府並不關心中外貿易發展狀況，如何“懷柔遠人”，使“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才是其最為重要的目標，貿易僅僅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
在瞭解了“朝貢貿易”之後，我們就能明白，這一時期的中國，其實並沒有“閉關鎖國”，只不過對外聯繫的形式和西歐國家不同而已。明清時期，中國也確實實行了“海禁”政策，但實行“海禁”的目的，不是驕傲自大，而僅僅是為了配合“朝貢貿易”而禁止私人海外貿易的行為而已。這就是明清時期中國的“朝貢貿易”。
和西歐相比，中國的朝貢貿易有兩個特點。第一，“仗劍經商”注重的是商業利益，而“朝貢貿易”注重的是政治秩序和意義；第二，仗劍經商雖然有政府的支持，但實際上還是以私人貿易為主，而朝貢貿易則完全是國營貿易。在知道兩個特點之後，我們才能真正的看懂，“鄭和下西洋”和“哥倫布航海”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哥倫布航海”本質上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的“仗劍經商”，而“鄭和下西洋”則被認為是，傳播天朝皇帝的恩惠和威儀，是政治目標為首的活動。如果不知道這一層的本質區別，單純比較二者的規模和貿易量是沒有意義的。
和西方相比，中國的朝貢貿易雖然在維持國際秩序和文化擴張方面很有成果，但是對於中國內部社會來說，這種貿易模式其實沒什麼實際的好處。和西方的仗劍經商相反，中國“朝貢貿易”的特點，不是對內輸入，而是對外輸出。因此它雖然是貿易，但是並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生產力上限的問題，也就是沒有解決“馬爾薩斯陷阱”的問題。所以，儘管《白銀資本》一書說明朝的商品經濟很發達，卻在實際上依然避免不了張獻忠、李自成這樣的社會動亂。
為什麼中國會在近代商業競爭中失敗？
在貿易理念上，明清時期的中國和西歐完全是兩種體系。一個以貿易為手段，追求政治秩序的穩定，一個以軍事為手段，追求商業利潤的最大化，各自都有實在的意義。如果這兩種貿易體系，各自在自己的範圍內運行，永不接觸，將是一個很和諧的局面。但隨著西歐國家的貿易擴張，兩種體系發生碰撞是遲早的事情。
其實，在兩種體系碰撞的過程中，中國並不是全然處於劣勢，在西歐國家初到東亞地區的時候，也是狠狠地碰了釘子的。事情是這樣的，1509年的時候，葡萄牙人就基本掃平印度洋了，也控制了印度尼西亞，下一步就要向東南亞和東亞進軍。中國這個富庶的地方，自然就成了他們的目標。1513年的時候，葡萄牙人第一次在中國領土上登陸，地點是廣東的屯門島。當時，葡萄牙人以為，中國和他們過去遇到的文明一樣，幾艘戰艦就可以打趴下，所以還是用“殖民”的方法對付中國，先在屯門島上立了一塊石柱，宣示這裡是葡萄牙的國土。然後修建要塞，並開始搶劫來往船隻和附近的居民。
沒想到，中國根本不吃這一套，當時的明朝政府直接對葡萄牙人下了驅逐令。然後在他們抗令不尊，據守要塞的情況下，廣東的海道副使直接調集了五十艘戰艦將他們團團圍困，用火攻的辦法，將葡萄牙在屯門島的戰艦部殲滅。這一戰之後，葡萄牙人還不死心，繼續派了一支船隊，結果剛到珠江口的時候就被明朝軍隊伏擊，幾乎全軍覆沒。葡萄牙人見沒有辦法和中國正面對抗，對中國進行貿易殖民，於是就轉而在附近的海域做強盜，搶劫中國船隻及沿海居民，結果沒多久又被明朝政府剿滅。最後，葡萄牙人沒有辦法，只得和明朝簽訂苛刻的不平等貿易條約，比如商品的數量、品類和規模都會被嚴格限制。葡萄牙人只得在明朝政府的嚴密監視下，在澳門這個小島上進行有限貿易，這就是中西方第一次碰撞的結果，遠道而來的西方殖民者淪為了天朝的順民，“仗劍經商”那一套在中國不起作用。後來的西班牙、英國、荷蘭剛來東亞的時候，幾乎都是這個結局。
那這是不是說明，中國的“朝貢貿易”在競爭上比西方的“仗劍經商”有優勢呢？西方的“仗劍經商”在中國不起作用，僅僅是因為國力不濟，在軍事上不是中國的對手，等到了三百多年以後的1840年，中西方的軍事實力已經發生逆轉，英國就通過鴉片戰爭打開中國貿易的大門。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情，我們的講述重點，還是16到18世紀的貿易競爭。
