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公昭

我們先姑且拋開張居正生活是否奢侈的爭議不談，先看看張居正具體做出過哪些成績，是不是配得上一代名相之稱。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張居正的人生成就和他所身處的時代背景是密切相關的。張居正的成就是他所身處的時代造就的，與此同時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挽狂瀾從而深刻改變了自己所深處的時勢，他也因此被稱為救時宰相。那麼張居正身處的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呢？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以來歷經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大明王朝的聲威一度遠播東非，印度洋幾乎成為了大明戰艦和商船可以自由通航的內海。然而到了明英宗時期以土木堡之變為轉折大明國運由盛轉衰：在這場變故中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俘虜，也先還進一步南下攻打北京，幸虧明朝另一位救時宰相於謙（不是說相聲那位）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才贏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儘管大明戰勝了瓦剌，但再也無法恢復永樂、仁宣時期的輝煌了：瓦剌、韃靼、女真、倭寇、緬甸先後侵犯大明邊疆，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期殖民主義國家已紛紛不遠萬里來到亞洲——這是大明王朝所面對的外患；與此同時內憂也異常嚴重：朝廷黨爭、宦官弄權、財政紊亂、軍備廢弛......這是張居正所身處的大時代背景，而塑造張居正人生命運的除了大時代背景之外還有他是個人人生經歷，那麼我們不妨再看看張居正的個人人生經歷。

嘉靖四年（1525年）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家裡誕生了一名男嬰。據說這名男嬰誕生前其曾祖父做了這樣一個夢：月亮落在水甕裡，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浮起來，於是其曾祖父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張白圭少年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12歲時張白圭自信滿滿地報名參加了在荊州府舉行的科舉考試的資格考試——童試，並順利地考中了秀才。據說在張白圭報名考試的前一天晚上荊州府知府（官名，相當於現今的一個地級市的市長）李士翱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天帝給了李士翱一枚玉印，而且天帝還吩咐把這枚玉印轉交給一個小孩子。第二天李士翱給這次考試的考生們點名的時候第一個點到名的就是12歲的張白圭。李士翱仔細一想恰好與夢境吻合——張白圭的名字裡的白圭二字指的就是古代帝王、諸侯在舉行典禮時手裡拿的玉器。因此李士翱對張白圭就格外關注了。實際上李士翱非常看好張白圭的才能。作為證明的是：李士翱囑咐張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且他親自為張白圭改名為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張居正就這樣出爐了！

12歲就中了秀才的神童張居正在一年後又參加了鄉試，在他參考之前結識了當時的湖廣巡撫顧璘。顧璘自身的科考水平很牛氣——他在21歲的時候就考中了進士，可以說是一身才氣。張居正在日後的回憶中提到：顧璘與張居正會面之後前者很快就認定後者為國士（一國之中最優秀的人物）並對後者以朋友稱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張居正考完這次鄉試後發現自己落榜了。而這次落榜居然就是顧璘的一手策劃、竭力運作導致的結果！原來在鄉試的閱卷過程中考官們以及監督閱卷過程的官員是一致看好張居正的試卷，認為應該按程序辦事，錄取張居正為舉人。雖然顧璘也知道人心所向，他卻自有主意並付諸實行：內定張居正落榜。顧璘有他自己的一套說法：張居正此時只有13歲啊！如果讓13歲的青少年輕易地考中舉人，中舉的青少年就會驕傲自滿，還會打消上進的志氣。因此要讓張居正不被錄取，使張居正多受一些挫折和磨難，等到張居正更加老練，將來的發展更加不可限量。

然而無論顧璘給自己的行為進行如何解釋都無法改變他幕後操作的事實，這本身就違背了考試的公平、公正的原則。況且他如何斷定如果讓張居正考中舉人就一定會驕傲自滿，就算張居正中舉後驕傲自滿的話也有後面的會試、殿試等著咧，難道張居正的人生會一路順風順水，就一點挫折沒有。退一萬步講：就算張居正的人生一直順風順水，那麼挫折教育本身就失去了意義——正因為人生難以一直順風順水，所以才要通過挫折教育以提升抗壓能力，如果明明能較為順利地完成一件事，傻子才會去多找麻煩不是嗎？無論如何顧璘的想法就有這麼奇葩，結果他愣是把張居正的前程多耽誤了三年。三年後張居正又一次參加鄉試，考中了舉人。恰巧在考試後張居正與顧璘再度相見，顧璘把自己身上佩戴的犀帶（象徵權貴身份的高級腰帶）贈送給張居正並對張居正說：“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這是為中材的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箇中材，我竟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誤了。”隨後顧璘又說了一些鼓勵的話語。從顧璘對耽誤張居正三年而表示後悔的話語裡，能夠看出顧璘自認為之前的做法有欠妥當。倒是張居正反而對顧璘十分感謝——其實這種感謝背後大有深意：以張居正的聰明不可能不知道以自己一介平民的身份如果和身為朝廷命官的顧璘發生爭執那就不是耽誤三年的事了，可能直接這輩子就沒出頭之日了。

