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塞林格：他在這個世界，卻不屬於這個世界

1952年11月，即《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的次年，塞林格攝於美國紐約。攝影/Antony Di Ge

百年塞林格

被“爭奪”的文學偶像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93期《中國新聞週刊》

來參加塞林格作品分享會的時候，一位嘉賓帶了好幾種版本的《麥田裡的守望者》，都是自己珍藏的，疊成了一摞。最底下是他正在翻譯的一本《塞林格傳》，紅皮包裝，七百多頁。這本書的內容還被拍成了一部同名的紀錄片，在2013年面世，外界評價褒貶不一。

提到傳記的時候，塞林格的兒子馬特就坐在旁邊。他曾是一名演員，現在是塞林格基金會的負責人，認識那本傳記的出版方，也認識紀錄片製作公司的製片人。塞林格的紀錄片出來之後，馬特沒有明確表示什麼。他知道，任何的批評，都可能成為對方宣傳的噱頭。

事實上，這不是第一次了。1974年，市面上開始流傳一個盜版選集，收錄了塞林格早期的22篇小說，讓這位作家大為惱火，甚至聘請了律師。1986年，一部未經授權的傳記即將面世，並且引用了一些塞林格的私人信件。這使得他訴諸公堂。2009年，一部被認為是《麥田裡的守望者》續書的作品在英國出版，促使塞林格和他的基金會不得不再次提起訴訟，制止此書在美國的面世。

我的父親打了很多場官司，因為很多的人都試圖利用他，這些官司對他來說都不輕鬆。他其實不是很擔心錢的問題，但是這些官司本身讓他非常耗費精力。馬特·塞林格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塞林格逐漸退出公眾的視線，在鄉間居住，他的形象卻因此成為了公眾探索和想象的目標，不斷有人試圖闖入他的私人領地。塞林格本人則堅決守護著他為自己設下的疆界，拒絕與外界合謀。由此，相關的傳記小說和軼事傳聞層出不窮，莫衷一是，最終構成了一個傳奇作家的遁世神話。

2010年，剛剛過完91歲生日的J.D.塞林格去世，給長達五十年的爭奪畫上了一個句點。然而，關於他的疑問並沒有結束。唯一可以確認的是，他一直在寫作，只是沒有出版。今年是塞林格100週年誕辰，作為塞林格基金會負責人的馬特來到中國。接受採訪的時候，他給了外界一個確定的答覆：那些手稿和素材還在整理，未來將會出版。

馬特今年59歲。他出生的1960年，父親塞林格正處於寫作事業的巔峰，美國社會已經見證了青年人的疏離與反叛，《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爾頓·考爾菲爾德成為了許多青年的精神化身。

如今，對於許多人來說，塞林格是寫出《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那個精神偶像，是寫出《九故事》的天才作家，也是退居山林的先知和隱士。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塞林格的形象變成了有諸多怪癖的遁世者，有過年輕的情人，始終無法從戰爭和愛情中解脫，試圖在宗教和冥想中尋找答案。

但在馬特的世界裡，塞林格是那個讓他感到親近、甚至崇拜的父親，雖然有時挺難對付，但其實很友好，喜歡跟年輕人待在一起，跟農夫和屠夫也能聊到一起去。和筆下的人物一樣，他的父親不接受世界的規則。

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世界上不只有一個塞林格。他將精神的一部分留給了霍爾頓，此後的數十年，他將自我的另一部分鎖進了那個無人知曉的暗室。在跟這個世界“爭奪”塞林格的過程中，雖然他的姿態常常顯得堅決，但他的矛盾和沮喪也並不少見。

當許多媒體都在為接近塞林格而不得的時候，他卻做出了一個讓人頗為意外的決定，接受一名高中女生的採訪邀請。這是在1953年，距離《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過去了兩年。這部小說的暢銷讓塞林格無法繼續過普通人的生活。為了躲避紐約的名利圈子，他搬到了鄰近的新罕布什爾州的鄉下，這裡遠離塵囂。

對塞林格來說那段時間很幸福。短篇小說集《九故事》在這一年出版。塞林格與周圍的鄰居相處融洽，與當地的年輕人也保持著和諧的關係，一起參加體育活動，一起外出旅行。他跟青少年待在一起的時候很舒服，彷彿回到了從前。

就在這時候，這位名叫雪莉·布蘭妮的高中女生聯繫到了塞林格，希望可以做個採訪，她聲稱這是學校佈置的一個作業。雙方約定見面，一起吃了午餐。布蘭妮開門見山，但她的問題並不深入，主要圍繞作家的生活和寫作經歷。