其實，除了軍事因素之外，但從貿易形勢上來講，中國在西歐國家初來的時候就處在下風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明朝政府雖然打敗了葡萄牙人，但僅僅是在陸地國土上和鄰近海域中。而早在登陸屯門島之前，葡萄牙人就佔領了馬來群島上一個叫滿剌加的國家，滿剌加是明朝的朝貢國之一。也就是說，明朝能把西歐國家擋在國門以外，但是卻不能阻止他們對“朝貢貿易圈”的入侵。而且，因為西歐“仗劍經商”模式非常具有擴張性，所以即使擋住了葡萄牙人，還有西班牙、英國和荷蘭人。他們一次不行，來兩次，兩次不行，來三次。比如荷蘭最開始想取代葡萄牙的位置，就進攻澳門，但不是中國的對手。於是荷蘭人便放棄澳門，轉而攻佔澎湖列島和臺灣，把臺灣當做東方的貿易殖民點。直到明末清初的時候，才被鄭成功驅逐。就這樣荷蘭人還不死心，為了和清朝建立貿易關係，荷蘭人轉而幫清朝攻打臺灣，甚至在自己的戰艦上豎有寫著“支援大清”的旗幟。而英國人則在鄭成功佔領臺灣之後，和臺灣建立長期的貿易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對西方不勝其煩，甚至一度想用海禁甚至遷海策略來阻止西方貿易，也就是不僅禁止私人下海，而且將海邊的居民全部遷入內地。但這終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最後不得不被迫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並建立“十三行制度”對西方商人進行管理。也就是說，在西方貿易的不斷擴張下，中國只能一點一點被迫接受。在這過程中，貿易的主動權逐漸被西方奪走。
但這還不是中國貿易政策最嚴重的缺陷，最嚴重的缺陷是，政府對民間商人的不支持，甚至是漠視。前面說過，中國對貿易的態度是，只重視“朝貢貿易”，而禁止民間海外貿易。但是，僅僅靠“朝貢貿易”不能滿足中國和“藩屬國”的貿易需求，所以就有大量的民間商人出海貿易。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些人實際上是承擔著同西歐商人競爭的使命，《白銀資本》一書中說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全球的貿易中心，這種貿易中心的地位實際上都是通過中國的民間商人建立起來的。
這種本應該大力支持的行為，政府卻採取了漠視的態度，在政府看來，這些離開大陸出海經商的人，是一幫“叛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於1740年的“紅溪慘案”。當時，中國和荷蘭商人都在巴達維亞經商，這裡以前是獨立的共和國，今天屬於印度尼西亞。1740年的時候，當地的荷蘭人對中國人展開了惡性競爭，一萬名中國人被屠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當地的中國商船和商業組織也被荷蘭人悉數摧毀。清朝政府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對這件事的回覆是，那些中國商人違令出海，本來就應該被正法，在海外被殺，實在是咎由自取。不過，殺人終究是不對的，就自行悔過吧。你看，中國人在海外經商完全是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不管是明朝政府還是清朝政府不僅不會對其進行支持和協助，還把他們定義為“叛民“。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商人怎麼可能競爭得過，有政府支持，有堅船利炮的西歐商人。所以，我們看到，當時中國的沿海貿易，逐漸被西歐各國控制，連中國和日本的貿易也先後被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壟斷。而在海外貿易受挫的情況下，中國的內陸商品的國際地位也逐漸被取代。比如茶葉貿易逐漸被印度取代，瓷器貿易被歐洲取代，甚至到了1872年的時候，中國從傳統的瓷器出口國變成了瓷器進口國，到了1886年的時候，中國進口的瓷器進口量已經超過40萬兩白銀。就這樣，中國從15、16世紀的世界商品出口國逐漸變成了18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場之一，原先的貿易優勢和地位全部喪失。
東西方不同的貿易模式，不僅造成了中國在近代貿易競爭的衰落，還決定了東西方社會在“馬爾薩斯陷阱”問題上的不同結局。從這種程度上來說，東西方社會“大分流”的結局，從兩種貿易模式形成之初，就已經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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