從張居正的早年經歷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從小就有理想有抱負的心懷高遠之人，同時他並不是一個一根筋的人，在面對阻力時他是知道如何迂迴變通的。不能不說這些早年經歷對張居正的成長是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的。大明王朝自立國以來就面臨兩大外患的侵擾，也就是所謂南倭北虜問題——東南沿海有倭寇肆虐，而北方邊陲蒙古、女真等遊牧民族時不時南下侵襲。永樂、仁宣時期大明王朝國力鼎盛，這些問題還顯得不太嚴重，然而自土木堡之變起這兩股勢力就成為困擾大明王朝的兩塊心病。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此時只有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這時誰也不會想到困擾大明王朝的兩大外患會在他手中一度沉寂下去。事實上連張居正自己可能也沒料到這點，因為初出茅廬的他和其他所有大明官員一樣先必須想方設法在爾虞我詐的官場鬥爭傾軋中站穩腳跟。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夏言奪得首輔之後被嚴嵩進讒而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痺”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張居正因病請假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開始遊山玩水。在這三年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蹟，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徐階荐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臺後張居正掌翰林院事。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臺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致仕。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

隆慶四年（1570年）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張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隆慶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由此北部邊疆安定下來。

而被倭寇肆虐的東南海疆此時也已安定下來——事實上所謂的倭寇之中不乏東南沿海因海禁政策斷了生計的百姓被迫聚嘯海上以倭寇之名大肆劫掠，與此同時中日之間的勘合貿易早已斷絕，加之此時日本國內的戰亂導致大量戰敗的武士浪人和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商集團合流對抗明朝的海禁政策。隆慶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個月就詔告群臣說：“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上書曰“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私販指走私商，公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當即批准了這一奏請。明穆宗宣佈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不久後又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並以月港為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並徵稅。督餉館對私人海外貿易管理的內容主要有：出海貿易的船隻不得攜帶違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餉館領取船引並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內，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雖然仍有著諸多管理和限制，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至此畢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就被視為合法經營。政策和制度上的這種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調整，史稱“隆慶開關”。隆慶開放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擺脫了走私非法境地，開始有條件地公開進行和較為正常地發展，並迅速發揮了積極作用。史載隆慶初，僅月港一地，“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成效明顯。

隨著隆慶年間東南和北部邊疆的安定，張居正有了更多的精力開始思考明朝的內政改革。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曆生母李太后神經，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后進讒，李太后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於是，張居正擔任了首輔，八月，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 。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就要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歷來強國之途主要靠兩條：一是修明法制，二是整肅吏治——吏治清，天下興。在張居正看來：要解決明朝當時的困難，扭轉其江河日下的局面必須緊緊抓住吏治這個中心點。問題是怎麼抓呢？張居正抓吏治的武器就是《考成法》。在具體實施《考成法》之前張居正曾於萬曆元年六月上了一道奏疏，這實際上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和綱要。在這篇奏疏中張居正毫不客氣地指出當時朝政存在的兩個弊端，由此凸顯了實施《考成法》的必要性：第一個弊端是虛——具體表現為：“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無論是言官提的建議或是各部門下發的文件都只是“置郵而傳之四方”——停留在紙上，沒人去落實；第二個弊端是拖——突出表現為：“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託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

事實上明初曾一度實行過《考成法》，張居正如今是要舊瓶裝新酒。要知道他如何舊瓶裝新酒，我們不妨先看看明初的《考成法》究竟是咋樣的——其實說起來也簡單：建賬——主要是各衙門將自己承擔的任務登記造冊，明確工作目標和完成時限，建立工作賬簿。賬簿中所列項目同時抄送六科：銷賬。各衙門完成一項任務即將情況報到六科，這稱之為結賬；如因故不能按期完成的向六科說明情況；如無故未能按期完成任務的，六科可以參奏。六科定期將各衙門完成任務的情況報送司禮監，由司禮監呈送皇帝，這謂之報賬。對無故未完成工作任務者的問責方式有兩種：一為詰問——相當於現在的函詢；二為參奏——相當於現在的通報批評。