塞林格一一作答。1919年，他出生於一箇中產階級的猶太家庭，但對於許多具體的家史，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他的父母不斷躍升到紐約富人階層，一些猶太背景被不斷重述和修改。母親對他很寬容，父親則一心在生意上，對塞林格的藝術夢想不屑一顧。1934年，塞林格即將16歲，被父母送到福吉谷軍事學校，他們認為兒子需要一個嚴格的環境，塞林格在這裡開始嘗試寫作。

那後來是怎麼走上職業寫作的道路的呢？布蘭妮問道。塞林格說，他在193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讀書，遇到了文學道路上的良師益友惠特·伯尼特。伯尼特是《小說》雜誌的編輯，在學校裡教授短篇小說寫作。這一年年末，塞林格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說，名為《年輕的夥伴》，寫的是上流社會大學生的空虛生活。在1940年年初，這篇作品發表在《小說》雜誌。塞林格的文學生涯由此有了開篇。

這一年年末，塞林格開始構思一部長篇小說的提綱，這個長篇最終變成了《麥田裡的守望者》。1941年，塞林格將小說的一個章節單拎出來，取名為《麥迪遜的輕度反叛》，小說主角叫霍爾頓，也就是後來《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主角。小說裡，霍爾頓痛恨學校，也恨紐約生活。他的反叛形象已經確立，只是還沒有自己的腔調。

接下來，布蘭妮問到了戰爭。不錯，塞林格在1942年入伍，後來進入反情報部門，兩年之後被派到歐洲戰場，參加了諾曼底登陸。搶灘登陸的時候，他的身上就帶著《麥田裡的守望者》的手稿。戰爭改變了他的生活，也正是在戰爭勝利前後，加上婚姻的裂痕，塞林格出現了疏離他人的跡象。

一封當時寫給作家海明威的信件保留了下來。塞林格當時在德國紐倫堡，負責甄別戰犯，遣送難民，“並沒有什麼大的狀況，但總是有一種持續的沮喪感籠罩著我。”他這樣寫道。

塞林格想離開軍隊，這樣可以全身心地寫東西。他透露，自己正在創作一部很敏感的小說，很可能就是後來的《麥田裡的守望者》，還有一部戲劇，也跟霍爾頓有關。塞林格還想排演這部戲劇，他自己來扮演霍爾頓。

那麼，《麥田裡的守望者》寫的是你自己嗎？布蘭妮終於問到了點子上。塞林格猶豫了一下，他沒有正面回答。“寫完之後我如釋重負。我的少年與小說裡的男孩幾乎是相同的。把這些告訴讀者之後，心裡很舒服。”塞林格回答說。

在小說裡，霍爾頓是一名16歲的高中生，他學習成績極差，多門不及格，被校方開除，由此成為了一個被放逐的少年，獨自坐在山頂上，遙望那個虛偽的世界。為期三天的遊蕩過程中，霍爾頓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站在成人和童年的中間，把世界分成了兩半，真誠的和虛偽的，但又充滿矛盾。

霍爾頓的弟弟天性純真，卻因病去世。他還有一個妹妹，只有10歲，同樣單純。兩人進行過一次真誠的對話，霍爾頓總是想象著，有一大群孩子在麥田裡玩遊戲，沒有任何大人看著，旁邊就是懸崖。“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個跑向懸崖的孩子——我是說要是他們跑起來不看方向，我就得從哪兒過來抓住他們。我整天就幹那種事，就當個麥田裡的守望者得了。”霍爾頓說。

最關鍵的是語調，既是霍爾頓說話的聲音，也是塞林格敘述時的語言風格，時不時出現髒話和俚語。至於故事本身，許多都跟塞林格的真實經歷有關，霍爾頓讀預科的地方就來源於塞林格讀過的福吉谷軍事學校。更何況，霍爾頓的性格也跟塞林格很像，常常顯露出行為方式上的矛盾。

《麥田裡的守望者》在1951年出版，掀起了討論的熱潮。塞林格也由此成為美國戰後一代年輕人的代言人，模仿霍爾頓的言行舉止甚至成為了一種時尚，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穿著風衣，將紅色鴨舌帽反戴。

也有許多讀者希望霍爾頓的創作者能站出來，回答他們的疑問，但塞林格試圖重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狀態。他原本住在曼哈頓的公寓，後來搬入了一個很普通的小房子，以苦行僧的風格裝修了一番。在周圍的人看來，新公寓漆黑一片，如同一個囚室。兩年之後，他終於從紐約離開，在鄰近的新罕布什爾州的鄉下找到了一個安寧的地方。

這時候，塞林格拒絕了無數的採訪邀請，卻接受了一個高中生的請求。不過，布蘭妮的這篇採訪最終出來的時候，不是寫在高中要求的報告裡，而是發表在了當地的一家報紙上。這家報紙很可能利用了布蘭妮，通過她取得了塞林格的信任。文章的筆法有些稚嫩，還提到說，塞林格的面孔看起來像是外國人。

