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姓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人。她行三，待字闺中时，外公、外婆叫她三姑娘，嫁给我父亲后，叫她三铺（俗字，义同姑），没有正式的名字。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时，母亲已43岁，儿孙满堂，因为土地证上需要有名字，我的大哥便给她起了个名字：曹效兰。
其实，在我母亲那一辈的农妇中，有很多人即使在“土改”后，仍然没有正式的名字，不过是张氏、李氏之类而已。她们默默地在土地上耕作，生儿育女，燃尽生命之灯的最后一滴油后，便像秋风吹走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消逝。
1937年，母亲生下我。春才兄仅比我大两岁，母亲既要呵护我，也要照顾他，分外辛苦。不久，随着大上海的沦陷，日寇轰炸苏州，向南京进逼。母亲抱着我离开家门，躲避轰炸时，邻居纷纷告诫母亲：“抱着小孩怎么行？小孩哇哇一哭，日本鬼子飞行员听见了，朝我们头上扔炸弹！”今天看来，这种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那“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乱哄哄争相逃命的时刻，母亲怎能拗过众人？只好把我放在家中，上面扣了一个木盆，以事保护。等日寇飞机飞走，母亲赶紧跑回家中，见我仍在熟睡，一颗吊着的心才放下来。
“山河破碎风飘絮”，水深火热是贫民。父亲和母亲商量，兵荒马乱，在苏州没有安全感，生计更加艰难，不如让母亲带我们回江北，投奔外祖母。秋天，母亲抱着我，带着大哥、二哥、姐姐，乘逃难民船，踏上归程。有时敌机在上空盘旋，母亲只好抱着我躲到河岸茅草丛里。在外婆家暂时落脚后，曾有一家富户的新生儿缺奶，有人介绍母亲去给这孩子喂奶，当然是给钱的。但母亲拒绝了，说：“我的奶水只够春瑜吃，我不能让自己的伢子饿着。”
1942年，蒋王庄终于有了第一个新式的抗日民主小学——蒋王小学。这年我虚岁6岁，与春才在一起上学读书。虽说是新式小学，私塾的遗风犹在。开学那天，母亲包了一菜篮粽子，煮熟了，送给文弱书生夏一华老师和同窗分食，我们还给老师磕了头。我自幼脑子灵活，反应敏捷，夏老师很喜欢我，便让我当了小组长。母亲知道了，眉开眼笑，以后每天早晨，都叫醒我，笑着说：“小组长，起来吧，吃早饭，上学去。”并帮我穿好衣服。
儿童都有些叛逆心理，我在童年时，更是相当突出。有一次，母亲叫我到大西庄去“出人情”（吃酒席），我与这家的小孩闹别扭，不想去，母亲说我不知好歹，有“六大碗”不去吃，干脆家里饭也不吃算了！她分明说的是气话。我却认真了，躲了起来。这下母亲急了！一家人在庄上到处找我，眼看太阳已经落山，庄上人怀疑我玩水淹死在河里了，大哥只好下河寻找。后来，有人在草堆旁发现了我。家人、庄人才松了口气，“解除警报”。母亲看到我，骂也不是，打也不是，叹了口气，说：“你已两顿饭都没吃，赶紧回家吃饭吧。”现在看来，我太无道理，真是害苦了母亲。
我自幼顽皮、淘气，不断给母亲带来麻烦。6岁那年秋天，在露天厕所如厕时，受一条突然穿过的草蛇惊吓，猝不及防，后滚翻跌入农家积肥用的很深的厕内，遭到没顶之灾，吞进很多糟粕。小伙伴飞奔到庄上，叫来我大嫂，将我救起。母亲大惊失色，不嫌脏臭，给我脱光衣服，用河水冲洗全身。不少庄民围观，有几位老太太都对母亲说：“跌进厕所的小孩，肯定活不过三年！快拿刷马把（用竹片扎的刷马桶的刷子）在春瑜头上用力打三下，他就能活过三年！”母亲照办了，但哪里舍得用力打？不过是轻拍三下而已。我不知道我一直活到现在“老而不死”，是否要归功于刷马把的三击顶？
回想起来，猫是老虎师傅的童话，是外婆教我的，而孟姜女、白蛇传的故事，是我儿时在炎热的夏夜，母亲在打谷场上，摇着麦秆编成的扇子驱赶着蚊子、牛虻，慢慢讲给我听的。有时我听着，听着，睡着了，第二天就缠着她再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43年盛夏，天气酷热。这年我虚岁7岁，晚上，夜幕低垂，母亲正在打谷场上给我们讲故事，忽然一道红色的流星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庄上的维大奶奶，同三奶奶等，都立刻下跪，我大吃一惊，母亲忙说：“不要害怕，刚才穿过去的叫‘祸殃’，经过的地方都要死人，但年纪大的老人下跪，祸殃就一跪三千里，我们这块就不会有灾殃了。”这大概就是母亲对我关于民俗文化最早的启蒙教育了。
我后来读大学，母亲和父亲宁可自己“汗滴禾下土”，节衣缩食，供我们上学。“文革”开始后，我多次被整，到1970年春，第三次被隔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妻子受株连，被迫害而死。母亲深知我素来个性倔强，怎么能受得了如此屈辱？她患有食道贲门癌，我家破人亡的遭遇，无疑加重了母亲的病情。她在病危时，要我大哥立即给上海师大拍电报，要我带着儿子赶回去见最后一面。可是，由于当时各种人为的刁难，等我们父子赶到村口，母亲已经下葬。
年年月月，每当日暮时分，遥望西天天幕上的些儿残霞，我便想起了当年跪在母亲墓上痛哭的情景，无边的思念、悔恨，便涌上心头。
母亲，我是多么怀念您。
（《青灯有味忆儿时》海天出版社2014年出版 王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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