對張居正變法一直以來史學界都存在爭議：有的觀點認為張居正所謂的“新政”其實算不得變法改革——這種觀點認為：張居正僅僅著眼於澄清吏治，而未能從制度上有所更新——明朝的行政班子在張居正之前和之後還是一個樣，沒增設任何一個新部門。殊不知這恰恰正是張居正的高明之處——他的這個政治系統實際上已在不聲不響中改變了明朝的祖制：把掌控官員的權力集中到了內閣，也就是他自己手中。原本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而設立內閣之時只是把內閣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相當於顧問角色，但經張居正這麼一改他自己實際上已和之前的丞相併無區別。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張居正的權力比之前的丞相還大，畢竟此時萬曆皇帝年幼，他成為了無攝政之名的實際上的攝政大臣。

張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帳，嚴格控制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便強調要將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牟取信行的官員列為下考，對於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盡行裁撤。張居政當政期間裁革的冗員約佔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同時張居正又廣泛增添人才，提拔擁護改革、政績卓越的官員，委以重任，因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瞭然”。徹底打破了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不拘出身和資歷，大膽任用人才。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1580年（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萬曆十年（1582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曆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就這樣張居正通過考成法肅清吏治，通過一條鞭法整頓財政，與此同時在軍事上張居正充分發揮了他知人善任的優勢：他起用戚繼光鎮守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起用李成梁鎮守遼東（今遼寧遼陽），任用凌雲翼、殷正茂等人平定西南叛亂，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他還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

顯然從政績上來看：張居正當得起救時宰相的稱謂，那麼關於張居正生活奢侈的說法屬實嗎？實話實說我們現在已很難說清這個問題了。關於張居正生活奢侈的說法在相當程度上出自張居正的政敵之口：據說張居正生性好色，以致於常食用各種補品，結果吃補藥吃死了。這一說法出自王世貞之口，而王世貞恰恰就是張居正的政敵——萬曆四年王世貞在一道奏疏中說了一些關於兵餉的事情，這其中涉及張居正的妻弟欺辱江陵知縣一事，建議嚴懲不貸。王世貞不僅直接找萬曆皇帝告狀了，還專門給張居正寫了封信：不好意思啊，我把你妻弟給告了，給你打聲招呼！懷恨在心的張居正直接就把王世貞給彈劾了，兩人就這樣結下樑子了。所以王世貞的話未必可信，不過從二人結怨的過程可以看出：張居正在發跡之後多少是有些膨脹了——王世貞就算是故意針對張居正，可他走的是正常的上書檢舉的路徑，如果張居正的妻弟沒問題，那麼解釋清楚就行了；如果有問題，那麼王世貞的舉報就沒錯。而張居正的做法的確有挾私報復的嫌疑。還有一個關於張居正的故事說：張居正回老家的時候專門定做了三十二人抬的大轎子。三十二人是什麼概念？如果說一般的“八抬大轎”是豪華轎車的話，那張居正乘坐的就是“加長型超豪華房車”。裡面肯定有臥室有書房，還有一群小丫鬟伺候著。如果此事屬實，那可是真夠奢侈了，問題是這一說法出自《萬曆野獲編》，並無正史佐證。

由此可見張居正生活奢侈的名聲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出自於政敵的刻意抹黑。事實上張居正不僅沒抹黑生活奢侈，甚至有說法稱他與李太后有染——這個故事具體如下：和張居正同年中舉的人當中有一個艾自修，不過這個艾自修在那一屆舉人中排名最後一位，這種情況在當時被稱為“背虎榜”。據說多年之後已位極人臣的張居正調侃艾自修道：“艾自修，自修勿修，白面書生背虎榜”，結果艾自修回敬道：“張居正，居正勿正，黑心宰相臥龍床”，以此暗諷張居正與李太后的曖昧關係。我們姑且不論張居正和李太后的曖昧關係是否屬實，至少他和艾自修這個故事應該不會是真的——如果這個故事屬實，掌握帝國實權的李太后和張居正還能容得下一個艾自修？所以這個故事多半也是穿鑿附會。當然這麼說並不意味著張居正自己就是完全沒問題的——應該說他之所以在朝中樹敵過多當然有他的改革措施動了別人奶酪的緣故，另一方面張居正在得勢之後的確或多或少有些膨脹。這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會提醒他人：吾非相,乃攝也！張居正並不是以一個輔佐君王的良相自居，而是公然以代替君王行使攝政之權自居。張居正死後被政敵反攻倒算，以致於最終被萬曆皇帝抄家，結果查抄出銀兩、地契鉅萬，這也證明了張居正生前的確是存在經濟問題的。張居正同時有著天使與惡魔的兩面性——就政績而言：張居正無愧於救時宰相之名；而私底下的張居正確實是有問題的，當然經過政敵們的有意渲染之後他的問題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有所誇大。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關於張居正生活奢侈的說法，還真是不少。