這讓塞林格感到受傷。或許狡詐並不只是發生在成年人的身上，虛偽也並不只是在城市裡才有。後來，當一些高中生來到他的農舍打探究竟時，塞林格坐在屋子裡，假裝自己不在家。幾周之後，他在院子周圍豎起了一道籬笆。

兩年之後，塞林格在住所旁邊不遠處，建了一個專門寫作的地方，他稱之為“暗室”，也是從繁瑣的家庭生活中分割出的一個私人空間，他也在這裡打坐。

馬特·塞林格，塞林格之子，塞林格基金會的負責人。攝影/Ali Smith

作家的電話

塞林格決定給《紐約時報》打電話。這讓電話那頭的記者拉賽·福斯伯格感到意外。那是1974年。當時，塞林格早已經停止了發表和出版作品。但他也並未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完全地離群索居，仍然關心著外界的變化。有時他會到紐約去，在一家名為戈瑟姆的書屋停留。他的出現並沒有引起外界的格外注意，這讓塞林格覺得挺新鮮。他跟書店老闆很熟，經常一起談論東方哲學。

書店老闆後來跟塞林格的傳記作者保羅·亞歷山大聊天，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有一次，塞林格的兒子馬特將棒球帽反戴，就像霍爾頓那樣，一進書店就趕到連環畫專櫃旁，而塞林格則消失在宗教書籍的後面。

對於宗教的興趣從戰爭期間就已經開始，一開始只是宿命論，後來達到了宗教信念的程度。在寫完《麥田裡的守望者》之後，塞林格又陸續出版了《弗蘭妮和祖伊》，以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

他再一次成為粉絲們追逐的對象，越來越多的人想要了解他的私生活，媒體助長了這樣的好奇心。如傳記作者所說，媒體的文章把塞林格描述成一個寫作的苦行者，讓塞林格逼進一個他自己也未必喜歡的隔離狀態，神話變成了事實，甚至是詛咒。1965年，塞林格最後一次發表作品，在自己的世界之間豎起了籬笆。

然而，將近十年之後，籬笆裡再次出現了陌生人。紐約的那位書店老闆發現有人試圖推銷一本盜版選集，裡面收錄了塞林格早期的21篇小說。那個人看起來有些文化，但很嬉皮，自稱是塞林格的粉絲，堅持認為這些作品應該被大眾知道。書店老闆立刻聯繫了塞林格本人，提醒他注意此事。這21篇小說寫於1940-1948年間，發表在《星期六晚報》和《紐約客》等報刊上，沒有被後來的小說集《九故事》收錄。

聽到盜版選集的消息，塞林格非常生氣。“我父親當時跟我說，就好像你有一件大衣，特別喜歡，有一天把大衣脫下來放在衣櫥裡面，然後有個人來了，也不知道他是誰，就把這件衣服偷走了。你可能會跟他說，把這件衣服還回來，這不是你的衣服，那是我的衣服。”馬特·塞林格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說。

長期以來，塞林格花費了很大精力來保護自己的作品和隱私，也強調不會出版這些早期作品。然而，長時間看不到塞林格的新作，還是促使一些離經叛道的年輕人將這些小說收錄起來，印刷了大概兩萬五千本，推銷到舊金山和紐約等地的書店。

塞林格聯繫了經紀人桃樂西，後者為此聘請了律師。律師認為，這些盜版書籍觸犯了版權法，然而，塞林格並不想打官司，他知道，這等於主動上鉤，甚至會成為新聞界的節日，而且訴訟意味著大量的精力投入。桃樂西給出了另一條路，那就是藉助媒體的力量，讓盜版書的出版者知難而退。桃樂西找到了《紐約時報》，這家媒體要求採訪塞林格。

電話剛接通，塞林格就跟記者福斯伯格強調，自己只想聊一小會兒，最後卻談了半個小時。福斯伯格覺得，這位作家聽上去“一會兒熱情迷人，一會兒又疑神疑鬼，有些激動”。“那些都是我很早之前寫的作品，從來沒打算出版，就想讓它們自生自滅。”塞林格跟福斯伯格表示了自己的憤怒和沮喪，“我不是想掩飾自己早年的笨拙，就是覺得這些小說沒有出版的價值。”

塞林格的表述並不全部符合實際情況。事實上，他曾經有過出版小說集的計劃，那是在1944年，小說集擬以《年輕的夥伴們》為題，一共19篇，其中15篇是塞林格自己跟經紀人推薦的。

福斯伯格的報道最終發表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上。他在文章裡提到，塞林格對盜版選集的編者和17家書店提起了訴訟，要求編者賠償至少25萬美元，書店的罰款則從4500元到9000元不等。

