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紀一進入平王時代，幾句話，就把周王室的根本地位表露無遺：“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這句話，其實說的就是，周室只有象徵意義了。叢林法則進入一個徹底實踐的時代。我們讀之後各諸侯之間的競爭原則，那就是一個貫徹“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誰召集會盟當上盟主，誰就成了“政由方伯”中的方伯。我們熟悉的春秋五霸，當然是後人追加的，滿腦子成霸業的人，都有著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決心。然而春秋之亂，其不擇手段，遠甚西方的馬基雅維裡主義。
如果說，根據我有限閱讀，讀到過的各種中外歷史，最沒有原則的極限時代在哪裡？我願意把它設在春秋。所謂周禮約束諸侯？形同虛設。沒有不能毀掉的造冊，沒有不能突破的邊界，沒有不能謀殺的至親，沒有不能利用的君臣。雖然這樣的表述有些極端，你都可以找到反例或者特例，但這些反例或特例，並不能證偽概率上的大數原則。
大家都知道，《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說的是成《春秋》之後，他人的對《春秋》一書閱讀效果的期待。不少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這春秋之亂，首先是亂到“孔子懼”，於是作《春秋》。
可是，孔子成《春秋》之後，亂臣賊子懼了嗎？在中國，自《春秋》之後，這就是個天大的笑話。在很大程度上，寫歷史，我真的願意相信，那不過是一種工具理性下的自我救贖，而且，救贖的，不過是肉身。
我並不是要貶低自董狐到孔子到史遷一干史家，只是，理想主義的作史原則，雖然值得誇讚與研究，但它始終不是中國寫史洪流中的主流。所以說，切忌撿個史家就高估。
史遷自此之後，記春秋、戰國、秦、楚、漢之事。
周本紀自平王以下，與之後記的諸侯之事，沒有很大性質上的區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史遷自周平王四十九年，暨魯隱公元年開始，羅列周平王、周桓王、周莊王、周釐王、周惠王、周襄王等等，這一羅列成為編年，那就如同一張編年表裡，周某某王相當於“公元前某某年”在左列，右列則是諸侯各國大事，以及與周王室發生的關聯。
這之後，周王室的主要工作有兩項，一、賜胙肉，儀禮上定方伯；二、周旋於諸侯之間，夾縫中求生存，“周”乃周旋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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