（影視劇中的張居正）

萬曆首輔張居正，談到明朝就繞不開的人物。咱們先說說關於他生活奢侈的傳言，看看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據說張居正回家的時候，專門定做了三十二人抬的大轎子。三十二人是什麼概念？如果說一般的“八抬大轎”是豪華轎車的話，那張居正乘坐的就是“加長型超豪華房車”。裡面肯定有臥室有書房，還有一群小丫鬟伺候著。如果真有這麼一頂轎子，那確實是奢侈。

然後就是吃飯，據說張居正越到晚年，嘴巴越刁鑽，一般的菜品都看不上眼。平時吃飯，桌子上菜品無數，還覺得沒有自己喜歡吃的，無處下筷子。於是，傳說他創造了一道神奇的菜：雞舌羹。

這雞舌羹顧名思義，就是用雞舌頭做的菜。雞舌頭雖然不名貴，但是一隻雞就那麼一點點，想湊成一道菜，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也不知道張居正多久吃一次，不過能創造這樣的吃法，想象力也是很強大的。

然後就是張居正妻妾成群，為了能應付這龐大的後宮，他不得不經常食用各種補品。比如登州漁民進獻的滋補海產品“膃肭獸”，也就是海狗，據說吃了大補，渾身發熱，數九寒天的時候都不能戴帽子。傳說中張居正病死，就是因為補藥吃多了。

那麼，張居正真的這麼奢侈嗎？可能性不大，極有可能是被黑了。

（王世貞）

首先，說張居正補藥吃多了才病死的，那是王世貞的說法。王世貞是張居正同時代的人，兩人之間有“深仇大恨”。

起因是這樣的，萬曆四年的時候，王世貞寫了一道奏疏，說了一些關於兵餉的事情。關鍵是，在裡面王世貞還加了一點“料”，說張居正的妻弟欺負了江陵知縣，建議嚴懲不貸。

王世貞不僅直接找萬曆皇帝告狀了，還專門給張居正寫了封信：不好意思啊，我把你妻弟給告了，給你打聲招呼！

張居正氣壞了，這事兒你直接跟我說就是了，直接繞過我告到了大老闆那，不給面子啊！

於是，張居正懷恨在心，直接把王世貞給彈劾了，您回家反省反省吧！

王世貞也是個倔脾氣，憋了一肚子氣，直接氣病了。病好之後，忽然要求仙學道，拜了一個神神叨叨的小姑娘為師，各種瘋狂。而且，為了求仙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最後，病死了。

所以，他寫的張居正的黑料，可信度沒這麼高。

另一個有張居正黑料的史籍，就是大名鼎鼎的《萬曆野獲編》，作者沈德符。

（《萬曆野獲編》）

張居正死的時候，沈德符還不到5歲。長大之後的沈德符蒐集了萬曆年間的一些大小道消息，才寫成的《萬曆野獲編》，“野獲”兩個字，足以說明這本書中的內容，不如正史可信。

實際上，張居正擔任首輔期間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觸動了太多人利益，尤其是整頓吏治的改革，直接觸動了明朝上下官員的利益，他們內心當中對張居正是極其不滿的。一條鞭法的實施，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讓地方上的官吏士族受到了損失。

所以，張居正一死，大群大群的官員迫不及待的開始黑張居正。

其實，咱們仔細想想也知道，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生活上略有一些上檔次，是很正常的。但是說的那麼誇張，應該不可能。主張節儉的張居正，很明白到處都有人盯著他，記恨他，一旦被言官抓住把柄，那就麻煩了。

所以，他不可能這麼奢侈招搖。

七追風

張居正，明萬曆朝內閣首輔。他勸萬曆皇帝要從簡節約，而自己卻沒有做到，反而自己生活奢侈。

《萬曆十五年》就記載：張居正奉旨離京為老父親辦理喪事。他乘坐轎子就有40多平方米，設施齊全，2個僕人，30多個抬轎的，而除了必備的儀仗隊外，隨從人員還有一隊鳥銃手，奢侈豪華，甚至超過了皇帝的作派。