文章的末尾，塞林格承認自己還在堅持寫作，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在上面。他的語速很快，必要時會出現停頓。最後，塞林格談起了他面臨的處境。“我自己的這種態度讓我也吃到了苦頭。在外界的印象中，我變成了怪異又疏離的那種人。但是，我所做的這一切，不過是想要保護我和我的作品。”他對福斯伯格說。

報道發出之後，立刻起到了塞林格希望的效果。法院下令禁止發行和銷售盜版選集，那些推銷選集的人也消失了。當然，這並沒有停止外界的好奇心，與塞林格相關的傳說和故事不斷增加，而他本人一直保持沉默。

拒絕長大的霍爾頓

2009年，塞林格迎來了他的90歲生日，而在他的虛構世界裡，霍爾頓仍然是那個16歲的少年。塞林格身體虛弱，只能依靠手杖行走，而且，他幾乎變成了聾子，這跟戰爭期間聽力受到的損傷有關。一年前，他成立了J.D. 塞林格文學信託基金，每一部作品的處置權都由基金管理。

然而，一本新書出版的消息再次打破了塞林格的寧靜生活。英國媒體《衛報》刊載消息，一本名為《60年後：走出麥田》的小說出版，9月份即將在美國發行。書裡的情節與《麥田裡的守望者》如出一轍，只不過主人公已經變成了76歲的老人，他漫步在曼哈頓的大街上，不禁讓人想到霍爾頓的漫遊。

經過了經紀人的一番對照，塞林格瞭解到，書裡的很多場景和事件都跟《麥田裡的守望者》雷同，語言和作風也沒有變化。事實上，早在1961年，也就是《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十年後，《紐約時報》曾把那種隨意的敘述腔調歸結為霍爾頓式的語言（Holdenese），不符常規，還夾雜著俚語。

塞林格想找到始作俑者，然而《60年後：走出麥田》的作者使用了筆名，叫作約翰·大衛·加利福尼亞，聲稱在柬埔寨鄉間的一個廢棄小屋裡第一次讀到了塞林格的小說。圖書的出版社更加讓人驚訝，出版物包括笑話書籍和色情畫報。

在新聞界和讀者的密集關注下，作者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他是瑞典作家弗雷德裡克·科爾廷。有媒體推測，科爾廷是故意站出來，企圖引誘塞林格打官司，藉此進行宣傳。塞林格應戰了。6月1日，訴狀遞到了曼哈頓第二區法院，塞林格沒有親自到場，事實上，整個庭審過程中，他都沒有現身。

科爾廷的律師認為，《60年後：走出麥田》與塞林格的原作相距甚遠，屬於諷刺性的模仿品。他們反對塞林格將霍爾頓據為己有。而塞林格的律師則堅稱，這本書是“不折不扣的剽竊”。外界的注意力仍然聚焦在塞林格身上，經紀人則公開表示，這位作家已經耳朵失聰，此前摔裂了臀部，需要依靠旁人攙扶，目前還在療養中心。

這場官司引發了大量的關注，互聯網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評論和回憶文章。許多人描述其當年閱讀《麥田裡的守望者》的感受，那時他們可能還未成年，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眼中看到了不同的霍爾頓。霍爾頓是他們的精神化身，塞林格則是他們的偶像。

當然，許多文章也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誰才是霍爾頓的真正擁有者。儘管塞林格擁有法律上的知識產權，但那些讀者將霍爾頓看做是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即使過了數十年，依舊如此。

自從1951年問世以來，許多人曾希望能夠將小說改編成電影，甚至是比利·懷爾德和斯蒂芬·斯皮爾伯格這樣的大導演，也都被塞林格一一回絕。BBC廣播公司希望可以將其拍成電視劇，最後也只能作罷。

7月初，法官做出了判決，認定《60年後：走出麥田》是《麥田裡的守望者》未經授權的續集，並沒有被告科爾廷宣稱的那種原創性，禁止在美國境內發行。科爾廷提出上訴，隨後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美國四大傳媒巨頭聯合起來，進行司法申訴，要求推翻對塞林格的有利裁定。塞林格數十年來的不合作終於換來了媒體界的反彈。

法院沒有立刻做出判決，但塞林格已經開始失去對自己創造的角色霍爾頓的控制，不是因為別的，互聯網的存在讓禁止在美國發行的判決失去了實際的意義，美國的讀者依然可以買到這本書。而且，對方將官司變成了宣傳的噱頭，《60年後：走出麥田》的封面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標誌，寫著“此書在美國被封禁”。

“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馬特·塞林格最後對《中國新聞週刊》感嘆道。2010年1月，塞林格去世。馬特代表塞林格的家人，發表了一份聲明。

傳記作家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則表示，“我們堅持把我們崇拜的那些人抬高到脫離現實的高度，到後來我們又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高度感到不滿，要把偶像的高度砍下來才痛快。”也因此，塞林格的公眾形象開始分裂，他守護著自己的生活，同時，不斷與來自世界的各色目光進行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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