從北京回老家江陵，大約一千里的路程，張居正的車隊“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灶”聲勢浩大，但為此也勞民傷財。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否認“宰相之傑”張居正的功績。正是張居正採用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明朝起死回生，讓其滅亡的時間向後延遲六十多年。

財政－施行一條鞭法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實驗點，清丈田地，當地百姓因為便利，實踐證明此改革措施對民有利。

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在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減少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全國土地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賦稅改革，全國施行一條鞭法。它的出現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以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讓百姓做到“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隨著一條鞭法的施行，它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讓國家財政有穩的增長。張居正也認為農商應該放在同等地位，不應重農輕商，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

其成果體現為萬曆初期，國庫財富創造了明朝歷史中的最高紀錄，存糧可用十年，存銀共計一千萬兩。

軍事－任用名將，平定叛亂

張居正陸續提拔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守北方，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且為了阻止北方敵人入侵，在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以此護衛京城。

張居正用計，迫使俺不再侵犯大同且與明和平相處，進行貿易交流。

其成果體現為讓明朝北方得以安定。

政治－實行官員考成法

整頓官員之間的翫忽職守，不做正事的風氣，加強對官員的考核，對其不合格的官員進行撤掉或懲戒。對那些因冤假錯案的官員恢復官職，一時朝廷為之一清。

其成果體現為“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加強明朝的官員提升了行政能力和中央集權。

金無赤足，人無完人。張居正雖然生活奢侈，但他的萬曆新政讓原本搖搖欲墜的大明朝再現生機，延遲了明朝滅亡的六十多年，可以是當之無愧是一代名相。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逝。死後卻禍及家人，實行改革新政總會得罪大多數權貴，再加上張居正掌權致使皇帝受權力受到限制，哪怕張居正為明朝作出巨大貢獻也無用，最後被萬曆皇帝抄家了。

夏目歷史君

以史為鑑，我是中國古代史專篇。

生活奢侈只是說他生活比較好，可能也有不少好處，但是這些並不影響其在位期間，為大明王朝所作的貢獻。

以下就來簡單對張居正這個人和他的是做些簡單介紹。

張居正

張居正是湖北荊州人，生於1525年，在嘉靖26年的時候，張居正23歲便考上了進士，開始進入官場，在隆慶6年的時候，明神宗皇帝繼位，由於李太后和司禮監太監馮寶的支持，張居正開始代替高拱成為了內閣首輔，由於此時的神宗皇帝年幼，所以此時的張居正開始主管一切的軍政大事，那麼在其在位的十年時間裡面，他到底幹了什麼能被稱為一代名相呢？

首先為了改變當時官僚們爭奪權勢，官員翫忽職守，賄賂成風，可以說整個朝廷一片混亂的局勢，他開始推行考成法，及對於各個官員進行考核，並且賞罰分明，對於那些犯錯的官員絕不姑息，所以執政期間，整個朝廷百官惕息，即使官員在千里之外，只要有朝廷號令，不敢不從，不然也會被從千里之外依法從事。

在軍事上，張居正任用了當時的戚繼光、李成梁，戚繼光於沿海地區抗擊倭寇，使得倭寇不敢侵犯大明，在遼東地區的少數名族勢力被李成梁打壓，難以發展，之所以兩人能大展身手，其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張居正為二人的靠山，使得他們能夠放開手腳，無後顧之憂。

經濟上開始清查土地，實行一條鞭發，在全國過上下，開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到了萬曆八年，全國查實徵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公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三百萬，這樣一來朝廷賦稅增加，自正德嘉靖年間虛耗後，萬曆十年見最為富裕。而其一條鞭發則就是將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朝廷需要的各種經費全部統一編排，統一為一條，這樣一來就將原來複雜的工作全部變得簡單。

對於大明王朝，張居正所作的一切無疑是有利於大明的，但是他在位十年，他獨攬大權，他所用之權，便是神宗皇帝之權，這樣他就和神宗皇帝對立了，所以他無愧於大明，卻有愧於神宗。

張居正之所以能被稱為一代名相，我們主要是看他在位十年，對大明所作的貢獻還是非常大的，從歷史大局看，其所作的改革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隋唐革新之後，至到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

中國古代史專篇

張居正生活奢侈嗎？恐怕不見得。說張居正的不光彩的事情，基本都是從《萬曆野獲編》裡面傳下來的。比如書中說他有一頂大轎，需要32個人才能抬的起來，裡面的空間極大，平時用度應有盡有，可以說，這玩意在現在，就是那種豪華的房車。

這書裡還記載，張居正非常好色，曾經娶了眾多妻妾。為了能讓自己在眾多老婆面前表現得更有能力，他還食用各種補物。據稱曾有海邊的漁民向他獻上了一種奇異的東西，吃了以後氣力充沛，有用不完的力氣，吃了這樣的東西，張居正變得很威猛。但是後來張居正暴斃，也正是因為食用這東西太多所致。

諸如此類的事情，還有許多記載，於是張居正的影響因此被黑化，甚至被黑成了怪物。但是隻要我們仔細看看這本書的名字，就能發現“野獲”二字。野獲，那就是從民間聽來的，也就是所謂的“民間故事”，民間故事裡面的人物有的都是編的，三國演義把多次背主的劉備都能說成仁德，能把周瑜的計謀讓諸葛亮用了，所以這樣的“史料”根本不足信，可以當做是調節氣氛的飯後談資，但是如果將這些東西當做是評定人物的依據，那就是對當事人莫大的侮辱。

那麼張居正為何被稱為一代名相，受到後人推崇呢？

首先，張居正在剛任首府的時候，就大力推行新政，當時大明的許多豪紳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平時卻有很多田地沒有上報朝廷，於是就少交大量賦稅。張居正讓各地官員都去親自丈量土地，於是各地的田地都有了一個比較精準的把握。這次清點土地，不但為朝廷增加了大量的賦稅，還找出了大量空閒的土地。但是這項舉措最重要的是，為後來的一條鞭政策打好了伏筆。

不久，張居正提出了一條鞭稅法改革，從前百姓頭上有各種名目的賦稅，很多時候百姓都不知道究竟自己該叫哪些類目。有時候碰到特別貪心的官吏，他們還會巧立名目，額外收取賦稅。這導致了百姓對朝廷的失望，一旦賦稅太重，百姓們就會出逃，盜賊、流民就會因此出現。民間百姓不能安定，許多田地就會荒廢，國家經濟就會被削弱，而且還很容易出現暴亂。而張居正的新政，將諸多名目的賦稅都歸到了一起，簡化了政務，加強了朝廷對百姓的控制。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外，張居正在軍事上也有建樹。他重用戚繼光鎮守邊關，又用計安撫了塞外各方勢力，為大明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另外他主導的邊關一帶的茶馬互市，方便了關內關外百姓的交易，緩解了彼此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邊境的安定。正是因為張居正有如此功勞，所以他才受到後人推崇，被人稱為是一代名相。而他多年勤於政事，野史裡面的諸多不良記錄實在難以叫人相信，即便是生活上確實奢靡，也不會如野史記載一般不堪。

小鎮月明

張居正的生活奢侈與否另當別論，但是他在執政大明期間確實做出了不少貢獻，而且他的執政方略能夠觸及那個時代的社會弊端，幾乎挽救了即將崩壞的大明王朝。

他是有作為的一朝首輔，而不是庸碌的無能之輩，單看他對國家的貢獻，足以稱得上一代名相。

在明史上就對張居正有極高的評價：

施政方略

此時的大明官場弊端重重，各級官僚為爭權奪利勾心鬥角，朝堂內外貪汙腐敗之風氾濫。為了重整朝綱，張居正下令實行考成法，從中央到地方，嚴加對官員吏治的考核，對於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官吏予以嚴懲。

除此之外，此時各地大戶經常拖欠稅收，而且多與當地官吏勾結，張居正下令嚴懲不法官吏，上繳稅如果不到規定的九成，就會予以處罰。

因此受到處罰的官吏多達數十位，各地官員對此深感恐懼，沒有人再敢觸及這條底線，之後稅收大增，國家財政收入逐漸增加。

財政改革

此時各地土地兼併問題十分嚴重，各地區大戶虛報田產，偷稅漏稅之風盛行。張居正下令重新清查土地，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稅收，但是真正存在的問題依舊很嚴重，這種做法沒法改變下層人民無地耕種的問題。

之後為了更深一步解決國家矛盾，張居正下令施行一條鞭法，即將各州縣所有賦稅全部統一由國家徵收，簡化了收稅流程，不再給不法之人從中謀取利益的機會；並且廢除裡甲一類的徭役，減輕了百姓服役情況，官府使用人去做工的時候，要給予錢財僱傭。

明王朝在實施了一條鞭法後，不但減輕了施加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使百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休養生息。這條政策也極大的改善了明朝的財政稅收，緩解了明朝內部的一系列矛盾。

練兵戍邊

此時邊境地區經常會有遊牧民族前來劫掠，為了鞏固國家邊境安全，張居正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人練兵戍邊，並且重新修繕長城，現在大家看到的長城，基本上都是明朝時期重新修繕的。

並且在邊境上與遊牧民族展開互市，增加了國家的馬匹數量，並且積極接洽俺答部落，與其進行貿易往來，邊境地區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穩定。

身後罵名

張居正死後，不少官吏紛紛起身彈劾他各種罪行，而且因為張居正的改革觸及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導致豪門貴族對他多有怨言，自然願意看著他徹底身敗名裂。

要知道張居正沒有主政之前，朝堂上下充斥著不正之風，各地官員貪汙成性，張居正幾乎一手扭轉了整個大明吏治，其人執政期間，各地運轉效率大有提升，官員考核嚴厲，而且能夠保證各地稅收完整，打壓豪強兼併土地之風，他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名相。

雖然說他的生活有些奢靡，史料中記載他曾經坐著32人抬的轎子招搖過市，以及各種奢華享受，我覺得有些言過其實，畢竟這些都是後世文學加工，張家確實足夠顯赫，而且身居高位，在那個時代自然可以過得富裕一些，這些也無可厚非。

東亭觀史

張居正生活奢靡？

這個論點就站不住，張居正生活奢靡？這個標準怎麼衡量，張居正作為大明王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享受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難道不合理麼？

人在社會中，想真正做一番事，不背罵名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搞改革。因為改革無可避免的就要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得罪了這麼一大批有權有勢的人，背罵名已經是輕的了，歷史上被搞的妻離子散，粉身碎骨的大有人在！

歷史上最奢侈的轎子

後人說張居正生活奢侈，常常會拿他的轎子說事。並且有板有眼的描寫張居正這頂轎子，說是分為客廳和臥室，還有廁所！就是一個移動的一室一廳一廚一衛的豪華別墅。專門有兩個僕人伺候著。

但這明顯就是嘲弄老百姓的智商，試問這麼一頂轎子怎麼抬？抬過東西的人都知道，即使是2個人抬一個重物，如果步伐不整齊，就很容易出現問題，更別說4個人抬得轎子了。按照古時候的規矩，4人轎伕需要平時配合默契，不是說隨隨便便湊四個人就可以上陣的。

而關於張居正回鄉“巨無霸”轎子，乘需要32人一起抬，也就是說32人需要步伐一直的從北京，到張居正湖北江陵，這可是整整1300多公里啊，又沒有高鐵，也沒有高速公路，這樣的巨無霸怎麼可能完成這個不可能完成的旅程。這是後人栽贓的，不是別人，就是被張居正得罪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御用文人。

比如在後來萬曆清算張居正的時候，御史楊四知在參劾張居正的奏摺裡說他“歸喪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這就是摸透了小皇帝萬曆當時，被壓抑了許久終於親政，想證明張居正是錯誤的心態，無所不用其極的落井下石。

瓦爾登的船伕

有能力和沒品德，

有品德和沒能力，

哪個貢獻大，哪個危害大，這個很 難說，

張居正在明朝官場勾結的黑暗環境中，他有才華，有膽識，有勇氣，有謀略,同時也夠狠心，夠腹黑，夠專權，

這樣的人或許不能夠以好人抑或賢臣來稱之，

但無疑，他是一個有頗多建樹並在明朝舉足輕重的人物。

沒有張居正明朝還能撐到崇禎？我估計難，

毛火榮

人民的名義中，漢東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的夢想是成為改革浪潮中的張居正，高育良的學生更是以老師為榜樣要勝天半子，兩個人與漁家高小琴姐妹生死禍福相依，政治浮沉戀紅塵，一曲廣陵散告別了《萬曆十五年》。

明王朝作為華夏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時代，無數的士大夫為止欣喜若狂寫出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歷史經典名著表達了一種文藝復興的情緒，文化情緒感染了時代，時代煮酒了名臣良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如果沒有做官，嚴嵩會是一個書法大家，徐階道學研究會獲得巨大成就，高拱則可以成為一個經濟學家，而他們的晚輩張居正則會成為大明王朝的首富，歷史是現實的沒有穿越的可能性，因此嚴嵩和徐階及高拱和張居正不得不成為老朱家的大管家。

雲在青天水在瓶

從尋道求仙的朱厚熜到尋花問柳的朱載垕，張居正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見根據局勢選擇應對策略，嚴嵩鬥倒夏言的往事歷歷在目，嚴嵩制衡徐階的現狀無法改變，張居正只能左右逢源在內閣之中，等到朱厚熜回心轉意和聖明獨照，雲在青天水在瓶。嚴嵩父子在內憂外患的國家局勢下我行我素，朱厚熜看到了兩頭養肥的豬可以出欄了，於是嚴世藩頃刻之間被錦衣衛下了大獄，嚴嵩白髮人送了黑髮人。徐階苦力二十多年終於成為內閣首輔，作為其學生的張居正也等到了機會，這個時候昔日的戰友高拱成為對手，徐階追究穩定平衡的政略讓高拱極為不滿，脾氣火爆且果敢剛毅的高拱有力的反擊奪了徐階位置。高拱內政外交政績斐然，他以寬廣胸懷不惜仍用徐階門生故吏贏得了廣泛支持，一大批有才幹的官員被安排到合適位置上平復了明穆宗繼位後多地內亂和邊境韃靼的入侵。高拱與張居正早年是志趣相投的同年好友，兩個人的嫌隙產生於明世宗朱厚熜逝世之時，內閣首輔徐階沒有讓高拱一起閱覽遺詔而只單單叫了自己門生張居正，這件事後兩個人沒有以前那樣相互信任了，但是張居正依然積極幫助他讚賞的高拱實現有效政略，尤其是徐階退休歸鄉後，張居正與司禮監秉筆太監李芳一起謀劃促成了被冷落一年多高拱重新啟用成為內閣首輔。

內閣首輔是一個萬難的位置，上要對皇帝負責，下要中樞六部及各級衙門，同時還要平衡宮中派出的司禮監與錦衣衛及東西廠的勢力，這個活嚴嵩乾的最久靠的是朱厚熜的信任和自己鉅額財富擺平人情世故，徐階與高拱靠的是自己的才幹，在吏治腐敗和黨同伐異的明晚期政治格局中徐階和高拱只能是一個過渡者。通達事理和適應失事的張居正笑到最後，明穆宗精盡人亡後，他的兒子朱翊鈞繼位稱明世宗，此時此刻內閣首輔高拱正在謀劃以朱翊鈞年幼為由從司禮監奪回批紅的大權歸內閣，他的這個舉動刺激了司禮監秉筆太監馮寶，馮寶作為世宗的大伴深受李太后信任，馮寶迅速與張居正結成同盟，高拱成為了皇帝的敵人，性情剛烈的高拱無法忍受司禮監的暗算挑釁羞辱無奈之下辭官歸隱山林。

內閣首輔是一個危險職業

張居正經歷了太多的政治角鬥心中已經平靜如水了，他想要實現自己變法的政治抱負就必須向宦官集團妥協交易部分利益，但是張居正把控一條底線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時候接不妥協。宦官集團們沒有政治上爭權太大野心，只是為了追求物資上滿足和社會地位上的榮耀，張居正包容了司禮監派駐各級衙門太監的不端行為，同時內閣附和了馮寶個人榮耀的需求，李太后是一個明事理懂大局的人，張居正的外朝和李太后內廷配合的相得益彰，兩個人可稱為藍顏知己，以至於坊間流傳兩人花邊新聞。張居正首先抓住了國庫空虛進行改革，他對於明王朝沿襲的以物折算稅負法案進行調整改為統一白銀折算，這樣可以提高流通效率避免各級衙門中飽私囊，同步進行還有重新丈量土地和核查納稅人口，一條鞭法讓國家稅收政策在統一標準下進行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和準確。其次，大明王朝面臨東南沿海的倭寇禍亂和北方韃靼的騷擾入侵，張居正任命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繁重的政務和紛亂的政治鬥爭耗費了張居正大量精力，以至於其父病逝也無法盡孝，考慮到新法剛剛實行不得已選擇朝廷“奪情”，張居正身居內閣首輔卻依然保持勤儉節約的準則，萬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據理力爭，言明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鈞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滷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正是張居正以身作則贏得了變法成功堅實基礎，反對過新法的左都御史海瑞後來都承認其當時的侷限性，張居正新法十年為大明王朝延續數十年的國祚，留下國庫稅銀和糧食可以保障大明王朝十年以上用度，東南倭寇被剿滅，北方韃靼被安撫，明神宗得到了一個真正的太平盛世。

唐俊龍55398571

但是他的成就來說就算他本人奢侈如果不貪腐靠封建皇帝的賞賜獎勵個別官員也無可厚非但是多了就腐敗了。王朝也跟公司一樣有能力者享受高待遇高工資也是正常的，最怕是又沒能力又貪汙腐敗的人或者是坐在崗位上什麼不作又什麼都不懂。又懶又講條件的人，又嫉妒的人。

關鍵字: 歷史 一代 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